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大多數人仍然把「士人」的概念和「士人」作了區分。從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士人」和「士人」有很大的不同。士族這個概念是從商周時期的士族階層發展而來的，它是從商周時期士族階層發展而來的。這種士紳階層，即士紳家族中的幕賓、邑宰，地位高於普通百姓中的庶民。可以成為「士」的西周王朝都有貴族血統。「士」這個階層在東周開始分化，它不再是低等貴族的代稱，而是有一定技能的能人的稱號。警衛、軍士、策士、學士皆屬「士」的範疇。大家熟知的「諸子百家」便屬於「士大夫」這一列。
據說，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思想比較活躍，所以，士大夫們表現出了極強的原創性，甚至，成了封建史上的絕響。諸子百家的思想，不僅影響了秦漢王朝，甚至連其統治者也一直推行到滿清帝國的滅亡。細看之下，從諸子百家興起到民國時代的到來，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我國的「中世紀」時期。我們國家中古時期，足足是西方中古時期的兩倍，大約一千年。
我們國家的文化到底和西方文化有什麼不同點？
第一個可以確定的是，我們的文化從始至終只奉行著一種「人類元精神」，即古代聖賢倡導的仁愛、仁禮、仁智、仁信等圍繞著人類自身發揚光大的美好品質。與此相反，西方文化具有不止一種的「人類元精神」，既有古希臘哲學家所提倡的求知精神，也有希伯來先知所提倡的信仰精神。
很明顯，只有把這三種「人的元精神」結合起來，才能說得完整，我們的國家只擁有一部分，而西方文化擁有更多。這一區別，使得後來西方文化發展的進程趕上了中國。然而，雖然西方的文化發展過程比較迅速，但同樣存在著兩種「人類元精神」的缺失，因此，西方也要經歷長達千年的中世紀。
書籍歸於正傳，先秦百家爭鳴，顯示出我國古代思想家們相當活躍的文化原創性和自由度。這種創造性和自由度對一個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由於我國先秦時期為士大夫提供了廣闊的發揮空間，因此，創製出來的人類元精神成為主體的精神文化，兩千年來一直延續。
我們國家經歷了兩千多年的中世紀，基本上是在不斷重複著王朝的分裂和統一，以小農為主的經濟體制幾乎沒有變化。遠古時代的發明家創造了大量的技術發明，但它們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的幫助卻十分有限。應當指出，筆者並不否認我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但事實就是這樣，中國在兩千多年的中世紀時期，社會和自然兩大領域的知識獲取是相當貧乏的，尤其在理論層面。
在先秦時期誕生了一批為後世各朝所推崇的儒學，但在中國進入中世紀階段之後，又出現了類似的新儒學。原始儒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變化不大，即使出現變化，也是圍繞著封建統治或適應社會現狀而進行的被動轉型。對封建統治者而言，儒學不過是維持專制統治的思想工具而已。隨後出現的科舉制，使儒學典籍的意味變得腐朽。這個時期學習儒學的人，他們只想用所學的知識應付考試，獲得進入官場的機會。
為什麼我們的古代朝代會出現大量「腐儒」？
他們把孔夫子的主張掛在嘴邊，就成了標榜道義的好話。每一個父母對其寄予厚望的孩子，都要接受一種填鴨式的教育，灌輸儒家經典，背誦那些令人費解的章句，這和鸚鵡學舌有什麼不同？在古代文化中，這一對低能的態度可以說是一種思想奴性的體現。也許有些人會對這個觀點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古代大多數智者的大智慧都表現在爭權奪利，勾心鬥角，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很明顯，孔夫子和東周先賢所創造的思想自由，在兩千多年的中國中世紀時期，幾乎已經消亡。
古中國人缺少的，是古希臘人的求知精神和希伯來人的信仰精神。
中世紀各大儒從表面上看，都提出了貌似求知和信仰體系的理論，正好彌補了文化中的精神缺失。然而，依靠封建主義和迷信的偽信、偽求，反而成了阻礙中國文化繁榮發展的枷鎖。我們古代的文人，都參與了這種偽求知、為信仰的傳播。她們頭腦中根本沒有超越這兩種偽精神範疇的任何東西。不幸的是，即使是那些走在思想改革前沿的先輩們，如：黃宗羲等，也未能像西方學者那樣創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求知精神和信仰精神。
偽求知與偽信精神，猶如墨汁染缸，任何在這口大缸中誕生、成長、求學的文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沾染上屬於偽求知與偽信的痕跡。古代人從未見過，打破這種束縛的方法近在眼前，只要打開國門，讓外界的空氣進入，就能讓西方的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在中國的土壤中盡情生長，最終被極具包容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吸收。但是，阻礙開放的，反而是最缺乏偽求知、偽信仰的文人。所以，直到清末甚至民國，我國才真正出現了一批先進分子。
時至今日，人們仍然習慣於把受過高等教育，甚至完成了義務教育的畢業生成為「知識分子」。誠然，這一觀點確有謬誤，正如把所有吃五穀雜糧的百姓都稱為農場主一樣，滑稽可笑。
什麼是文人？
讀書的人，接受了書面知識的人。
一個知識分子，至少應該能夠生產知識，而不是傳統知識的印刷品。在西方，能夠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很少，只有那些具有獨立思考和發現真理能力的社會思想家，才能被稱為知識分子，如羅素、馬克斯等。
由此可以看出，當今社會真正有資格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並不多。對於兩千年前的中世紀，很難找到一位與「知識分子」身份相匹配的文人。
理由不外乎三個：
第一，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沒有勇氣去批判社會。孔夫子曾提出過「志士仁人，無求以仁為先，有殺身以仁為先」的觀念，但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歷史上有名的文人，有九成曾經躋身上流社會，那些沒有什麼職業生涯的人也大多用了一生的光陰去追求名利，攀登龍鳳。怪不得古代的讀書人都奉行「學而優則仕」之說。
即使是看透了這一「偽求知」本質的文人，也不再相信科舉，也不願與社會抗爭，而是隱居山林。能夠站出來批判社會的人，實在是太少了。偶然出現的幾個「鳳毛麟角」般的人物，也會因與當權人士唱反調，輕則身陷囹圄，重則一命嗚呼，更嚴重的甚至三族、九族、十族也會被牽連。執政者以民防民，絕不會給這種敢於與社會抗爭的文人留下生存空間。
二是中國文人缺乏思想武器。的確，很多文人即使不敢和封建社會唱反調，但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是蠢蠢欲動，可以說這就是他們的內心。古人文人，缺少的是真摯的信念。古人若能高調地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打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傳統局面，則此人必定會成為中國封建史上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很遺憾，事實證明這種人根本不存在。
三是中國文人對社會的批判力不足。很明顯，這種能力是封建文人所不具備的，因為我國古代就沒有「人權」這個概念。幾千年封建歷史中，除了上位者以外，沒有任何自由，他們的生活方式有而且只有兩種：順從與順從，以及活著與活著鬥爭。另外，中世紀統治者所需要的，是一大批照本宣科的文人，而不是那些專心致志、富於創造性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國最缺少的仍然是具有三大「人的元精神」的文人和知識分子。社會給予文人雅士最佳的發展空間，文人雅士可以融合中西人文精神，成為未來創造新文化的力量。帶著明清兩代的前車之鑑，我仍然希望那些生活在偽精神中的傳統文人們能夠儘快地退出歷史舞臺，因為這個群體無疑是文化進步的最大障礙。
在文章的末尾，作者當然要強調，雖然儒學是不完美的精神文化，但是它也有很多值得繼承的精華，作者並不排斥儒家乃至諸子百家思想。我們活在當下，就應該繼承這些思想的精華，拋棄那些對人類發展毫無益處的空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