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約翰·豐特（John Fonte），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本文是對戴維·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近著「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所做的書評。為方便朋友閱讀，提前說明一下，古德哈特在新書中杜撰了兩個名詞來形容兩種人，分別是Anywheres和Somewheres。不太好譯，暫且意譯為「世界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英文標題為：Being Somewhere，譯者對文章做了摘譯，英文全文見文末左下方的「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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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古德哈特一度是妥妥的左派人士：他是英國主流的自由派記者，《展望》雜誌創始人，也是布萊爾新工黨意識形態的支持者。過去數年間，儘管立場仍然中間偏左，他已經在一系列有關移民、認同、階級、福利、文化和民族等重要議題上改變主意。現在，他常常自稱為「中間派」和「後自由主義者」（post-liberal）。
在新書中，古德哈特把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總統形容為「當代民主史上兩次規模最大的抗議票。」它們是對當今「雙重自由主義」（double liberalism）政治現狀的強烈反彈。所謂「雙重自由主義」是指：支持開放國界和市場的經濟自由主義，以及力主個人解放的社會自由主義。
古德哈特的概念框架（得到了英美乃至世界範圍內調查數據的支撐）是兩種人——世界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核心價值觀之間的「鴻溝」。前者構成了英國人口的25%，正是他們主導了政治階層，他們的關切成了公共政策的優先目標。世界主義者支持「進步主義的個人主義」。他們「推崇自主、流動和新奇」，同時貶低「信仰、旗幟和家庭。」世界主義者「醉心於移民、歐洲一體化，……以及人權法案」，同時又「淡化民族國家公民的訴求。」
與從「世界視角」看世界的人不同，有些人則從「本土視角」看世界。這些本土主義者是根深蒂固的、社交上的保守主義者，更為年長，接受的正式教育較少，但是更依戀傳統、王權和民族。他們佔到了英國人口的50%；剩餘的25%則介於兩者中間。本土主義者的關切（如反對大規模移民等）常常為保守黨和工黨所忽視。古德哈特告訴我們，英國脫歐是本土主義者對世界主義者「越界行為」的反彈。
作者雖然沒有提到，不過，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的仰慕者和政治社會學的學者想必注意到古德哈特的「世界主義者—本土主義者二分法」與維爾弗雷多·帕累託（Vilfredo Pareto）「狐狸vs.獅子」的著名模式存在相似之處。按照帕累託的看法，所有的政治精英都可以喻為「狐狸」和「獅子」：前者長於思辨、富有創新精神、善於實驗、以現在為導向，不在乎傳統；而「獅子」則更為忠誠、富於團體意識、謹慎、持之以恆、忠於傳統。對政權而言，最好的結果是狐狸型精英和獅子型精英保持平衡。
古德哈特還解釋道，他在成年後的多數時間裡，「一直是堅定的世界主義者，從背景和生活方式上看，現在依然如此。」現在反思以往的立場，作者承認自己受惠於英國中間派思想家良多；而且他也感謝了美國人喬納森·海特和麥可·林德。
他最初脫離「正統自由主義」，源自他愈發懷疑大規模移民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他形容多數本土主義者、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多數英國人「支持移民但反對大規模移民」。換言之，他們不是偏執狂，相反他們富有常識，意識到「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移民湧入英國，正在給社會凝聚力帶來巨大壓力，比如對社區、對低技能的英國工人、對福利國家（包括作者在內的多數英國人支持福利國家）的衝擊。
「這絕非有悖常理，也不是心胸狹隘，」古德哈特告訴我們，一個民主制度下的人民試圖「廣泛控制他們所在社會的特性，因此，決定控制誰以及多少人可以進入英國。」他提醒人們注意：75%的英國人（包括多數少數族裔公民）認為移民「規模太大了」，但是多數人的關切被「世界主義者所把持的政治階層」嚴重忽視了。大規模移民，並非是「一種不可控的自然力量」，相反它得到了「1997-2010年間工黨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可以通過政治行動逆轉這一現象。
古德哈特還批評精英們所發起的文化多元主義，在他看來，這種觀念助長了少數族裔的分離主義。相反，他主張把移民同化到長期存續的英國社區和「英國價值觀」。他之所以「支持恢復適度水平的移民」，主要在於在較低的移民率下，把新人同化到英國社會中「相對容易」。作者還毫不猶豫地區分了不同移民群體的本土文化，以及這些文化差異對同化的挑戰：「吸收十萬澳大利亞人顯然不同於吸收十萬阿富汗人。」
古德哈特支持偏袒本國公民：在政府工作和國家政策上，他主張英國公民優先於非公民。他還講述了自己與一些英國上層精英（包括政府高官和BBC高管）的對話，這些人公開地告訴他，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把世界福利置於英國人的福利之上。顯然，他不贊成這種態度。毫不意外，後來，他支持一種更為強勁的民族認同感以及「適度的民族主義」。
歐洲和英國精英們甚至鄙視溫和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認同，導致對「納粹主義的恐怖以及對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和非洲的前殖民地的衝突」回應不力，古德哈特對此深表遺憾。這種拒絕「適應溫和民族情感」的心態，導致了歐盟咄咄逼人的越界，侵入了以往民主民族國家自決的領域，從而招致了本土主義者的反彈，這種反彈在英國脫歐公投中達到高潮。
寄宿制高校是世界主義價值觀攫取優勢的關鍵，也為富有影響力的圈子確立意識形態霸權立了汗馬功勞，因此，作者強調了寄宿制大學的巨大作用。他描述了（英國）大學的驚人擴張，從1984年的70所發展到今天的170所。在20世紀80年代，14%的適齡人會去念大學，現在的比例則是48%。高等教育現在成了英國經濟的重要部門，並被認為是「成功的範例。」但是，猶如古德哈特所言，「太多的福氣我們也享不了」，隨著大學日益國際化，愈發「脫節」於英國社會，乃至脫離了「本民族的知識和文化契約。」他還抱怨，大學的極度擴張削弱了理工學院和學徒項目，而這些本來會惠及本土主義者。
塞繆爾·詹森博士有句名言，「一個人若是厭倦了倫敦，也就厭倦了人生。」與詹森不同，作者對21世紀的英國首都沒多少正面評價：「如果倫敦代表了英國的未來……這個未來可不是多數人想要的。」倫敦的「焦慮指數最高」，「生活滿意度最低」，「犯罪率最高」，而且房價居於全國之首。古德哈特解釋道，差不多有一個獨特的「無根而又後現代的倫敦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把倫敦這個大都會描繪成一個脫離於英國的「世界城市」，「一個帝國般的城市附屬於一個不再擁有帝國的中等國家。」至於倫敦的劇痛，作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近二十年以來，非託管的大規模移民（unmanaged mass im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