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經濟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中國經濟哲學的研究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距今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在這20多年間，中國經濟哲學經歷了研究課題的轉換和哲學理論的建構，已經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為了推進中國經濟哲學的研究，擴大其社會影響力，我們需要對其中的重要問題作一方法論的反思。
經濟哲學的理論定位問題
經濟哲學的理論定位問題，是有關經濟哲學的定性問題，即經濟哲學究竟是部門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學科？這個問題，不僅涉及經濟哲學的發展方向，而且關係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發展方向，是不可不解決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提出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現狀有關。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隨著中國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呈現出三個趨向：第一個趨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學科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第二個趨向是哲學問題的研究取代了哲學體系的建構，中國的和世界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問題進入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第三個趨向是文化哲學、經濟哲學、生態哲學、政治哲學的興起，打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空間。在這三個趨向中，唯獨第三個趨向上發展起來的學科存在著理論定位的問題。因為這些學科出現後，通常被定位為部門哲學，而被排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流之外。這一理論定位顯然背離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走向，極大地妨礙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因此，要改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現狀，就需要對這些學科進行重新定位。
要給經濟哲學一個準確的理論定位，首先要釐清經濟哲學與政治經濟學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及其相互關係。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那裡，具有雙重含義：一重是經濟學的含義；一重是哲學的含義。經濟學的含義重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過程，而哲學的含義則在於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揭示人類歷史的規律。這一研究構成了他的唯物史觀的一部分。在這兩重含義中，馬克思更重視後者，因為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解決令他苦惱的市民社會問題，發現現代社會的本質規律。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在學科分類上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僅歸於經濟學學科，這就把政治經濟學從唯物史觀的研究中分離出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只講其中經濟學的內容，不講哲學的內容，而唯物史觀的研究只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框架，而不講政治經濟學，即使講，也只論及《資本論》的邏輯方法。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研究方式在兩個因素的刺激下發生了變化：一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受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啟發，開始重視《資本論》的研究，把《資本論》當作唯物史觀的著作加以闡發；一個是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中國，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思考和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和未來發展的問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哲學在中國發展起來。當時的研究者之所以沒有用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而採用了經濟哲學這個概念，旨在突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意義，這本身也是對以往學科分類和以往唯物史觀研究方式的一種校正。
如果說經濟哲學概念的提出是對以往唯物史觀研究方式的校正，那麼，經濟哲學研究的多向度開展則帶來了唯物史觀研究內容的開新。從總體上看，中國經濟哲學的研究是在三個向度上開展的：第一個向度是把《資本論》作為文本，結合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來闡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打通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與唯物史觀的聯結，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第二個向度是從哲學的意義上闡發了馬克思的貨幣、價值、商品拜物教等概念中所包含的資本批判的觀念，建構了唯物史觀的批判維度；第三個向度是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的資料，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進行考據學研究，開創了馬克思原著研究新方向。
從經濟哲學概念的提出到多向度研究的開展，中國經濟哲學始終是圍繞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而展開的，它不僅突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意義，而且改變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觀念和結構。這一事實證明，中國的經濟哲學不是部門哲學，不是具體的經濟理論科學，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學科。
經濟哲學研究的方法與理論框架
中國的經濟哲學研究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是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為其歷史基礎。它立足於中國的現實，卻又不拘泥於中國的現實，而是力圖從中國的現實中發現中國社會轉型的內在根據和未來走向。那麼，經濟哲學應該如何研究中國的市場經濟？研究這個問題，顯然不能採用經濟學的方法，而必須採用唯物史觀的方法。但是，唯物史觀的方法有很多種，究竟哪一種才是經濟哲學應該採用的方法？
談到唯物史觀的方法，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和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除了這些方法之外，唯物史觀還有一個被人們忽視而又十分重要的方法，這就是經驗原型的分析方法。馬克思曾經用這個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的規律。他在《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寫道：「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這段話表明，馬克思能夠深入地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規律並取得卓越的成就，就在於他選擇了英國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研究的經驗原型，對它進行了透徹的分析。英國的典型性主要在於兩點：其一，它是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發達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那裡表現得最為充分；其二，它的發展規律寓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遍性，能夠向較不發達的工業國家顯示它的未來景象。正是這兩點，構成了馬克思運用經驗原型分析方法的原則。《資本論》發表後所產生的持續影響力證明了這種經驗原型分析方法對於研究世界歷史規律的有效性。正是這種有效性，啟示我們思考中國經濟哲學究竟應該如何建構理論框架。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成為世界各國思想家們研究的聚焦點。這緣於人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典型性的三種理解：第一種理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化而來的，是世界社會主義改革的成功典型；第二種理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經濟體中的重要成員國，是後現代國家崛起的典型；第三種理解是，中國成功抵禦世界經濟、政治風險的能力顯示了中國道路在世界歷史變革中的典型性。這三種理解構成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的三種不同的理論框架。中國經濟哲學的研究應該吸取這三種理論框架的長處，建構一個更有廣度和深度的理論框架，即從20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變革中研究中國道路的歷史經驗和在世界歷史中的定位。這一理論框架要求把中國的市場經濟作為一個融經濟、政治、文化於一體的整體文化現象，研究它的歷史起源和所經歷的以及正在經歷的結構性變化。如果中國經濟哲學能夠對這些問題作出科學的回答，那麼，中國經濟哲學就能夠為正在進行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建構貢獻中國智慧。
總結20年來中國經濟哲學取得的成就，反思它現在正在進行的研究和將要拓展的空間，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需要經濟哲學，中國的經濟哲學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作者：何萍，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