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賀照田、餘暘、莫艾、何浩、薛毅、倪偉、董麗敏等七位研究者合作了一本名為《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的論文集。作為此本論文集的發起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賀照田指出，人文知識思想的再出發是他們七位作者高度關注的問題，但是他們掌握的「問題域」有限，因此，賀照田邀請了其他來自文學研究、藝術、哲學、宗教研究、心理學、教育學、性別研究、文化研究、歷史學等領域的朋友，一起探討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
這場會議的七場分論壇也以這些學科分野為基礎展開，通過這些分論壇討論和最後的圓桌討論，學者們希望通過不同學科的參與，最終產生「充實正面」的知識網絡。此次會議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商務印書館、開放時代雜誌社、中國藝術教育研究院聯合主辦，於2018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
本文關注分論壇之一的「時代的認知要求與心理學研究的再反思、再出發」，此次會議引言人是中山大學李樺，回應人是北京大學徐凱文，主持人是南京大學王東美。
當前心理學研究取向：缺失人文性
王東美認為，當下的心理學往往自我定位為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主流的心理學一定不會認為自己屬於人文，這可能會導致心理學人文精神的缺失，缺乏人本位精神，「忽略了人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中山大學李樺肯定了這一觀點，重視實驗、技術操作，強調科學量化是當下心理學的主流。「至今心理學有一部分是非主流的，和哲學的思想有關，無法量化，無法從具體的統計學上進行處理。」而面對當前心理學的量化趨勢，很多人會批評這「有腦無心」，將心理學發展為腦科學、生物學。但她認為這種技術化、量化的傾向並非是一無是處的趨勢，只是需要人文精神的輔佐。在技術社會的背景下，人文可以輔佐技術的發展，為心理學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我要為心理學的科學性做一種捍衛的話，我覺得需要人文去輔佐它。」現代社會隨著技術勢力加強，技術對人的控制和人類生活空間的擠壓愈來愈明顯。在這種情境下，我們定義出了更多精神疾病和人格問題，但李樺認為，這些問題並非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當下精神狀況堪憂，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的本質是所有時代人們都會面對的人文精神的缺乏。
除此之外，李樺還指出，當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樣缺乏人文精神。當前的心理健康教育缺乏讓青少年感到有價值感的有效方法，更遑論讓他們產生超越個體、有更高追求的價值觀。「在青少年的時候，支撐孩子生命的都是有家國情懷的教育，雖然這種情懷在青少年看起來不大現實。」
李樺在反思人文精神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缺失的基礎上，更是對當下直接移植美國心理學經驗的做法提出質疑：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往往仿效美國，建立心理諮商協會，心理諮詢法等制度，「但這對本土連結的東西很少，甚至可以說沒有」。但令人欣喜的是，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已經有諸多反思、質疑的聲音：在這種制度化的建設中，我們已經喪失了對生命足夠的謙卑。人們「很簡單地在評價別人是不是幸福，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在過好的生活」，如果不是，那麼就「建構」出一個所謂的「幸福」、所謂的「健康」塞給他。這其中蘊含了更為深層的暴力，這是值得我們憂慮、反省、警惕的。
北京大學徐凱文也很認同這個觀點。他反思，在學術霸權下，美國心理學研究的研究結果是否可以推廣到全世界？西方醫學深受「還原論」影響，認為人所有思想感情的變化都可以還原為化學物質的變化，而這種理論在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上的表現就是：「精神科醫生不會在乎你心理的感受是什麼，你有抑鬱我就給你開抑鬱的藥，你有焦慮我就給你開焦慮的藥。」徐凱文認為，這種「還原論」直接導致了我們喪失對生命基本的謙卑和尊重。更何況，美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精神障礙患病率仍然全球最高，這顯然是失敗的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經驗，我們更怎能直接移植其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經驗，忽視甚至漠視「人文層面的認識和理解」。由此，徐凱文認為，我們應當立足中國實際進行精神醫學和心理學的探索，甚至，可以從中國傳統中尋求解決方案。徐凱文援引中國古代傳統「良知」的概念，說明人對價值、意義的追求和感知是與生俱來的，並非後天教化的。
然而，中國現實生活往往無法達到西方倫理規範中的理想狀態，實際的心理諮詢操作中也無法全面地貫徹倫理要求。倫理是否應當高於存在？李樺提出了質疑和反思，或許我們應當根據自身現實探索前行方向。
心理學如何治癒焦慮：生命的共情
不可否認的是，當代精神狀況不容樂觀。徐凱文指出，中國人精神障礙整體的患病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1%，現在是17.5%。他表示，心理學家這個群體也是非常焦慮的群體，「我們焦慮的原因是我們生意太好了，來訪者太多，而且危機太多，要死要活的情況越來越多。」而在高校，「全國286個學校心理諮詢中心86.7%的諮詢量都是每年以10%到20%的速度增長，危機幹預量也在增長，我們和去年統計相比預計增加27%」。
徐凱文認為：「當我們看到這樣一些事實數據的時候，我覺得埋頭去處理危機和處理所謂心理健康問題是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我們它的根源是什麼。」在之前大學生精神焦慮主要來源是學業壓力。而在當下，大學生的焦慮更主要圍繞著「文憑」「工作」「生存」等關鍵詞展開，而這根源則來自於他們的家長對於自己教育的投入，換而言之，大學生的焦慮來源於父母的焦慮，而父母的焦慮更來自於對下一代階層跨越的期待或者階層下滑的恐懼。由此，徐凱文指出，「沒有去了解整個社會文化背景，只是去治療，（那麼）這個治療問題產生的速度遠遠超過你能夠幹預的速度。不能夠只看到客觀群體，不能夠還原到具體的個體，（要）看到這個體制出了什麼狀況和問題。」
除此之外，大學生的焦慮更來自於對價值和意義的追問。然而不幸的是，這個追問是在極度功利主義的社會裡提出的。教育是功利的，例如，好學生學習的意義在於滿足父母的需要，迎合老師的需求，為母校爭光。然後到了大學，學習的目標和意義究竟為何？很多大學生陷入了迷茫。再例如，「評價一個學校中學教育的標準就變成了僅僅是有多少人考上北大清華。好像沒有考上北大清華的教育都是失敗的，這是非常荒謬的教育觀」。科研是功利的，為了科研論文發表數、科研經費來源不擇手段，甚至出現了基因編輯的醜聞。更可怕的是，治療焦慮的精神醫學是功利的，「以美國主導的精神科領域不斷指導（產生）新的精神疾病，不斷給人貼上各種各樣的精神疾病的標籤。這後面的推動力量是藥廠，因為藥廠需要人更多是抑鬱和焦慮，這樣就會有人吃他們的藥，他們可以有豐厚的利潤，這個豐厚的利潤（大）到什麼程度，就是每年全世界賣的最好的藥當中大概有兩三種藥是抗精神病藥，抗焦慮藥和抗抑鬱藥。」
徐凱文認為，功利主義最終導致人性的扭曲。在功利主義指導下的心理學和精神醫學將人物質化和卑微化，使人最終喪失了價值感和意義感。面對這種「已經呈現雪崩狀態」的青少年心理狀況，徐凱文認為我們應當認識和尊重人的本性，重視內心的需要。
而李樺作為心理諮詢界的執牛耳者，在治癒精神焦慮方面有更深的體悟。她首先批評了一些心理諮詢師的妄自尊大和自我膨脹，「心理諮詢在他人生命中的作用並非決定性的」，而只能是對他人生命「有所把握」。作為心理諮詢師，我們必須坦然承認的是，心理諮詢是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結合體。此外，她更是接過羅傑斯的「共情」概念，對「如何進入他人生命的困境」這一命題提出自己的思索：
所謂」共情」，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而是，我們可以通過人類苦難的共同經驗，抵達自己的處境，籍此「進入生命」。她認為只有具備此一意義上的「共情」能力，我們才能透過生命的現象進入受苦的經驗，才能在病苦的現場，提供真正具有人文性的療愈和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