教會學校教育和基督教文明
文/宋以敏
黃星老友和我是60多年前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時的同事。近些年來，我們之間一直在交流各自的所思所寫，對一些問題有著不少共同的感受。去年秋我為貝滿（現166中學，下同）女中150周年校慶寫了一篇短文，照例發給了她。碰巧黃星正在寫自己在香港所受的教會學校教育，對這篇小文發生了興趣，並約我為她的書寫點什麼。那就讓我以此開篇吧！
貝滿女中的150周年校慶快要到了。參加了校慶籌備會的李霞麗告訴我：王蕾，我們年輕、美麗、開明的現任校長，希望老同學們找出點兒紀念物，寫出點兒紀念文章。我找出了1948年畢業時的師生留言冊，重新翻看，不免感慨不已。這裡只談重讀副校長寇樂然先生——當年大家一律叫她Miss Cross——的贈言後想說的幾句話。她寫的是:
「To Class1948
「We all wanthappiness. No one likes a sour puss who never smiles and who sees only the darkside of life. But how can we be happy when so many have no food,no homes and no opportunity?
「I would say that the best way togain truehappiness is to forget your own interests. See how muchyou can helpothers, your own family, your schoolmates, your teachers, the workers in your homeand the community.
「We here at Bridgeman will follow your careerswith great interest. If you succeed, we will be happy with you . If you suffer, we willsuffer too . We are one big family and we succeed and fail together . Power toyou!
Sincerely,
Laura B. Cross」
（翻譯成中文是: 「我們都想得到幸福。誰也不喜歡當一個從來沒有微笑、沒有歡樂、只看到生活黑暗面的人。可是，在那麼多的人還沒有食物、沒有家和也沒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感到幸福呢？我要說，得到真正幸福的最好辦法就是：不要只顧自己，要看看你能給他人多少幫助,給你的家人、你的同學、你的老師多少幫助,給在你的家裡和社區裡服務的人們多少幫助。我們貝滿人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你的事業。如果你成功了，我們會分享你的快樂；如果你受難了，我們會感同身受。我們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成功和失敗都在一起。努力吧！」）
貝滿的校訓是敬業樂群,MissCross用上面這幾句話對校訓做的詮釋，可以說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當下，都適用於世界各國的學生。貝滿後來改為女十二中和166中學後，這個校訓得到了保留，正好說明，這屬於普世價值。在我們這些當年曾經受教於包括她在內各位貝滿教師的同學們當中，就在那麼多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認真做事、平等待人、助人為樂的精神。同學中以醫生、教師等各種專業人員為終身職業服務社會的比比皆是。我們班上還湧現出幾位貢獻較大的教育家、醫師和藝術家！張冰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北京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外貿英語教學，後來成為深受學生愛戴並享譽全國的英語教授。大家的精神追求和事業成就，都和在貝滿受到的教育分不開。
1949年後我們多年受到的教育是，美國和其他西方人士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屬於造禍於中國的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產物。紀念貝滿150年校慶，這就包括承認學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85年所取得的教育成就。這是完全正確的。這說明，166中學沒有因為貝滿是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就把它前85年和後65年的歷史分為水火不相容的兩段;沒有把學校前85年的歷史當作一部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史一筆勾銷。學校在教育理念上，大概也不會同它一刀兩斷，反其道而行。
我們班的畢業同學錄得以復現，完全是周竹英同學的貢獻，時間好像就在1984年120周年校慶的時候。正是因為她還保存著這份畢業錄，才使我們高三班同學相互間的觀感得以再現。當年她向我們展示這份畢業錄時，大家是多麼驚喜！又是母校把周竹英保存的原件（已成文物）列印成冊，才使我們參加校慶活動的同學得以人手一冊。衷心感謝周竹英！感謝母校！
在這裡也想說一點我直接受惠於母校的經歷。
我在貝滿的兩年中結交了三位終身摯友。我們不光在學校裡互相友愛，離校後也一直盡力互相幫助，悲喜與共。在我們的身心上，校訓和母校教育是得到體現的。這裡特別想說一下張冰姿對我的無私和高效幫助。
貝滿畢業後，我只在清華大學外文繫上了不到一年課就被抽調離校,準備進入即將成立的外交部工作,從此就離不開英文了。我的英文全靠在重慶南開中學和貝滿打下的底子。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主要用於閱讀英文報刊和從英文到中文的筆譯，尚可湊合；之後，有了參加對外學術交流的機會，得寫英文論文、同外國學者用英語討論問題，這點英文就太不夠用了。又是得益於在母校打下的英語基礎，特別是參加每一次活動都能得到老同學張冰姿的具體幫助，使我基本上還能對付得過去。我每寫完一篇英文論文或發言稿，都要向她求助,當面或者在電話裡念我的稿子，她邊聽邊提意見，逐句或認可或糾錯和改進。一旦經過她的校正，我就有了自信心，和外國學者談話就能做到比較自如和流利。張冰姿極為忙碌,身體一直不好。有一次我的論文急待定稿，她卻正處於類風溼頑症發作的折磨之中。我知道她的病況後，這次不忍心再去麻煩她。她卻硬叫我還是到她家裡去一趟。我到她家後，她躺在床上，忍住身體的巨大疼痛聽改完了我的稿子。張冰姿已經離世多年，寫到這裡，再一次深深感念母校和模範遵行校訓的張冰姿！
以上是為校慶活動寫的應景之作，只是裡面談到應該如何評價教會學校對中國教育所做的貢獻，是藉此機會把早有所感的一點想法說了出來。在以往一個長時期，我對己對事都是按黨怎麼說就怎麼去想去做的。曾一再檢討家庭和在民國時期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對自己思想的不良影響。近三四十年來，對於在過去思想改造運動中作的自我檢討，對出身家庭和所受教育作的批判,越來越覺得需要反思,也越來越感到心中有愧。1985年10月貝滿120周年校慶，我為校方決定舉辦大型活動、為自己有機會對母校教育表示感恩，很是高興。
最近讀到陳遠著《燕京大學—1919-1952》一書，使我對貝滿女中的創辦人貝滿夫人（Eliza J. Bridgman）充滿敬意。在這裡，我願把書裡的一段話抄在下面：
「蘇格蘭獨立傳教士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牧師見到一個婦女帶著三名小女孩乞討。這一情景深深地打動了他。身為一個單身漢，彭斯牧師當時沒有能力照料這些女孩，但是，他帶她們去見了貝滿夫人。貝滿夫人收留了她們，答應負責她們的全部生活。貝滿夫人的丈夫是第一個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了丈夫的傳記後，貝滿夫人從上海遷到北京，成為美國公理會成員。從北京街頭救來的這三個小女孩和另外兩個女孩成了一所學校的首批學生，這所學校後來發展成貝滿女校。這還是由於嚴格限制裹腳學生入校的規定使入學人數受到了影響。在美國長老會、倫敦會和美以美會的婦女國外布道會的幫助下，該校最後發展為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驅——華北協和女子大學。」
這段介紹使我深受感動。貝滿夫人的行為不正是貝滿校訓和MissCross給我們1948年畢業生留言精神的具體體現嗎？這三個「沒有食物、沒有家也沒有機會」的女孩兒正是我們的始祖學長。貝滿夫人從事的事業是充滿人性和愛心、造福中國女學童的偉大善舉，怎麼說也不能斥之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
其實，所謂「文化侵略」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外國人到本國來、本國人到外國去興辦文化教育事業，屬於不同國家之間的正常文化交流活動。外國人來中國辦教會學校，同中國人到外國去辦孔子學院，有什麼區別？何況教會學校來中國辦學，並不是強要中國人信教，只是按基督教精神來做社會服務工作。近百年教會學校教育的歷史說明，它們帶給中國的是科學與民主的先進文化。它們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精神灌注到學生的頭腦裡，使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現代化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
在中國的教會學校，絕大多數都是由屬於基督教新教的教派興辦的。新教提倡自由，包括尊重以至強調個人信仰的自由。它們辦學的宗旨不是傳教，而是授業育人。這和我在貝滿時的感受完全一致。教師和學生們思想自由，他們是不是基督徒同他們如何授業和受業沒有聯繫。我參加了學校裡由Miss Cross主持和組織的團契，團契裡也沒有任何傳教活動，更像是一個英語俱樂部，內容主要是用英語講故事、演劇、唱歌等。
由貝滿發展而來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又同另外兩個教會大學聯合，成立了燕京大學，燕大最初的校址還就設在後來貝滿女中高中部和現在166中學所在的同福夾道。燕大儘管設有神學院，全校同樣並不強調基督教育，實行的也是自由教學，包括尊重學生信仰共產主義的自由。
教會學校為中國培養出了大批人才。中國一些頂尖的精英人才群體，例如從協和醫學院畢業的多位醫學大師，就出自教會學校。在這裡，我想談幾位燕京大學出身的傑出人士。
在外交部的老幹部中，有多位出身於燕大的革命者。黃星和我在外交部新聞司工作時，司長是我們兩人共同愛戴的龔澎女士。她就是燕大的學生。在她的領導下，1957年之前的新聞司，大家的工作高度緊張，司裡的氣氛民主、平等，生活過得充實而愉快，和外交部其他一些單位的風氣不大一樣。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有一點自由化的傾向。這也是為什麼1957年反右派運動，在外交部一共打出了二十幾名右派分子（佔全部人數不到1.5%，大大低於為整個運動所定的5%指標），新聞司一個司竟佔八名之多。除了龔澎，在前外交部長黃華、前駐聯合國常駐代表凌青和前駐美大使韓敘等另外幾位燕大學生身上，也有相似的作風。他們也都沒有官氣，對受他們領導的同志能平等相待，做事親力親為，十分勤奮和敬業。能說這種作風和他們所受的燕大教育無關嗎？
令人十分敬佩的蔣彥永醫生畢業於燕京大學和協和醫學院。他在《蔣彥永文獻集》中自稱，在這兩個學校共八年的「嚴格教育對我終身影響最深，燕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校訓牢記我心中」。蔣醫生確實把校訓化作他一生的社會實踐，高尚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同他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融為一體。受到那麼多思想者和老中青學人尊崇的周有光老先生，是仍然健在的超高齡高智慧國寶。在醫療上，極為忙碌的蔣醫生簡直成了周老的專職保健醫生。他長期密切關注周老的健康狀況，需要時立即為周老做出各種就醫安排。但是，得到蔣醫生特殊關照和幫助的，又何止於周老！經過蔣醫生的努力，不知使多少位可敬的社會人士轉危為安，延長了生命！所有了解蔣醫生所作所為的朋友們，無不深受感動。
在蔣醫生的推薦下，不久前我讀了《協和醫魂曾憲九》這本書。這位被譽為中國現代基本外科重要奠基人的醫學大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是教會學校成功教育的一個範例。曾憲九教授本人出生於在武漢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牧師。這位牧師「堅信通過社會漸進和傳布福音可以在人間建立公正慈善的社會而實現『上帝之國』，主張『以學輔教』，以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他以平等、博愛、慈善、勤奮及開放的精神教育廣大學生和自己的子女。」曾教授從小到大進的都是教會學校。和蔣醫生一樣，也畢業於燕大和協和醫學院。
我國目前的教育狀況實在令人擔憂。教會學校在中國辦教育的成功經驗，值得受到重視和研究。有選擇地借鑑這些經驗並且根據時代潮流不斷增加新的內容，大有益於去除我們教育中的各種弊端。
毛澤東早就確定，要徹底消除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存在和影響。作為外交政策三原則之一的「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就是這個意思。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就決定出兵幫助金日成打韓戰，美國當即成了中國的頭號敵國。這場戰爭為全方位反美提供了最有力的理由，這時人人都必須採取「蔑視、仇視、鄙視」美國的態度。外國人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自然被收管或取締。Miss Cross等外國教會人員自然也沒有可能再在教會學校和中國待下去。在進貝滿之前，我還曾在英國聖公會辦的篤志女中（後來的女八中）上過半年學。留學英國的常校長和兩位英國教員——裴先生和斐先生都是年長的單身婦女，她們對學校事務的全身心投入和對學生的關愛，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裴、斐兩位先生此時想必也只能回到英國去了。幾年前偶然讀到女八中出的一本紀念冊，裡面提到，解放後常校長被趕出了學校，她孑然一身，無家無業，只能靠給人當保姆為生，不久就去世了。讀到這個消息，心裡很是難過。
從教會學校教育聯想到，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基督教文明在人類精神和物質生活中的歷史地位？從教會學校教育的成功和師生們的學養教養來看，儘管學校並不直接傳教，基督教文明仍然在學校裡產生著影響。這種影響是好的。因為這種教育符合人性，有利於促進社會進步，創造社會和諧。對這個問題，我完全沒有研究，只是很願意學習。這裡介紹一下趙復三教授、周有光老先生和已逝學者楊小凱的看法。
今年7月15日剛去世的趙復三先生是我們的老鄰居、老朋友。他當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和副院長。他26年前離國後一直在歐美從事教學、學術著作譯介和學術研究。趙對宗教問題素有研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在講課和著文中提出，與民族宗教（如財神菩薩之類民間信仰）不同的高級宗教不是迷信，而是人類最初的理性；它不是逃避人生、而是對人生嚴肅的思考；宗教的本質是每一個民族文化的蓄存所。一次我寫信請教他，應該如何看待當時出現的對基督教二元論的批判。他不只一次寫信作答。他說，基督教神學其實是「人學」，基督教給了西方人一整套世界觀：1，人的意識，由對外部世界的意識（前蘇格拉底時期希臘人對宇宙本體的探討）發展到人對自己的認識；說『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劃清人由依附自然的動物狀態進到人能創造的認識；講人的自由，為人世變幻多端從認識論打開途徑；人能為善也能作惡，解決了孟子和荀子的爭論；人有靈魂，「靈魂得以永生」是基督教的精義，靈魂的訴求就是引導人走義路，人做了壞事可得救贖； 2，社會觀，包括對社會的態度，講 「天國降臨」，講建立社會靠人與社會的和諧關係；講人與人應彼此相愛；這和強調彼此相恨的階級鬥爭論是對立的；3，宇宙觀，又在人與宇宙的關係中，承認人對宇宙的依存，承認人對宇宙的無知。
早幾個月的2月6日，我去拜訪已過了109歲生日的周有光老先生。周老從來都是「從世界看中國」。這天他聊起了宗教問題，說，基督教不光是在天上建造出一個天國，也要在地上實現這樣一個天國，基督教是在地上做事體的。周老96歲時在一篇論述基督教的影響和作用的文章裡已經說過：基督教本來是被壓迫者奴隸的宗教，後來成為壓迫者帝王的宗教，16世紀宗教改革為民主革命開路，宗教更加寬大和自由了；經過自我革新的基督教會，從反對科學改為提倡科學，從抵抗民主改為支持民主；宗教能執行世俗制度所難於完成的任務，例如道德的教化，人格的升華；宗教為來世服務之前先為現世服務，使人們看到，世俗社會能建設得如此美好，更相信天國一定是無比美好，這就是傳統宗教的現代意義。宗教控制政治、阻礙社會進步的時代必然要結束。
生前被譽為一位本有希望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楊小凱最後成了一名基督徒。他談到自己對基督教的認識過程是：首先從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發現在經濟上能夠使一種社會秩序不斷擴張的，只有基督教。他引用國外一些學者的看法，說意識形態、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準則，決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這個東西決定政治遊戲規則，決定法律制度和經濟表現；凡是新教文明佔優勢的國家，它的憲政秩序、經濟表現就好。他的自述，見由葛劍雄、丁東、向繼東主編的《望盡天涯路》一書。
最近讀到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4月23日同王岐山的談話，講到了宗教同法治的關係。他說，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分析到法律的精神來源於宗教，各教派之間的衝突形成了一定「相互的監督」作用，但最終神是唯一鑒別真理的標準，也是統治支配的力量，所以在法律（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來源於宗教精神的法律統治（rule of law）包括統治者在內，司法獨立於政府的脈絡就是這樣來的。
從這些學者的論述中讓我們看到，教會學校通過在中國辦教育，包括它們引進的基督教文明，符合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按貝滿和燕京大學的校訓培養出來的學生，就能使他們成長為追求真理和自由、懷著熱心和愛心並擁有專業能力服務社會的高資質公民。兩校那麼多位學長的非凡成就已提供了實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再強調要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精華。基督教文明中含有人類文明精華，加以吸收，只能有助於消除我們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假、惡、醜現象，有助於把國家和社會的建設轉到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來。
（2015年10月修改）
由歷史學者陳遠發起，長按二維碼可加關注，投稿及合作請致信fengmanxi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