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自由歐洲電臺跟播音員G.R.厄本做對話節目時，借用物理學概念談出兩種不同的歷史書寫：「速度歷史」和「質量歷史」。前者指能夠分辨歷史規模和規律的；後者指能夠對史料進行細節整理和分解的。湯因比認為，理想化的歷史書寫應該既是「速度的」又是「質量的」，但這兩種方法被同一個人成功採納是很難得的。（《湯因比論湯因比》P33－34）
這個夏天，我重讀了楊國強先生的幾本專著：從1997年的《百年嬗蛻》、2008年的《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曾國藩、李鴻章及其時代》，然後再讀2014年末中華書局出版的《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不由心生敬謝：浸淫清史四十多年的作者以其綿密深沉的書寫，為世人提供了既是「速度的」又是「質量的」難得範本。
一
新近出版的《衰世與西法》收錄了14篇專論和一篇媒體訪談，時間跨度是從第二次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海戰的三十多年。這是中國近代化意義上的巨變時期，上接康雍乾三朝構成的18世紀「盛世中國」，下啟一個由「變局」而「危局」進而「殘局」的百年。
18世紀到19世紀，中國由盛而衰，盛世裡那些潛在的矛盾慢慢積聚、生長、發酵，成為19世紀社會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困境。書中提到：1835年，道光皇帝召見翰林院編修張集馨時，吩咐他多讀經世之書，少赴文酒之會。經世之學興起在嘉慶道光年間，是以學問濟時，以儒生的議論策論針砭時弊，儘管這些議論並沒能進入國家權力而轉為事功。然而康乾盛世天下太平之時，流行的可是乾嘉考據之學，純學問。學問被要求入世，說明天下出了毛病，毛病在哪裡呢？
作者用兩篇54頁的篇幅分析了病灶所在：一是吏制的失範和敗壞。清代二百多年，做官的正途本是科舉入仕，但「道光朝一變，而鹹豐朝大變」，到了同治後期，賣官已相當普遍。朝廷為什麼要賣官？因為康熙帝從明亡中吸取教訓，立下「永不加賦」的祖宗家法，只能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遇上兵事、河工、災荒，國家錢不夠用，於是「道光辛丑、壬寅間海疆用兵，始大開捐例。」捐錢就可以有官做，導致官場裡「流品之雜已極矣」：廣東省的逃犯逃到廣西可以捐成一個候補知府，而江浙兩省逃難的人們可以一個一個通過捐納變成京官。書中提到：1860年代之後，通過捐官成為四品到七品官的，已超過科舉入仕的人數。而捐班中人用錢買權力，意在收穫更大的財利，是「以商之法為官」，作者準確地給出一個字：劫。「這種『以弊為活』的生存方式，決定了地方衙門裡的胥吏常常會與枉法、勒索、侵漁、貪贓連在一起，弄出種種喪心病狂；『以弊為活』，在本義上便是以世相的黑暗為活和人性的黑暗為活。」這洞見亦可燭照後世。
吏制的崩壞必然導致民變，若遇天災，更是對國家權力的考驗。我記得曾經就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饑饉發生後國家機器可發揮的作用請教過楊先生，他舉清代的荒政為例：每逢災年，各地糧倉大開以賑饑民，從容裕如。在此書中，則讀到「君權重荒政」的傳統在衰世中的窘迫：官力枯竭，無可措手。所以在19世紀70年代末一路綿延的颱風、海潮、雪雹、乾旱中，在光緒年華北的「丁戊奇荒」中，婦女兒童被販賣、父母食親子、「婦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層出，駭人聽聞。有地方設了粥廠收養饑民，因為爭搶和時疫漫延而死人的，南北都有記載。然而，作者也同時揀出這些史料給我們看：朝廷仍然從軍費中挪移二千多萬兩銀子賑災，皇帝和地方官向天求雨，七歲皇帝下罪己詔，還有縣官因救災積勞病故，臨終留下沉痛內疚的手書，都「在一個變遷劇烈的時代裡折射了儒學民本主義和民生意識的最後一點餘輝」。在同一時間裡，也有剋扣、侵漁、玩視賑務的官員，作者視為「全無心肝」，而從朝廷處分的「下手極重」和「動了殺機」看出國家權力維持全局的緊張和艱難。這是國家權力不得不下移的前兆。
在這樣一個走下坡路的時代裡，大清朝不幸遇到了西方列強的一次又一次衝擊。作者曾在課堂上對學子們發過感慨：中國倒黴就倒黴在這裡，一是在由盛而衰的過程中遇到西方，二是在清代學術即漢學（追求知識淵博卻缺少本根的一種學問）的文化背景下面對西方――倘若在宋代理學（追求價值和本源的學問，有底氣和血氣，所以日本維新時有識之士捧讀朱子）的背景下，自強、洋務、維新這一系列應變，會不會應付得體面些？
他也常說，後人讀史，不免「百感交集，既驚且詫」――國家內部由盛而衰，而衰世之中恰逢列強環逼，這兩個局始終糾纏著，一路陪大清走進19世紀，從庚申之變到甲午戰爭，一步步走向解體，催生出一個四分五裂的民國。
二
在作者看來，鹹豐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變」而非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近代開端－－打了3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在那個庚申年收官，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城、火燒圓明園；此前，31歲的鹹豐帝已帶著近臣和后妃倉皇北上，避走熱河，號稱秋獮（打獵）；留守紫禁城與英法二國籤下兩份《北京條約》的恭親王奕訢這一年28歲，在英方隨軍攝影師費利斯·比託的偌大鏡頭面前，「這位皇帝的兄弟驚恐地抬起頭來，臉刷地一下就變得慘白……以為他對面的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炮會隨時把他的頭給轟掉。」（這一幕記錄在英國陸軍司令格蘭〈Sir James Hope Grant〉的日記裡）。這一年，在奏議中首次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曾國藩50歲，而在皖北操練淮軍的李鴻章38歲。這一年，朝野上下都在說「自強」。
將「自強/富強」觀念的移入視為中國近代化/現代化的發端，楊先生看重與深究的，是中西交衝的痛感程度和其中的義理轉向。在首篇《經世之學的延伸和中國近代化的歷史起點》中：「庚申之變以沉重一擊致創巨痛深……與二十年前的士議比中英鴉片戰爭為『海疆騷動』，這是一種明顯的不同。」在第12篇《近代中國的兩個觀念及其通貫百年的歷史因果》中：「作為一種思想和義旨，『富強』原本出自法家並歸屬於法家。因此，在儒學灌輸浸潤二千多年之後倡言『富強』，不能不算是顯然的大變。……由此形成的歷史因果，則使古老的中國社會在移花接木之中不復再能盡循舊時故轍，同時也是古老的中國藉助於這種變化而獲得了一個近代化的真實起點。其間既有時勢造人，也有人造時勢。」而其中涵攝的「營造物力、技術主義和民族意識」，使得中國的近代化從一開始就有別於西方，「自其發端之日便已帶著與生俱來的不平衡性和不完整性」。中國是被被動拖入近代化的。筆到之處，一次次點明這樣一個事實：在被動中引入的各種陌生事務因為不是內生的、自主的、從長計議的，常常在倉促和錯解中被夾生地鍥入中國社會，並在日後不斷反嗝出消化不良的隔夜之氣。
最先對接中西的「撫夷局」在原先的設想裡是個應急的臨時機構，稍稍太平後是要「裁撤」、以「符舊制」的，不想業務繁忙，升格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辛丑後改為外務部），41年間儼然成為這個國家「綜乎六部」、「牽匯萬端」的所在，並在身不由己中一變再變。與此同時一次又一次刷新的，是朝廷中那些自大陳腐、僵化迷信的腦袋。兩江總督裕謙剝下「白黑夷匪」兩張人皮、抽其筋以作馬韁的血性沒能阻退夷人，相反引來更強烈的報復，一個月後，英國人就攻佔了鎮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第109頁）。在一輪輪的敗陣吃痛之後，在蔑視、憤怒、懼畏、痛惡和驚訝的情緒迭變之後，那一代人心中便有了刻進骨頭裡的困境意識，陪伴他們終老的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智勇俱困」。
因自強引入的「制器之器」，在30多年裡開出了以江南製造局為代表的近20個造槍炮的機器局和以福州船政局為代表的若干船政局。五千多萬兩白銀的開支和萬餘僱傭工人造出了成千上萬仿製的來福槍（在一位西人筆下，當時中國所用來福槍有14個不同種類，從最新型的到古老的粗抬槍）、林明敦槍、黎意槍、快新利槍、馬梯尼槍、毛瑟槍和田雞炮、烏理沼炮、阿姆斯脫朗炮；林殼明輪船、木殼暗輪船、木脅兵船、鐵協兵船、鋼協快船、鐵甲兵艦、魚雷艦、淺水艦，等等。
然而，西方的制器是工業革命的結果，它們屬於與社會技術革命相協調的經濟形態，卻被中國因為政治而急迫引進了切割掉頭尾的生產片斷：它上不接技術（到了後期，造價常常幾倍於直接從國外買槍炮），下不接市場（由朝廷「撥濟」到南北軍隊，沒有進入成本、利潤、再生產的經濟鏈），一旦朝廷投入的白銀難以為繼，便不得不列入「奏銷」之列。
而且，因為國家權力的下移，制器分散在封疆大吏們的手中，而疆吏多用幕府經管，在各自的轄地分散、重複、毫無分工概念地生產著，既缺少可以連接的原料工業和重工業，又依賴外國專家的二手傳授，彰顯出那個時代裡的自強始終帶有強烈的個人性、地方性和局部性，所以「師夷制的事業在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都難以伸展擴張。」以兵工業的困境為例，楊先生深刻地揭示出自強這種義理落地到中國當日現實中的重重阻格和受制，並借劉坤一的感慨寫下這樣富涵哲理的句子：世間人多數不能真正懷想長遠，所以多數不能有恆。
三
《衰世與西法》大致有兩條線，一條描繪庚申到甲午中西交衝下政治與社會的幾個重要關節，如上文中提及的吏制失範、天災與賑濟、兵工業的開局與困境，以及未能一一展開的條約制度對中國的改造、紳權的伸張、因借法自強而進入中國歷史的外國人，還有層出不窮的教案。另一條則著力展開晚清士人的思想世界。中西交往由暴力開始，慢慢演化成文化的交接――當一個民族對外來侵逼作史無前例的回應時，文化一定會成為一種支撐精神的力量，所以承載了中國文化的士大夫歷史地成為這一過程的主體。
在前一條線上，晚清紳權的伸張很是精彩：與紳權相對的是國家權力，與紳衿（沒有進入仕途的讀書人）相對的是地方官和皇帝，天下太平時後者一定不喜歡前者。在18世紀綿延的文字獄裡，在「哭廟案」、「奏銷案」裡，紳權都是君權有意摧鋤的東西之一，於是「不同於編戶齊民的縉紳先生們則在前朝的『橫桀』之後喪失了足以幹預公事的心力和臂力，他們在二百多年裡大半都活得非常安靜。」讀到此處，作者手中一杯茶、幾頁備課紙往課堂去時那種老派的倜儻灑脫就在眼前。
但十多年間，東南有太平天國，華北有捻軍，西北有回民起事，內戰烽火燒得地方官為練兵籌餉不得不向地方上代表民間權威的「士人」和「局董」們俯趨，再加上西人的闖入，紳權在內憂外患的召喚下重回世間。其間，與賣官相類似且同步發生的，是各省乃至地方的舉人和生員也可以花錢捐了（有點像今世賣文憑），所謂廣額。同樣，與賣官導致的官場「下流」相似，被一起編入紳權之中的，必有「人才固不足觀」和「人品尤不可問」。這是一個相當壯觀的變化，相當於在純正的讀書人中間摻進一捧一捧的沙子，而這些人代表的紳權「開始成為一種茁壯生長的社會力量，起伏翻騰於四面八方，為衰世的中國增添了種種動蕩。」
大概因為生於浙江，作者愛提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在京做官的浙江人與地方紳衿相互呼應，歷時2年而掀天揭地，進而翻局。浙江官場上涉案的巡撫、知府、知縣、候補知縣因「枉坐重罪」、「玩視人命」紛紛跌倒，成為紳權打倒官府的案例，可見當日紳權已能表達公共意識和公共意見。楊先生反覆強調晚清國家權力下移，也許可以說，紳權的廓張是廣義的、隱性的國家權力下移。
紳權本是中國社會裡非常古老的東西，但在晚清漸有「潛伏民權」的意思，顯然是在時勢裹挾中，在主動被動中更張了原義，派生出新義。從魏源在以「制夷」為抱負的同時對西方議會制度流露出明顯的推許讚賞開始，社會變遷帶來的思想變遷綿綿不絕，匯成一波又一波的西潮，並且在晚清的後幾十年裡越來越顯示出思想變遷反過來促成社會變遷的特點。但這是一種「衝擊－反應」下的被迫之變，且囿於一個讀書人群體，所以始終與社會現實生生脫節。
中國兩千多年來，素有清流。清流的根基是士大夫的清議，它是一種公共輿論，既參與評判又接受評判；它從儒家傳統中來，是一個群體現象，這個群體以道德自律。在明代，清流因上言而遭廷杖，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旁人敬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清流比洋務派更能得到士大夫群體的擁護，而清流反洋務，在于堅守「成法」，更在於不能容「以夷變夏」。但到了甲午、乙未年間，清流們被日本人的「彈丸黑子」打醒來（馬關議和之日，李鴻章即對伊藤博文說「我國的長夜之夢，將因貴國的打擊而破滅，由此大步進入醒悟階段」），追根溯源又回到洋務派「自強/富強」的老議題上；他們在共指李鴻章為禍首、公敵的群議中走到一起來，主導了當時的輿論和人心向背。
作為京城和長江中下遊的清流領袖，翁同龢與張之洞各成門戶，由此築成一種人際勾連，一方面影響和導引士林，士林中人也會影響常熟與南皮，由此影響和導引政局；另一方面，它成為上達廟堂和君側的一條通路。也因此，清流造就了本在清流淵源之外的康有為。
康有為如何成功走到光緒身邊一段讀起來頗有味道，是其細膩筆觸令當日場景鮮活的一例：1888年開始，康有為不斷上書光緒、上書徐桐、上書曾紀澤，也曾遞名帖給帝師翁同龢，求見；但一路叩門，一路碰壁，離開北京時憤然寫下「虎豹猙獰守九關，帝閽沉沉叫不得」。張之洞門下的梁鼎芬起了作用，「力為周旋」，有心將其引到張之洞面前。而京中清流也對康有為「盡滌舊習」以圖「氣象維新」的志向頗有好感，在許多官員奏劾康有為「惑世誣民」時施以援手。正是這樣的汲引託舉，康有為才得以拾級而上，層層登高，終於叫開「帝閽」而一展懷抱。楊先生筆頭一頓：「曾久被目為士人典範的清流群類顯然已不再全是舊日模樣和全守舊日範圍了。就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而言，比之一人一身的叫開『帝閽』，這種群體的變化無疑更內在，並因之而更深刻。」
然而，「清流始舊而繼新，洋務本新反而趨舊」。十多年後的1913年，康有為憶起當年七上皇帝書以及創議立憲等維新主張，追悔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在他身後，當年的新黨們（嚴復、章太炎、梁啓超，等等）在二十年間一個個蹙額疾首，先後掉頭而走，群體性地回歸舊途以尋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不成為一種更加引人深思的歷史文化現象。究其原因，楊先生以為也在「夾生」：這些人大聲疾呼「全變則強」，從一開始就羼雜懵懂和盲目，引入脫空的西學西法為中國診病必然失真，而滔滔從之的眾人和傾附的西學之間深深隔膜著，僅有風氣而無學理。其後新學隨波逐流一變再變，經兼愛變保種，平等變強權，民族主義變帝國主義，一路走向民權論、國權論、無政府主義、軍國主義……曾出現過老子是清流，兒子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怪象，難怪潘光旦面對各種思潮有「河流帶走落葉留下石頭仍在原處」之嘆。這一場西潮回瀾內含的矛盾、懷疑、複雜和深度，從思想角度折射出士人心靈和精神的大變，折射出富強和價值之間的撕裂。如果說《晚清的士人與世相》集中呈現清流保守的一面；而本書則展示了這一群士子在「國殤」激迫下比洋務派更激進、以致於失去常態的另一種面相。
記下梁漱溟說的：三四十年來，我們大部分的努力，似乎是專把舊有的不大好的東西和西洋來的不大好的東西湊合起來。
記下魯迅說的：學習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駝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
記下康有為說的：舊宅第已毀而不能復建之，唯有露宿。
想走回頭路？橋都斷了。
四
作者對晚清重要人物的刻劃功力，在《義理與事功之間的徊徨》中體現在曾國藩身上，到了《衰世與西法》，則見於《馬關條約》籤署後李鴻章的命運。同治末年曾國藩辭世後，直隸總督李鴻章一直是疆臣領袖。他以四朝元老之身，籌三省之海防，統精兵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陪著大清在20多年裡迭換三朝，帶著臉頰上的槍洞從日本人那裡踉蹌歸來，等待他的是光緒帝「詞甚駿厲」的詰責，是朝野切齒共詬，是作為民族有罪之人被寫進歷史……其間種種屈鬱、種種盤根錯節，耐人尋味。
對慈禧光緒的母子關係，對珍妃的賣官和恃寵恣肆，對一開始便以君權為寄託的清流如何捲入帝王的家事從而將深宮裡的母子不和釀成國事，作者也有細緻論述。
同他的業師陳旭簏先生一樣，楊先生對中國文化鑄就的士人品格和淋漓元氣始終敬重。在這個喧譁輕浮、知識分子明星化犬儒化的時代，楊先生以繼左宗棠之後經營船政的沈葆楨為例，仍在宣講「屈身負重」，宣講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自愿」。也正是因為儒學（不是孔子學院那種）的遠去和斷裂，今天多有空心的讀書人，因為內在的催動和力量消失了。
儒學之信賴人性善，與基督教的幽暗意識是從兩個方向對人性的刻畫。在作者看來，就人性本身的深度複雜和難以通論而言，二者各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它們影響各自的社會歷史，使得重教化和重契約成為兩種社會秩序的根基。
他從《潘光旦選集》中擇出這樣的句子：「官師（師）兩字的字根所以部分相同是極有意義的」；官之為官的兩重責任：「狹義的是政務的處理，廣義的是社會生活的領袖與引導，而所由領袖的途徑便是一己的好榜樣的樹立」；「好榜樣的由來不出三條路，一是過去的賢人哲世，二是在權位而從政的人，三是人間之師道」；「中國已往的教育，無論怎樣的不孚人意，至少在好榜樣的授受上，它是無懈可擊的」。統而言之，在儒學的理想裡，治人同時又是教人，而且潘先生相信：「人的本性中最可以鼓勵我們的一點是他在好榜樣的面前，能夠受到感動。」然而一百多年過去，倘若潘先生在天有眼，不知可要修訂他的舊論。
對於一位歷史學者，尋找檔案、尋根溯源總是令人上癮，而這件事是沒有底的，永遠有這樣或那樣的材料在未來的某個角落等著你。我不確定每一回合楊先生怎樣給自己按下暫停鍵――2008年在社科院歷史所旁聽晚清史課，偶爾會聽他帶出手頭正細讀的書，像嶺南大儒陳澧的《東塾讀書記》，章太炎弟子、經學家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等等；聽他分享其中細微感性（通常不會寫進正經文章）的部分，比如王闓運尤怕打雷；慈禧是個不善於表達母愛的女人；赫德值得書寫；反對袁世凱稱帝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沒有淪喪……――投入到創造性的歷史寫作中。沒錯，楊先生的歷史寫作是一種創造。他坐下來就著苦茶用心思量，小心謹慎地將從史料中梳爬出來的脈絡、特徵和他的思想洞見轉化為一條條風骨稜稜的句子。他煉詞講究，常常為尋一枚精到字詞翻查古書，斟酌良久，所以常有追讀其文的後生大呼「生僻字好多」。我曾用一個小本子將這些已被今人疏遠、卻讓人覺得從形到義都格外漂亮的字詞略作歸攏：互為表裡、新舊嬗遞、世路盤陀、惝恍阢隉；理路、砥礪、丕變、漫漶、猖狓、鴟張、漏卮、訾議、峭刻、卞急、汩沒、忮忌、扞格、摧鋤、跌扑、蹈厲、枯窘、否塞、蜩螗；霦霦乎、駸駸乎、硜硜然、蓬蓬然、矜矜然、憒憒然……這些古舊詞語帶著歲月的僕僕風塵，排布於作者特有的三步曲式（偶爾四五步）層層遞進或迴旋上升的論述裡，生成一種獨特的旋律，以永不衰竭的氣度壓倒我們。而我們，總能讀到楊先生深埋其間的嘆息。(本文原載《讀書》十月號)
(統籌：啟正；編輯：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