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7月7日報導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馮玉軍教授近日在《現代國際關係》刊文，就我國國際問題研究方法論提出若干思考建議。經徵得作者同意，本網摘編該文主要觀點於此，供讀者參考：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世界秩序、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思潮都與以往有著極大的不同。與此同時, 中國也正加速走向國際舞臺中心，其在地區和全球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和引發的反應強烈而又廣泛。這也決定了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崛起的地區和國際環境要遠比前些年複雜，戰略機遇前所未有、戰略風險也前所未有。亂雲飛渡之際，如何正確地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全方位了解競爭與合作的對象並為正確決策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界的歷史性重任。
在曾經的一段時間，中國的國際問題學界為西方舶來的各種「主義」、「流派」、「範式」所充斥；此後，又出現了一些大而空洞的概念和口號，外國人聽不懂，中國人不明白。這其中的諸多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論缺失、錯誤導致的。因此，要整體性地提升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水平，就必須從改進國際問題的研究方法入手。走出思維誤區 大千世界的變化是快速、複雜、深刻的，而人類的認知過程與思維方式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永遠是一個不斷趨近於真理的動態過程。
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僵化教條的思維誤區，避免刻舟求劍，力求明察秋毫、見微知著。風起於青萍之末，任何重大的戰略變化都會有初始的細微徵兆。要突破思維慣性和滯後性，增強研究的敏感性與洞察力。更全面、準確地把握世界變化的脈動，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和做出正確戰略決策的重要前提。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人們看到了美國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重創，看到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川普現象」和美國「退群」，據此得出了「美國加速衰落」的結論。但我們還需要關注另外的重要信息——美國在受到重創之後，也在逐漸進行自我修復。其所有擁有的科技與工業優勢依然巨大，並在軍事領域的多個重要方面依然佔據領先地位。這一切都意味著，儘管美國國內政治分野加劇、兩黨政治鬥爭激烈，但美國的綜合國力並未實質性衰減。從這一案例可知，在評判國家實力的時候，我們應從方法論上反思和超越過於簡單、粗放的總指標模式——如比較國內生產總值、軍事支出和國家能力綜合指標（CINC）等。因為這些指數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測量國家擁有的資源規模，而忽略了國家的成本和資源利用效率問題。世界變化的本身異常複雜，更何況今日為達成特定目的而展開的信息戰、宣傳戰、心理戰以及混合戰此起彼伏，各種障眼法、迷魂陣不一而足，經常導致「眼見並非為實」。因此，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簡單化的思維誤區，避免人云亦云。一段時間以來，有關美元國際地位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一些專家對美元資產在俄羅斯國際儲備中的份額急劇下降,黃金和其他貨幣所佔份額相應上升的現象做出了過於政治化的解讀，他們認為這是世界「去美元化」的又一證明，表明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在進一步衰落。但如果對比美國和俄羅斯兩國的金融實力以及近年來雙方的金融博弈，特別是考察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外匯交易以及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全面數據，就不能不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不是俄羅斯信心滿滿的「去美元化」，而是迫不得已的「避險措施」。其真實的涵義在於，在受到美國強力金融制裁而且擔心被踢出「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背景下，俄羅斯不得不儘量減少外匯儲備中的美元資產，以防在極端情況下遭受更大損失。更何況，當時美聯儲的加息政策日益明朗，這意味著包括美國政府債券在內的債券價格勢將縮水。在此情況下，俄羅斯壓縮美元資產完全是一種理性的「經濟行為」，而不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去美元化」。
把握世界脈動，要突破孤立、靜止、片面的機械唯物論思維誤區，走出非黑即白、非好即壞、非敵即友的「二元論」陷阱，以複合性思維觀察世界。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國際問題的傳世之作，如《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沙皇俄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以高屋建瓴的戰略視野、深邃的歷史洞察力給我們今天的國際問題研究樹立了值得認真學習的典範。就方法論而言，他們非常重視從全局、整體和聯繫當中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質。中國老一輩的國際關係學者在國際問題研究方法論領域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並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陳啟達先生突出強調，要充分研究客觀世界存在著的多維辯證關係。這種多維辯證關係在國際問題領域中主要表現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階級因素與非階級因素之間、歷史的繼承性與歷史的變異性之間、正面因素與反面因素之間、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之間、宏觀與微觀之間、性質與數量之間、內因與外因之間、共性與特性之間」，他強調「正確的研究方法應該全面地掌握這九對關係的兩個方面，而不能忽視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這種全面考察、相互聯繫的方法對於破解孤立、片面、僵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是十分有益的。
與以複合性思維觀察世界的方法相對應的實踐行為，是用多元平衡手段處理外交。在國際議事日程日益複雜、多重博弈趨於緊張的現實面前，不選邊站隊、搞多元平衡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務實外交選擇。此外，把握世界脈動，還要走出「陰謀論」思維誤區，以紮實深入的研究把握國際大勢背後的真相與規律。「陰謀論」的認識論基礎是「不可知論」，反映的是其鼓譟者的懶惰和無知。2014年國際油價斷崖式下跌，不少人斷言這是美國和沙特聯手打壓俄羅斯的地緣政治陰謀。但實際上，這更多是美國「頁巖革命」導致的後果：隨著美國非常規油氣的大規模開發，國際油氣市場出現了供過於求的局面，傳統油氣出口國沙特、俄羅斯起初為爭奪市場份額競相壓價銷售，繼而又為避免惡性競爭而聯手「限產保價」。這才有了以前無法想像的「歐佩克+」，才有了在敘利亞問題上立場相左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沙特王儲薩勒曼在2018年G20阿根廷峰會上擊掌相慶的離奇場面。
樹立複合性思維
當今世界，最大的特徵就是「變」。變的速度加快、變的幅度增強、變的方向調整、變得更加複雜而難以捉摸。但無論世界變得如何複雜，人類的理性需要理解之，國家的決策需要理解之。因此，就出現了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要清楚今天的世界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二是要調整我們的認知框架，用複合性思維來觀察、理解、認知日益複雜的世界。
首先，當代國際關係的議事日程更趨複雜。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達體系下地緣政治、大國關係主導國際關係不同，當代國際關係的內容極大豐富，技術進步、人口增減、金融安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人文互動、宗教因素、大規模傳染病等都成為國際關係的重要構成要素，而且這些要素本身及其相互關係都是多向度、多維度甚至是相輔相成的。
其次，國際關係行為主體更加多元。冷戰結束後，民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曾經相對下降，全球化浪潮一度高漲。但近年來，國家主義卻在世界政治中重新抬頭。全球物流、人物、資金流、信息流較前受阻，「國家間政治」再次回潮。與此同時，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宗教派別、利益集團、部族團體甚至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都在對國際事務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把國際事務再視為「小薄餅」，而是要看作「多層蛋糕」。要在多層次上來觀察當代國際關係體系，國際層面、國家層面、集團層面、個人層面的諸現象都需要深入剖析。
第三，國際關係的運行方式更加複雜。一方面，隨著網絡技術特別是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國際信息空間既高度趨同、即時，又高度混亂、魚龍混雜。各種「假消息」「假新聞」滿天飛，「可控混亂」與「混合戰爭」也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在大規模戰爭風險下降的同時，各種制裁戰、金融戰、宣傳戰、心理戰、情報戰以及多形式、新形態的地區衝突卻甚囂塵上，國際關係體系呈現出高頻振蕩的不穩定狀態。
認識複雜世界需要複合性思維。這種複合性思維必然不同於傳統的線性思維，簡單地認為世界發展只有一種可能、一種方式、一條軌道。我們應要把當代國際關係放在多稜鏡下細心觀察，唯有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譜和斑斕底色；世界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好既壞」，不能用冷戰時期的「陣營思維」來處理對外關係，「一條線、一大片」式的寫意手法已經無法適應當今需要「精細化」計算的戰略需求。
這種複合性思維必然是開放體系。不僅需要從自身經驗和判斷出發，更要善於傾聽他者的聲音；不僅要關注當下，更要關注歷史與未來；不能僅僅就事論事，就政治談政治、就經濟談經濟，而是要看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社會等不同要素之間的複雜關係與多頻互動；不能把國內事務與國際關係相互割裂，而是要深刻認識到內外兩個大局的深度互動，認識到兩個大局「渾然一體」的一面。
這種複合性思維應該是由歷史發展、世界比較以及中國利益三維坐標共同組成的立體化體系。理解複雜世界，必須正確處理好理論和歷史的關係。很多人拿著抽象的理論去閹割現實，而沒有將當今世界放在歷史長河中來考察，這是萬萬要不得的。我們不能完全不要理論，但在理論和歷史之間，可能歷史鏡鑑要比抽象的理論更加重要。
更重要的一點是，對於中國來說，任何時候都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理解複雜世界、處理對外事務的根本出發點是維護和擴展中國的國家利益。否則，我們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會走入歧途。
擺脫「偽命題」
國際關係中的各種現象縱橫交錯，國際問題研究也經常被不同類型的「偽命題」所困擾。
作為哲學和邏輯學概念，「偽命題」有其自身的界定。與這種嚴謹的專業哲學術語既有聯繫也有區別，今天我們所說的「偽命題」通常是指不真實的命題，既指該命題不符合客觀事實和科學道理，也指無法斷定其真假，既非先天分析命題、也非後天綜合命題的「無意義命題」。實際上，它包含了無實質意義的偽概念、不成立的偽問題和無法證實或證偽的偽陳述等多種含義。
時至今日，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仍然流傳著形形色色的「偽命題」，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不僅幹擾學術研究、耽誤學生獲取知識、影響民眾理解世界，甚至誤導國家決策。
在諸多國際關係「偽命題」中，最不靠譜的就是一些耳熟能詳的地緣政治理論了。比如，麥金德有關「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歐亞大陸腹地；誰統治了歐亞大陸腹地，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世界」的論斷不僅被諸多學者所引用，甚至被一些國家作為制訂對外政策的理論支撐。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曾為爭奪「世界島」展開了驚心動魄的「大博弈」，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費爾也推出了控制「世界島」計劃。即使在當下，當涉及有關阿富汗、中亞、中東事務以及俄美關係問題時，也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言必引這一地緣政治學說的「金科玉律」。然而，麥金德的三段論推理本身就是一個包含偽概念的巨大邏輯陷阱：究竟哪裡是「世界島」、誰能清晰確定它的範圍？誰、怎樣、何時可以佔據「世界島」？如何才能證實或者證偽「統治了世界島就可以統治世界」？這一切，都是一筆糊塗帳。
較之地緣政治理論的明顯缺陷，石油峰值論和增長極限論由於放大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備受推崇，但實際上，其理論假設也大有可以推敲之處。石油峰值論源於上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石油地質學家哈伯特發現的礦物資源「鐘形曲線」規律。他認為，作為不可再生資源，任何地區的石油產量都會達到最高點，石油峰值是指某一區域（全球、地區、國家、油區等）石油產量的最大值及其來臨的時間，達到峰值後該地區的石油產量將不可避免地開始下降。羅馬俱樂部於1972年發布的《增長的極限》報告斷言，由於石油等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因而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這兩種理論假設帶有濃厚的消極悲觀色彩，是「未來學悲觀派」的典型代表。如果按照他們的假設，人類真的應該儘早制訂「流浪地球」計劃了。這兩種假設的理論及社會價值在於關注了特定資源的總體有限性，並提出了通過對全球性問題的系統研究，提高公眾全球意識，改善全球治理從而使人類擺脫所面臨困境的必要性。但其方法論的缺陷在於「靜止、孤立、封閉地研究和看待事物，對戰術接替和戰略接替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忽視了自然資源的無限可能性和人類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觀能動性。
實際上，一方面，技術進步使人類開發利用石油資源的可能性不斷提升，近年來頁巖革命所帶來的世界能源市場劇變即是明證，沒有人能夠預測「石油峰值」何時到來；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使人類不斷掌握利用非常規碳氫化合物（如可燃冰）、太陽能、風能、氫能的能力，從理論上講，人類擁有利用自然資源的無限可能。
國際關係領域的「偽命題」得以存在和流傳有諸多複雜的原因。一是簡單的「一元化」思維，過度強調單一因素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忽視了多種因素合力的影響；二是不合理地使用連串的因果關係以得出某種意欲之結論，犯了將「可能性」轉化為「必然性」的邏輯錯誤；三是由於某種思維定式的制約。
大變局下，擺脫國際關係「偽命題」對於中國至關重要，只有以立體多元的視野、開放包容的胸襟看待自己、觀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界脈動，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
實現「歷史回歸」
近年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部分領域存在「去歷史化」或者說「空心化」現象。就事論事、炒作新奇概念以及貌似高大上、實則假大空的「理論推導」貽害無窮。在日益複雜的國際大變局下，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必須將國際關係史、外交史、中國對外關係史納入研究和思考的視野，實現「歷史回歸」。
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必須要樹立深邃的歷史觀，把現實問題放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於一時一事；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必須全面呈現、還原歷史，只有在豐富翔實的「大數據」支撐下，才能做到以史為鑑；實現國際問題研究「歷史回歸」，還要學會進行科學的歷史比較。
國際問題研究是與國際戰略運籌、對外政策實踐具有高度相關性的學科領域，在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深刻演變、中國發展與外部世界高頻互動的今天，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必須承擔起時代的責任，始終以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從改善研究方法入手，在由世界發展、歷史比較和中國利益為坐標軸的立體空間裡，開展科學性、前瞻性、針對性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全立位地獲取和傳播真知識、實學問，提出專業化、建設性、切實管用的政策建議，著力提高綜合研判和戰略謀劃能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夢想的偉大目標做出切實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