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自由意志主義和政治運動

本來近期都沒有打算更新，昨天早上醒來在媒體上看到香港陷入變本加厲的混亂，心中憤懣，心血來潮想寫幾句發洩一下不滿，於是就有了昨天那篇《反自由主義的街頭運動》。臨時起意，沒有好好構思（實際上那篇推送最初的名字就是「幾句牢騷」），文章寫得有失嚴謹，也不夠細緻，但大體上表達出了我關於自由的基本理念。雖不滿意，也懶得改了。

 

自由意志主義者常常要面臨一個尷尬：人們習慣了劃分左右陣營，用一種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來判斷你是盟友還是敵人。於是當我編輯《簡讀<社會主義>》時，收穫了一批熱愛民主的讀者；而當我批評民主運動時，又令這些讀者大失所望，甚至被懷疑是五毛。

 

不過在昨天的文章評論中，有一位朋友Gavin的留言很有意義，值得分享：

最後一張圖中的留言可能因為某些詞語觸犯了天條，無法在評論區顯示。

在第二條留言中，Gavin提到了黑市主義（Agorism），以及羅斯巴德對黑市主義的開創者科金三世（Samuel Edward Konkin III）的批評。

 

科金是羅斯巴德之後的一位自由意志主義活動家，他年輕時參加過晚年米塞斯在紐約的研討班，並深受羅斯巴德的影響。他在1980年出版了代表作《為了新的自由意志主義》（For a New Libertarianism），提出了黑市主義的理論，倡導在政府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外通過黑市建立獨立的自由社會，並對和羅斯巴德一起創辦加圖研究所的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提出批評，認為科赫的一家獨大對於自由意志主義運動來說不是好事。

 

羅斯巴德對科金的理論提出了批評，認為科金的理論不切實際，黑市也許能夠解決一些生產過程簡單的日用品，但無法提供像汽車、建築之類的複雜工業產品，同時為科赫提出辯護，認為科赫作為出資者，當然有權利過問自己的資金如何使用。

 

上面留言中Gavin引用的那句話就出自那篇文章：

「實際上，恐怕只有一種辦法能夠消除這可怕的預扣稅。我鬥膽說出它的名字——政治行動。」 

之後科金也對羅斯巴德的批評做出了回應，他認為黑市的能量比羅斯巴德所想像的要強大得多，同時批評羅斯巴德的邏輯不一致：羅斯巴德認為暴力革命不可能達成自由意志主義的目標，同時又不認可黑市主義，難道要等統治者和平地乖乖下臺嗎？他還指出，由科赫控制的自由意志黨從本質上無法免疫於政黨攫取權力的本性，而羅斯巴德將會率先見證這一腐化的過程。

 

沒過多久，科金的預言成為了現實，羅斯巴德遭到科赫與愛德華·克蘭（Edward Crane）的排擠，被掃地出門。加圖研究所也轉而反對金本位、支持央行，甚至曾經請印鈔大師、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其25周年典禮上致辭。

 

後來科金根據他與羅斯巴德相互討論的結果，重新整理了《為了新的自由意志主義》，在1983年出版了第二版。這一版的正文前面加上了羅斯巴德寫的評語：

「科金的作品應當受到歡迎，因為我們在運動中需要更多的多元中心論，因為他撼動了容易陷入輕率自滿的黨派主義，更因為他珍視自由，能夠閱讀與寫作——這些品質在自由意志主義運動中似乎有些過時了。」

幸運的是，盧·羅克韋爾在1982年創立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研究所。在各種運動中到處尋找盟友的羅斯巴德終於安定了下來，在餘生中堅守自己最純粹的自由理念。而科赫基金會和加圖研究所則視米塞斯研究所為大敵，想盡辦法加以阻撓。

 

據賈斯汀·雷蒙德的《羅斯巴德傳》稱，1979~1983年間，在加圖研究所與克蘭的鬥爭對羅斯巴德的健康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並患上了心絞痛。1995年初，不滿69歲的羅斯巴德因心臟病而去世。

 

我們沒法假設，如果羅斯巴德沒有將那麼多的精力耗費在加圖研究所或自由意志黨，他是否能給後世帶來更為豐碩的精神財富，至少好整以暇地完成《在自由中孕育》的第五卷。我們也沒法假設，羅恩·保羅如果沒有投身政壇，是否還能取得今天這麼大的影響力。

 

活在現實世界中，自由主義者理應想盡一切辦法為爭取自由而奮鬥。可能我們的確無法避免使用政治手段，但至少該對它保持警惕，不要迷失在為了鬥爭而鬥爭的困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