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未在上海公開露面的文化學者、作家餘秋雨，19日攜新書《君子之道》現身上海書展，暢談他眼中的「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之於中國，有如騎士精神之於歐洲。」在餘秋雨看來，一直以來，中國人沒有成功地在國際社會面前描述清楚自己。中國從未發動侵略戰爭，有著悠久的文化，但在世界其他國家民眾眼裡，中國的好感度排位很低，反倒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印象分非常高。
餘秋雨風趣地說，近三十年迅速崛起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街市」，大家知道它體量很大、個子很大、壽命很長，知道他走了很遠很遠的路來，但不知道這個巨人的性格脾氣，所以產生了一種陌生感，由陌生感上升到恐懼。在他看來，交朋友首先要了解人格、性格、脾氣，中國在海外比較被熟悉的京劇、雜技卻都是「術」，「就像巨人給你變了很多花招，展示了很多肌肉，從口袋裡拿出好多古董來，說我的爺爺很厲害，我爺爺的爺爺更厲害，但還是不能交到朋友。」
餘秋雨認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集體人格。有的民族追求的是先知，有的是巨人，有的是紳士，有的是牛仔，有的是浪人或者武士。而中華民族追求的集體人格就是「君子」，這一點還沒有像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那樣，讓世界了解和接受。
餘秋雨又幽默地表示，中國的古文就是老祖宗的「遺囑」，告訴後人應有什麼樣人格和處事方式，君子就是其中的模範。隨後他從「君子坦蕩蕩」、「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不器」、「君子懷德」、「君子有禮」、「君子成人之美」、「中庸之道」等方面講授了如何成為一名君子的要領。他認為，君子之道存在於生活中的每一個微小細節。
餘秋雨也認為，過去的「君子之道」有一定的弱點，如缺乏公共意識、實證意識、互衛意識，過於潔身自好，這些弱點使得「君子之道」衰落了。他希望中國人能用新的國際觀，新的時代觀重建「君子之道」，提升中國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記者 鄒瑞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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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人的人格理想
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個問題，既帶有歷史性、現實性，又帶有理想性。
顯然，這種集體人格必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 我可以再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個人我說過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不差於中國文化人，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 》（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會發現，最後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鍵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 「聖徒人格」 和 「紳士人格」。
與 「聖徒」 和 「紳士」 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 「君子」。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於 「君子」。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 「最大公約數」。
「君子」，終於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 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 「聖徒人格」 和「紳士人格」 外，還有 「騎士人格」、「靈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 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 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 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澱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 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 的人格原型，然後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 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 「獨尊」 的地位。
不少中國現代作家和學者喜歡用激烈的語氣抨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揭示醜惡的「國民性」。看似深刻，但與儒家一比，層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師如林，哪裡會看不見集體人格的毛病？但是，從第一代儒學大師開始，就在淤泥中構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設計。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都向那裡 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 兩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即可稱之為 「君子之道」。甚至，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那裡。
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麼都有了；沒有君子，什麼都徒勞。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澱一切，預示一切。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後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於理想的預示。後代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麼，文化的最後結晶，是人的歸屬。
五、「小人」的出現
儒家在對 「君子」 進行闡述的時候，採取了一種極為高明的理論技巧。那就是，不直接定義 「君子」，只是反覆描繪它的對立面。
「君子」 的對立面，就是 「小人」。用一系列的否定，來完成一種肯定。這種理論技巧，也可稱之為 「邊緣裁切法」，或曰 「劃界確認法」。這種方法，在邏輯學上， 是通過確認外延，來包圍內涵。
因此，「小人」 的出現，對 「君子」 特別重要。其實不僅在理 論概念上是這樣，即使在生活實際中也是這樣。如果沒有小人，君子就缺少了對比，顯現不出來了。
「小人」，在古代未必是貶義，而是指向著一些低微的社會地位和生態群落。誠如俞樾在《群經平議》中所說：「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漢世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也。」
但是，生態積澱人品。終於，這組對比變成了人品對比。我認為，「後儒」 的這種轉變，亦合 「古儒」 之意。
君子和小人的劃分，使君子這一人格理想更堅硬了。在漢語中，「人格」 之 「格」，是由一系列拒絕、擺脫、否決來實現的。在君子邊上緊緊貼著一個小人，就是提醒君子必須時時行使推拒權、 切割權，這使君子有了自立的框範。
君子和小人的劃分，並不一定出現在不同人群之間。同一群 人，甚至同一個人，也會有君子成分和小人成分的較量。我說過， 連我們自己身上，也潛伏著不少君子和小人的暗鬥。這也就構成 了我們自己的近距離選擇。唐代吳兢在《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 王》中說：
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
《貞觀政要·教戒太子諸王》
這就說得很清楚了，其間的區分不在於兩個穩定的族群，而在於我們內心的一念之差，我們行為的一步進退。我覺得這種思想，與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存在主義哲學中有關「由選擇決定人的本質」 的論述頗為相近，卻又早了薩特那麼多年。 儒家讓君子和小人相鄰咫尺，其實也為人們提供了自我修煉 長途中的一個個岔道，讓大家在岔道口一次次選擇。然後，才說得上誰是君子。君子，是選擇的結果。小人，是儒家故意設定的錯誤答案。設定錯誤答案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你選錯，而是為了讓你選對。
六、有效遺囑
儒家對後世的遺囑——做君子，不做小人，有沒有傳下來呢？ 傳下來了。而且，傳得眾人皆知。只要是中國人，即使不通文墨，也樂於被人稱為君子，而絕不願意被人看作小人。如此普及千年，如此深入人心，實在是一種文化奇蹟。
由此，儒家的遺囑，也就變成了整個中國文化的主要遺囑。 這一現象傳達了一個奧秘，那就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遺囑，總是與做人有關。
回想一下，孔子本來是有完整的計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一輩子下來，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不僅自己沒有達到， 而且講給別人聽也等於對牛彈琴。十餘年辛苦奔波於一個個政治集團之間，都沒有效果。回來一看，親人的離世使 「齊家」 也成了一種自嘲。最後，他唯一能抓住的，只有修身，也就是讓自己 做個什麼樣的人。因此，他真正實踐了的結論，可讓別人信賴的結論，也只有這一條。「修身」 本是他計劃的起點，沒想到，起點 變成了終點。
不錯，做人，是永恆的起點，也是永恆的終點。
因為與人人有關，所以能夠代代感應，成為有效遺囑。 一定有人不贊成，認為君子之道流傳那麼久，產生真正完美君子的比例並不高。因此，不能認為 「有效」。這種觀點，把理想人格的設計和引導當作了 「應時配方」。其實，人類歷史上任何民族的理想人格設計，都不具備 「即時打造、 批量生產」 的功能。君子之道也一樣，這是一種永不止息的人格動員，使多數社會成員經常發覺自己與君子的差距，然後產生 「見賢思齊」、「景行行止」 的嚮往，而不是在當下急著搭建一個所謂 「君子國」。過程比終點重要，鍛鑄人格的過程不應該中斷，而一個匆促搭建的 「君子國」，肯定名不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