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三十年,地名不解緣 ——記浙江省舟山市區劃地名管理辦公室...

2020-12-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本報記者 柳 旭

  30年前,數十封來自海峽對岸的尋親信被送到浙江省舟山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現舟山市區劃地名管理辦公室),由於收件地址不準確,這些信件成了無法投遞的「死信」,一個名叫王建富的年輕人承擔了「破譯」地址的任務。

  30年後,已經成為國內地名圈響噹噹人物的王建富,在工作之餘經常到校園、圖書館、社區為大家講解地名知識,每周還撰寫一篇普及地名文化的文章,讓更多人了解地名、熱愛家鄉。

  30年來,為了收集地名信息,王建富跑了近600個島嶼,拍了數以萬計的照片,整理了數百萬字的地名信息資料,這讓他對地名的認識也從最初的「名字、代號」逐漸上升到「文化、精神」層面。

  自己談及的地名,一定要實地勘查

  1989年,即將大學畢業的王建富為了寫論文,選擇到舟山實習,出生在浙西山區的他,在此之前從沒去過海島,更沒想過自己今後的日子將與海島和地名為伴。

  當時,地名工作管理體制改革不久,相關業務剛剛移交給民政部門,非常需要相關專業人員。了解到這一情況,地理專業的王建富一畢業就通過雙向選擇到了舟山市民政局。

  憑藉紮實的專業知識,再加上勤奮好學,參加工作幾個月後,王建富就開始承擔地圖調繪工作。他告訴記者,所謂調繪,就是把地面上實際存在的東西在圖紙上標識清楚。比如,補充地名、單位名,以及一些新路、小路、住宅區名稱等。

  過去,由於沒有衛星影像,再加上交通不便,調繪工作基本靠「走」。王建富告訴記者,風吹、日曬、雨淋在調繪工作中是家常便飯。為了獲取儘可能豐富、精確的地名信息,王建富經常帶著地圖走街串巷,對地名和單位名逐個核對、修改,雖然辛苦,但對他儘快了解、熟悉舟山起到了很大作用。

  無論地圖還是地名資料,一般情況下,都是逐級向上提供基礎資料,但在舟山卻是反向的,縣、區地圖不僅要以市裡為藍本,很多基礎數據也由市裡提供。究其原因,王建富的調繪比縣、區更精細,收集的資料也更詳實。

  舟山有大小島嶼上千個,做地名工作少不了出海考察,這個過程既辛苦又危險。王建富去海島考察一般都是租用小漁船,風大浪急導致暈船不說,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船隻突然失去動力才是最危險的。到達小島後,同行人員往往都抓緊時間上岸休息,王建富卻總要乘船繞島一周,仔細觀察記錄後再上島。

  為研究古代海防設施烽火臺與地名的關係,王建富翻山越嶺逐個搜尋烽火臺遺蹟,在茅草叢、荊棘叢出沒穿行的他經常被颳得到處是傷。因此,每次外出考察,王建富的包裡除相機、捲尺等記錄、測量工具外,砍刀、園藝剪、工兵鏟也成為他的必備工具。

  面對惡劣的環境和高強度的工作,起初因好奇而與王建富同行的人沒有能堅持三次以上的,但這些困難在王建富看來都不值一提。他始終堅持一條原則:凡是自己談及的地名,一定要到實地勘查。「從事地名工作如果沒有現場勘查,就無法確認地理實體與地名的真正關聯,就無法記錄圖片,更無法確認準確位置。」王建富說。

  老百姓覺得方便,地名工作才算做好了

  談起這些年地名工作的體會,王建富深感:地名工作與老百姓又近又遠。之所以說近,每個人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地名,比如收發快遞、交通出行等。之所以說遠,主要在於地名文化是地名語詞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以及地名所指代地方的地域文化,這方面公眾接觸較少。

  從2001年開始,王建富在舟山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當了15年主任。在任期間,他始終秉持一個理念:地名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僅要看上級交辦的任務是否完成,更重要的衡量標準在於老百姓使用是否方便,如果在使用中沒有困難,那就可以說地名工作做好了。

  舟山市老城區門牌幾十年未更換,破損、缺漏現象嚴重;住宅小區使用的樓牌為搪瓷質,在海島潮溼氣候條件下容易鏽蝕,且有脫落的安全隱患;農村一些地方沒有門牌,工商執照、房產證等法定證件無法落實到具體地址;有的地方幾十戶使用同一個門牌,居民生活諸多不便……

  每次發現問題,王建富總是及時向上級匯報,由市裡動員全體居委會、村委會幹部開展門樓現狀調查,在摸清底數的基礎上,按國家標準更新老城區門牌、街路牌,特別是全面設置農村居民門牌,並對一號多戶的進行分號,極大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交往。

  地名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傳承性,地名不僅是文化載體,更是情感寄託。在王建富看來,地名管理工作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要輕易更改地名。

  但出於推廣特色旅遊資源等目的,改地名一度成為熱潮。在舟山也有人提議把市名改為普陀山市,並撤銷定海區和普陀區,對於這些提議,王建富總是通過科學分析和考證加以說服。他覺得,就算因城市建設需要不得不更改地名,也要通過地名委員會的工作機制,協調相關部門集中辦理證件變更,免除證件工本費,儘可能減少因地名變更給居民帶來的損失與不便。

  「要做好地名命名、地名標牌、新地名宣傳推廣,以及每個事關百姓生活的細節,不讓大家因地名問題影響出行,影響經濟與社會交往。」王建富說。

  在機遇與挑戰中突破自我

  王建富的事業並非一帆風順,40多歲時,他甚至考慮過轉行。對於這個念頭,王建富表示,一方面地名工作雖然細碎、繁雜,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人員、經費沒有應有的保障;另一方面受自身能力所限,每天重複事務性工作,找不到突破瓶頸的辦法,因此非常苦惱。就在這時,一項任務落到王建富肩上。

  2010年,王建富受邀參加《中國海島志》的編纂,擔任浙江卷第一冊、第二冊副主編。雖然根據機構改革方案,2009年之後海島地名管理職能已由民政部門劃歸海洋行政主管部門,但舟山市民政局從大局出發,接受了這項光榮的任務。在局領導的支持下,王建富將日常工作託付給年輕同事,全身心投入志書的編纂。

  為了方便工作,王建富收集了大量的參考資料,單位放一套,家裡放一套,家人和同事經常看到他把幾十本書同時鋪開相互印證。由於編纂工作組成員提交的稿件體例不統一、質量參差不齊,王建富還要對近50%的稿件進行改寫、重寫或補寫,工作量之浩繁超乎想像,不僅平時每天工作到深夜,節假日也從未間斷。經過一年半的奮戰,王建富帶領工作組初步完成了約280萬字,100多幅地圖、圖表的撰稿任務,並收集、整理、補拍了數千幅的海島照片。

  2012年,《中國海島志》通過驗收並被評為優秀等級,特別是浙江卷第一冊、第二冊以其豐富的內容和精美的地圖得到了專家組的好評。2014年,「中國海島志編纂項目」獲海洋科學技術獎一等獎,王建富成為該項目中唯一一個海洋系統之外的獲獎人員。

  儘管《中國海島志》的編纂讓王建富歷盡千辛萬苦,但他也獲益良多,既增長了知識,又積累了資料,他覺得自己對地名工作的認識又上了一個層次,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正在向他招手。

  自2010年以來,王建富以《中國海島志》編纂過程中積累的資料為基礎,撰寫並出版了個人論文集《舟山群島地名文化坐標》,編著了《舟山群島史話》《群島老街巷記憶》《海上絲綢之路浙江段地名考釋》《地載海山 名志千島——海島鮮為人知的那些事兒》《舟山群島新舊地名錄》等專著,先後被評為舟山市第五、第六、第七屆專業技術拔尖人才和資深拔尖人才,舟山市宣傳文化系統第二批「五個一批」人才,全國優秀社會科學普及專家和全國民政行業領軍人才。

  把地名背後的故事講給你聽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規範地名管理,保護地名文化,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通過地名喚起更多人對家鄉的記憶和熱愛?如何將地名中蘊含的各種文化更好地挖掘出來?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讓王建富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2015年,不到50歲的王建富辭去地名辦主任的行政職務,從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全身心投入地名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中。

  王建富的研究與專家學者有所不同,在科學嚴謹的基礎上,他更加側重於地名文化普及,讓更多人通過地名故事了解過去的生活狀態、社會的發展進程。他表示,《明朝那些事兒》對自己啟發很大。「我們的地理、歷史知識都不應該是死板的,一定要將這些知識變成鮮活的、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潛移默化地進行文化傳播。」

  從那時起,王建富一有機會就通過舟山當地的媒體平臺講述地名故事。隨著自媒體的異軍突起,舟山廣電邀請王建富在微信公眾號以專欄的形式每周刊發一篇與地名文化有關的文章,雙方一拍即合。選題策劃、資料收集、文稿撰寫、照片拍攝……王建富開始在這塊地名文化普及的試驗田裡辛勤耕作。

  「在微信平臺普及地名知識,漂亮的圖片也很重要。」王建富邊說邊打開手機向記者展示他的作品。在他看來,做地名文化普及不僅要注重文獻考證,還要注重實地考察和相關圖片的積累。

  「我實地考察時都帶著照相機,往往天沒亮就出發,找到合適的拍攝角度,等待理想的光線。」王建富告訴記者,之所以對光線要求很高,是因為地名文化普及要想讓群眾喜聞樂見,選用的照片不僅要體現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特徵,還要儘可能具有美感。

  經過幾年深耕細作,王建富的地名文化專欄已經擁有穩定的讀者群,閱讀量從最初的單篇幾百次,到目前每期文章都在3000次左右。

  談及未來的打算,王建富表示,除了繼續開展地名文化普及工作,他還計劃以標準地名圖錄典志編纂等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成果轉化項目的實施為契機,在浙江省範圍內培養一支地名圖錄典志編纂人才隊伍,為地名事業發展再儘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來源:中國社會報20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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