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燦爛輝煌，歷史上著名的文人也是群星奕奕，點亮了漫長的文化夜空，讓浩如銀河的悠久文化有了供後人仰望的星空。
文人雖多，各種形容詞也是層出不窮，什麼「唐宋八大家」「詩聖詩仙詩魔詩鬼」等等這些都是指代那些頂級文人用的詞彙，儘管詞彙各式各樣，但是你只要看到文豪這兩個字，看似非常普通的兩個字，實際上也是有所特指的。
在中國能讓我們用文豪來形容的，恐也就只有兩位了，而這兩位頂級的文人性格經歷上完全不樣，從他們身上很能看出來古代文人的兩種極端處境，他們兩個就是鼎鼎大名的李白和蘇軾。
泰山與華山
古代的文人本質上從來都沒把自己當做是文人，因為文人在現代可能還是個可以養家餬口的職業，但是在古代不行，古代讀書人的出路一般都是要出來做官的。
我們熟悉的絕大多數文人本質上都是官員，比如寫歷史的司馬光司馬遷，寫文章的韓愈歐陽修等等，就連我們最熟悉的，號稱一生窮困潦倒的杜甫也以做官為榮，他死後的文集就叫《杜工部集》，就因為他做過一個官職叫做「檢校工部尚書員外郎」，所以他也被稱作是杜工部。
可見在古代做官就是讀書人的需要攀爬的山峰，但是至於說這個山有多陡峭多難怕，在中國以宋朝為分水嶺，宋朝之前文人的爬山那都可以叫登泰山，雖然也是有些險阻，但畢竟你要去上泰山路還是很多的。
但是從宋朝開始之後，文人要想做官，就只能是像等華山一樣，自古華山一條路，宋朝開始的文人，要想做官，也就只剩下了考試做官這一條路了。
李白和杜甫就分別處在這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但科舉不是從隋朝就開始了嗎，為什麼從宋朝開始才變成了自古華山一條路呢？
從隋朝開始是不假，但事情的發展總是要有一個過程，隋唐屬於科舉制度和察舉制度並存的時代，而且唐朝還保留著魏晉時代世家門閥的特徵，士族子弟做官也有自己的途徑，簡單來說就是隋唐時代的讀書人選擇還是很多的。
但是到了宋代，讀書人就完全沒有了選擇，只能靠科舉考試這一條路了，無論你是世家大族還是寒酸小民，上升的途徑都是一樣的。
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造就了性格迥異的天才型文人，李白和蘇軾，他們有著同樣的天賦和豁達，但人生的道路和命運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拍馬屁是一門學問
李白性格豪放，對於他來說，要想出來做官，你讓他出來做官走科舉這個路，是不大可能的，從李白的詩文裡就能看出來，李白完全就是一個無拘無束的人。
幸好他生活在唐朝，這是一個可以有很多途徑做官的時代，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向那些官員寫詩文推薦自己，你能傍上的大佬地位名聲越大，將來你被推薦做官的機會就越大。
這個在古代有個很文雅的詞彙叫做「幹謁」，用現在的大白話說就是要拍馬屁，時代和環境可以用滄海桑田來形容，但是人心和人情從來都沒有變過，人都喜歡別人恭維自己和被拍馬屁，這一點自古至今從來沒有變過。
李白為了得到推薦，沒少給官員們寫信，其中比較出名的就是這個《與韓荊州書》，這是寫給韓朝宗的一封信，因為寫信的時候是荊州刺史，所以稱呼他為韓荊州。
古人經常有一官名和地名來稱呼別人的習慣，李白的這封信主要是向這位韓荊州大人推薦一個自己，希望也能謀得個一官半職，當然客套話和誇讚一下別人肯定是免不了的。
李白的文採那時大家有目共睹的，但這文採用在拍馬屁身上，那可真是大型真香現場，這馬屁拍的簡直就是毫無底線，原文太長就不引述了，就說第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話。
「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封信開頭第一句就是這句把人誇到天上的話，說我李白哪怕是萬戶侯也不做，只願意認識一下你韓大人，這話因為被金庸改成了「為人不識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所以大家看起來有種似曾顯示的感覺。
你誇人誇到這份上也太假了，當時這個韓大人只不過是個荊州刺史，是個小小的地方官，而且也沒什麼才華和能力，更談不上什麼美名，後世如果不是因為有李白這首書信在，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歷史上還有這麼一個人。
相比於李白的沒下線的恭維別人，蘇軾在寫給自己主考官梅堯臣的一封感謝信中所展現出來的那種高超的拍馬屁技巧，處處都能說到點子上，一點一不會讓人覺得尷尬。
這封信今天中學語文課本裡有收錄，名字叫做《上梅直講書》，拿來與李白的《與韓荊州書》比較起來看，非常有意思，中了進士的蘇軾對這位主考官的感謝和誇耀，那可真是透露著用心和想要搞好關係的用意，在誇人這方面，李白和蘇軾和隔著一個太平洋的距離。
都說天才容易恃才傲物，李白或許是這樣，但蘇軾絕對不是這樣的人，他是那種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的人，他年輕的時候曾經非常認真的總結過中國一個符號化的文人的悲慘命運，這個人就是賈誼。
這是個被符號化的人物，中國歷代文人從司馬遷開始，只要是一抑鬱不得志就會想起來賈誼這個少年天才的故事，以此來抒發自己心中的不平。
賈誼絕對是少年得志的典型代表，年輕輕二十來歲就做到了部級高官，而且漢文帝還非常喜歡他，這樣的一個政壇新星，那絕對是有著無限量的前途。
但偏偏漢朝的那些老大臣們不喜歡他，認為這個小夥子太過鋒芒畢露，偏偏賈誼又自視甚高，無法與這些老臣們搞好關係，不管漢文帝多麼喜歡賈誼，但這些老臣都是跟著劉邦打天下，而是是冒著生命危險又從呂后手裡，漢文帝重新奪回了劉家天下的人，這樣跟皇帝關係不一般的老臣，如果他們不喜歡賈誼，那皇帝也沒有辦法。
本來賈誼還年輕，外放到地方歷練歷練也不是什麼壞事，只要熬到朝廷元老們退休了，自己還不是大把的時間和機會，可哪知道賈誼想不開，最後年紀輕輕就抑鬱而死。
年輕的蘇軾認識到了賈誼所犯的錯誤，並且也寫了一篇《賈誼論》，說明了自己對賈誼的看法，情商高的蘇軾可不是一般文人那種，說的天花亂墜，做起來一塌糊塗的人，蘇軾一開始就努力避免了賈誼犯錯誤，從進入政壇的那一刻起，蘇軾就非常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尤其是跟老同志的人際關係，那處理的是非常得體。
按理說，皇帝非常欣賞蘇軾的才華，老同志們有很喜歡這樣一個年輕才俊，蘇軾的仕途應該非常順利才對，但不巧的是，蘇軾和李白仕途都不算順利，但他們這種不順，兩者之間卻有著本質的區別。
幼稚的李白
李白仕途不順純粹是自己作的，本來就不屬於走正途做的官，在短暫的陪在皇帝身邊的日子，又得罪了高力士，結果弄得自己灰頭土臉，很快就結束了在長安的日子。
關鍵是李白這種性格根本就是完全不懂官場的那種，可以說李白對於官場知識，簡直就是白痴一個，他晚年差點被殺，完全就是沒有一點政治常識所導致的。
安史之亂開始之後，天下大亂，唐玄宗無力控制局面，號召各地宗室共同抗擊叛軍，很快就把自己的皇位傳給了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唐肅宗，但是這個時候永王這個佔據了中國江南最富庶的親王，看到了北方的混亂和在靈武繼位的唐肅宗的寒酸，於是也要招兵買馬，企圖在亂世之中，也過一把當皇帝的癮。
這個時候永王招賢納士，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永王的合法性是有問題的，這個名正言順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搞政治的核心問題，永王這名不正言不順的招兵買馬，稍有點政治常識的人在這個時候都不會去投靠永王。
可偏偏李白就是這麼一個政治上的白痴，不但屁顛屁顛投奔了永王，以為這是自己一展抱負的時候到了，而且還寫了永王東巡歌這樣一組詩歌讚美永王，這可是活脫脫的罪證，簡直就是自己送上門的鐵證如山。
永王失敗之後，李白晚年弄得是世人皆欲殺，幸好李白這個人一生散盡家財萬貫，總還有那麼一兩個朋友，加上李白這個只會寫詩的文人，的確對新皇帝構不成什麼威脅，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李白這一生醉心於政治的夢想，從次是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反觀與蘇軾，他對政治的認識一直都是非常清醒的，朝中大佬又非常喜歡他，但是偏偏有一個人不喜歡他，這個人就是王安石。
這也不是蘇軾的錯，王安石上升太快，蘇軾忙著和朝中大佬們搞好關係的時候，王安石還默默無聞，不了風雨突變，宋朝銳意進取的皇帝神宗繼位了，一場擾動北宋政壇的血雨腥風就此展開。
王安石要實行變法，基本上朝中上下一致反對，結果是原來的大佬們跟著一起被貶斥，朝廷上全部換成了聽話的人，而這個時候能上來的，基本上都是投機分子。
蘇軾年輕的時候，也是主張變法的，因為大家都能看到朝廷的危機，但是蘇軾見到王安石如此激烈的搞，也是反對的，於是蘇軾也被化作了舊黨以一派，被朝廷貶斥。
在當時的朝廷上，支持新法的就是新黨，反對新法的就是舊黨，當時的舊黨就是以蘇軾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就這樣蘇軾堅持了自己的良心，跟舊黨站在了一起，最終一生多次被貶，但是每到一處蘇軾總是能和當地人處好關係，也造就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豁達開朗的蘇東坡。
為什麼說蘇軾是憑良心說話做事呢，因為就在朝廷上新舊黨爭得你死我活的時候，神宗皇帝駕崩了，在曹太后的主政下，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得以翻身，眼看著舊黨們的好日子就要來了。
但是有了多年地方執政經驗的蘇軾此時已經認識到改革的複雜性，王安石變法固然不對，但畢竟已經實行了十幾年，你司馬光一上來就要徹底完全廢除，這樣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就這樣蘇軾又一次得罪了當權者，舊黨也不喜歡蘇軾了，但蘇軾無怨無悔，他這是實事求是憑著自己的良心說話，而不是像司馬光那樣，完全就是意氣用事，為了反對而反對。
蘇軾晚年名滿天下，儘管最高當權者不喜歡他，但是大小官員和各地百姓，都非常喜歡蘇軾，都樂於和這位大才子交朋友，蘇軾也基本上是幸福快樂的度過了自己的一生。
總結：李白和蘇軾都是天才型文人，但性格完全不一樣，而且李白那種人是我們完全無法模仿和學習的，但是對於蘇軾我們則是有更多的親切感，他那種高情商的行為，很多都值得我們學習和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