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著名知識分子迪迪埃·埃裡蓬（Didier Eribon）的
《回歸故裡》（原書名：RETOUR A REIMS,2009；王獻譯，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5月）是一部回憶錄和反思性社會學著作。大約十萬字不到，書名也很平常，書裡書外卻是情感與理性、階級與社會、壓迫與反抗的滔滔巨浪！父親去世後，迪迪埃·埃裡蓬回到自己的出生地蘭斯，重新了解他的家族歷史，回憶自己在家鄉的成長經歷，思考階級出身、成長環境、教育體系和社會固化等社會學研究的議題。該書的核心主題是由家庭出身引申出來的創傷記憶、階級壓迫和懺悔反思。回歸故裡，什麼是故裡？故裡是他曾極力逃離的地方，是他曾刻意疏離的社會空間，那個地方的精神空間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只能充當反面教材。但是無論他如何反抗，它依然構成他精神內核的家鄉；當他終於回到家看望母親的時候，其實是與從前一直拒絕、抵制、否認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參見第2頁）關鍵詞之一是「階級」。在埃裡蓬的回憶與反思中，「階級」不是一個被封存在政治教科書中的概念，不是一個虛假的、只用來作為動員或鎮壓工具的口號，而是在生產流水線與豪華會所之間、連片公租房與花園後面的獨棟住宅之間、小酒館的低俗娛樂與高雅藝術殿堂之間的一道真實籬笆；是即便在一種眼神、一陣笑聲中都能夠準確辨認出來的距離與感受，是一種無師自通和無法拋棄的身份認同。
關鍵詞之二是「批判」。打開記憶的閘門，讓階級批判與社會批判的洪流奔湧而出，揭露陰謀與壓迫——埃裡蓬揭露那些本質上是邪惡的勢力如何對待窮人，如何表現出極度的偽善，如何在拒絕、隔離、拋棄的同時還要戴上同胞、祖國、慈善的面紗。批判，既是對資產階級的虛榮、偽善、傲慢和冷血的批判，也是對窮人的愚昧、麻木、奴性的批判。不知是因為仍然軟弱還是本性善良，即便是埃裡蓬這樣的批判型知識分子有時也會懷疑自己是否陷入了階級陰謀論或社會陰謀論。其實不是的，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在冥冥之中甚至還會受到那製造陰謀與壓迫的階級嘲笑；更殘酷的是，當知識分子揭露出他們的卑鄙與無恥之後，他們並不害怕，他們因為手裡握著強大的資產階級鎮壓機器而有恃無恐，他們甚至期待揭露會使窮人對他們更加害怕、更加恐懼從而更加俯首貼耳。
埃裡蓬也認識到鬥爭的複雜與艱巨，他反思「我從哪裡來」，無非是要認識到自己原來擁有多種「身份」，要認真分辨自己承受奴役的各種方式，選擇不同的戰鬥方式來對抗不同的壓迫機制。無論情況如何複雜，要有最基本的政治立場和一種作為自己的政治主張的核心出發點。在這基礎上把所有的壓迫領域、統治的形式、所有曾經有過的因為階級身份而產生的羞恥感和屈辱感全部打包，投放到理論和實踐的鬥爭之中。
（參見177頁）階級的分野與壓迫在城市住宅區域的分割就充分體現出來，從生活設施到教育，從失業到治安犯罪，窮人階級的家庭與社會就是這樣連結起來的。埃裡蓬說即使是在今天情況依然如此，「面對這種固化的歷史問題，我們怎樣可以無動於衷？」我們是否意識到，「有時從更宏觀的角度講，這裡大大小小的犯罪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慣例；階級敵人通過國家法律無時無刻不在行使著他們的權力，平民階級則用犯罪的方式頑固地抵抗著這種壓迫。」
（23頁）他竟然把「階級敵人」這個概念用在統治者身上，還說平民階級以犯罪來抵抗壓迫、反抗他階級敵人，他的批判火力真是夠猛的。
直到寫這本書之前，他一直對自己的階級出身懷有羞恥感，在巴黎的交友中總是羞於承認自己的出身，也從未在他的書或者文章中對此有所提及。相比起來，他可以大方地講述自己的性取向帶來的羞恥，因為以通過逃往大都市的方式來獲得保持同性戀身份的機會是知識分子圈中典型而普遍的做法，那種講述可以引起人們對歧視問題和性文化的高度重視。但是如果涉及階級出身、社會底層階級受到的不公待遇，則難以在公共討論中獲得支持。他的這兩段重塑自我的經曆本來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他的逃離家庭與家庭對他的性取向的態度有緊密聯繫，最後他從性和社會歸屬這雙重的角度改變了自己。但是在寫作中他只選擇前者，後者是一直隱匿的。有一次他在巴黎市中心的街上遇到外祖父，令他非常尷尬，害怕被別人看到。事後他心中有著一種負罪感：為什麼我不敢承認自己的身份？為什麼我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來往讓我對自己的家庭感到如此羞恥？在思想上、政治上我宣稱反對階級分化，但為什麼社會階級的概念如此深入我心？ 說起來真是矛盾，「我的信仰與我進入的資產階級世界格格不入，我所秉持的社會批判理念與我本身的價值觀相互違背」；「在政治上，我站在工人的一方，但我厭惡自己的工人出身。」
（46頁）還有一件事情。他從小和哥哥一起玩、一起長大，但是在後來的三十五年間他居然沒有去看過哥哥。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哥哥在比利時靠著社會救助生活，因為常年的搬運工作而傷了身體。他直接引用約翰·埃德迦·韋德曼（John Edgar Wideman） 說的一句話來描述對於哥哥的感受：「我通過我們之間的差距來衡量自己獲得的成就。」他認為沒有更好的形容了，他哥哥默默地成為了他的人生參照系。
（76頁）埃裡蓬坦率地揭示自己內心的矛盾衝突，一方面他的精神成長中充滿了對逃離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的渴望，極力通過改變自己而改變與那個階級的關係；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他依然屬於少年時成長的那個世界，「因為我永遠也無法在情感上認同統治階級的價值觀。每當聽到有人用鄙夷或事不關己的態度評論底層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談舉止時，我就感到不適，甚至憎恨。我畢竟是在這樣的階級裡長大的。對於群眾的遊行抗議、罷工運動，有錢有勢的傢伙們總是表現出不滿，每當見到這樣的情景，我會本能地感到憎惡。」
（13頁）更深刻的是，「我得承認，雖然感到與人民鬥爭的關係格外密切，雖然在翻閱1936-1968年大罷工資料時內心充滿政治理念與情感上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讓我激動到發抖），但在內心深處，我仍然排斥工人階級，實際上我也在踐行這種排斥。『被動員的階級』或者說『可以被動員的階級』是理想化、甚至是英雄主義化的概念，它與構成這一階級的，或者說有可能構成這一階級的一個個真實的人完全不同。」
（13頁）這是在情感、本能與內心的理性認識之間的深刻衝突。
他對那種被建構的理想化的「工人階級」的反感，也是曾經讓我們困惑的問題。中學時代我們要經常去工廠「學工」，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標語之下，我們看到的卻是工人師傅們的另外一種物質生存與精神世界，更不用說我們中間很多小夥伴就是來自工人家庭，太知道工人與領導是什麼關係。除了這種外部建構之外，工人階級內部的精神世界的貧乏也是使他感到不適和反感的重要因素。這種不適最能出現在家庭餐桌上，「每次我和父母坐在一張飯桌上，我就會感覺到一種難以捉摸和形容的不適：他們說話行事的方式與我重新躋身的這個階級差異巨大，他們會在每段談話中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一種膚淺的種族主義，以致讓人奇怪為什麼所有話題都一定能和它扯上關係。這種經歷對我來說像服苦役，它讓人越來越難以忍受，以至於我得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因此，「我越來越不喜歡自己與過去的以及現在的勞動階級之間的直接關聯。」
（15頁）這種精神撕裂的痛苦，是逃離之後的「歸來」在內心深處難以承受的。這也是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 ）所描寫過的與她的父母之間「階級差距」，她在書中完美地解釋了這種不適感，令埃裡蓬深有同感。
在埃裡蓬的階級分析與社會批判反思中，有一個問題容易被忽視，其實很應該引起我們關注。在他成長的那個年代，工人階級隨著法共的興起而入黨的情況比較普遍，以此形成自己的政治歸屬感。他們參加公共集會，在選舉中把選票投給共產黨候選人，但是對他們來說加入法共並不意味著他們希望在法國建立一個像蘇聯一樣的政府。他們只是想要改變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用「革命」來對抗那些給他們帶來痛苦的右派、有錢人、大人物等。他們關心的是誰在乎他們、誰關心他們的生活。埃裡蓬的父親就是這樣。每當他在觀看電視新聞時，總是對右派表現出本能的敏感。當有操持著工人口音的史達林派共產黨人為默默無聞或被正統體制所排斥的人打抱不平時，父親會覺得很高興，認為他們可以代表他的想法和感受。
（27頁）說到底，他父親喜歡的是敢於為窮人說話的左派。
在政治嗅覺上，他的父親、母親其實都有很好的本能。埃裡蓬上中學的時候是託洛茨基主義左派，那時他父親卻經常怒斥那些「想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和「十年後想領導我們」的「大學生們」。後來埃裡蓬看到那些領導階級的人都變了樣，不再認為父親是錯誤的。知識分子同樣發生變化，1968年五月風暴走在遊行隊伍中的大學生後來變成公務員和成功人士，「他們在現行社會秩序下如魚得水，他們維護著世界現有的模樣，非常適應自己的新身份。」
（89頁）知識分子不再談論探索與抗爭，而是談論「必要的現代化」和「社會重建」，「共同生存」取代了階級關係，「個體責任」取代了社會對個人命運的影響。「壓迫」的概念和兩極分化的主題在左派的官方政治圖景中消失了，反而宣稱每個個體擁有的權利是平等的——埃裡蓬的回應是：「平等」？多麼可恥的笑話！
（90頁）整個媒體、政界、思想界的氛圍是左派和右派同流合汙，甚至他的母親也會經常對他喊道：左派、右派一個樣，都是同一群人在出錢！她說得真準啊！左派政黨及其知識分子用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的語言來思考和說話，以統治者的視角來看待世界，並且以聰明、偽善、奸詐的策略消除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和途徑。
法國工人階級最後可以表現自己的階級身份的途徑就是手裡的選票，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也反映出工人階級的訴求其實也是左右混搭的。埃裡蓬說投共產黨的票是積極的自我肯定，投「國民陣線」的票則是一種消極的自我肯定。
（93頁）就如薩特所講的，參加1968年五月大罷工運動的工人們在一個月之後通過選舉的方式拯救了戴高樂派的政治體制。但是至少工人階級可以通過選舉把自己組織起來，通過投票表達訴求和進行對抗。頗有意思的是，埃裡蓬認為如果要從那一時期他的家人們每天的言談中總結出一套政治綱領的話，可以發現他們雖然選擇了左派政黨，但其政治綱領與後來他們在選擇極右政黨的綱領沒有太大差別：排斥移民，支持在就業和社會保障領域實行國民優先政策，主張在刑事犯罪的處罰上加強力度，支持死刑原則等等。「深入骨髓的種族主義思想是白人工人階級和平民階級的主要特點之一」，年輕一代的工人階級比他們的前輩更容易選擇右派政黨
（100頁）—— 埃裡蓬在2009年的這些分析仍然值得我們今天思考。
有人說教育問題是階級壓迫的試金石，不無道理。學校既是一種接納、教育、培養的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拒絕、固化和淘汰的機制，只不過它是以入學選擇、教育內容和就業可能等方式強制實現這兩種維度的選擇。工人家庭的學生看起來是在自主選擇自己的愛好和未來，其實所有都籠罩在階級地位自然帶來的限定之中，他們選擇的主動放棄其實只是因為他們無法不放棄。埃裡蓬指出學校如何與社會合謀構築起階級的籬笆，使窮人的孩子知難而退。家庭身份的陰影甚至會籠罩在選擇第二外語作為學習科目的問題上，統計數據顯示選擇德語的是資產階級的孩子，選擇西班牙語的是工人的孩子，後者意味著或早或晚脫離教育體制。當時埃裡蓬也是選擇西班牙語，但他只是被南方、西班牙所吸引。直到文學老師表示出對他學業的擔憂時，他才意識到這個選擇讓他進入了二流學科，並迫使他每天和學校中的不良分子混在一起。因此，儘管他成績優秀，仍然很有可能走上一條不良的道路。
今天的家長們個個知道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是很少人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起跑線」，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起跑線」與別人的「起跑線」是什麼樣的距離。因此，「我們出生時，宣判結果就被烙印在我們的肩上，而我們未來的社會地位，被先於我們誕生的因素決定和限制著，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歷史以及我們出生時所處的環境。」
（32頁）這可不是宿命論，甚至也不是什麼環境決定論，而是對實質上的血統論的揭示。曾幾何時，人們曾經批判過反動的血統論，後來才明白血統論不是那麼容易被批倒的；當年的工人子弟為自己的「根正苗紅」而驕傲和自豪，以後才弄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根正苗紅」。其實，檢驗血統論有一個很好的度量，那就是遺產——傳承的是權力、地位、財富、「自己人」的圈子人脈，還是除了酗酒、血汗崗位和失業遊蕩之外就一無所有？
關於教育，他認為光明正大地運行著教育系統是一個地獄式的機器，它對待平民階級的孩子們的方式使階級壓迫變得合法化並持續進行；它造成不同階級的職業選擇和社會地位差異如此之大，實質上就是指向被統治階級的戰爭，學校便是戰場之一。教師們已經盡其所能，也無法改變現實。
（85頁）他自己則是幸運的， 他的成長與一個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同學有很大關係，他通過模仿他而進入他的世界：對閱讀的興趣，對文字表達的重視，對文學和藝術的熱愛。開始是模仿，後來變得越來越真實。重要的是在他那個同學的友誼和影響之下，「我本能的對於學校文化的反叛（它來源於我的社會出身）沒有簡單地演化為對文化的拒絕，而是轉變為對所有與前衛、激進、智性相關的東西都充滿熱情」。
（126頁）「對所有與前衛、激進、智性相關的東西都充滿熱情」，我至今認為沒有比這更好的精神成長路徑。令人感慨的是，如果同學都是工人的孩子，或者說如果不是因為他母親在血汗崗位的勞作使他進入有資產階級的孩子讀書的學校，他能夠有這些變化嗎？
為了讓他能夠讀高中、讀大學，他母親站在工廠的組裝流水線上工作了十五年，高強度的勞作和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十分鐘的時間可以請假去衛生間，她午夜才能入睡，凌晨四點便要起床。埃裡蓬說，如果說這是社會的「不公平」就顯得太委婉了，因為「它掩蓋了真正的現實：赤裸裸的、暴力的剝削。」接著他說的這句話應該銘刻在所有勞動局之類社會機構的大門上：「一個年邁工人的身體，可以體現階級社會全部的真相。」 就讓我們讀懂和記住這句話吧！但這些都是埃裡蓬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的想法，他在當年對工人們遭受的非人待遇並沒有這麼具體的關心，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學習世界中，無暇思考自己為什麼有機會得到這一切。更可悲的，他對於父母的階級身份還是充滿了羞恥和怨恨。
（56頁）那麼，他這種對於階級出身的羞恥感又如何能與他在學校接受的左派理論和馬克思主義連結起來呢？這是一個頗有意義的問題，他的回答很坦率：「我年輕時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便是我抹去社會身份的途徑：我頌揚『工人階級』，藉此在更大程度上遠離真實的工人階級。在閱讀馬克思和託洛茨基時，我相信人民的先鋒性。我進入了特權階級的世界，也就是那些有興趣拜讀馬克思和託洛茨基的人的世界，走進了他們的歷史觀和主體化的方式。我對薩特關於工人階級的論述十分著迷，卻討厭我身處的這個工人階級，這個限制我視野的工人階級。我對馬克思和薩特感興趣，並想像自己是如何比父母更加清楚地理解他們自己的生活，我通過這樣的方式走出那個世界，走出我父母的世界。」
（58-59頁）其實，事情就是這樣的：如果他從來沒有離開真實的工人階級，他可能無法閱讀馬克思和託洛茨基，也不可能說出「一個年邁工人的身體，可以體現階級社會全部的真相」這樣的話。工人們自己很少會把自己作為一個階級來談論，只有走了出來的人才會認真地談論他們，但是他們對於這些談論甚至也難以聽到，就如埃裡蓬說的，他知道他們不太可能成為這本書的讀者。
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工人的孩子很早就知道自己的階級歸屬，但是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孩子不會產生這樣的階級意識。雷蒙·阿隆在一篇文章中說過自己在接觸社會學之前是沒有階級意識的，埃裡蓬說這恰好展示了他的階級身份。說到雷蒙·阿隆，埃裡蓬並不掩飾對他的反感。「我討厭他虛偽的笑容和柔和的聲音，他用這種方式展示著自己的沉著、理性，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展示著他作為資產階級所擁有的豐厚的物質條件和成熟穩重的思維方式……他是作為資產階級政治權利和意識形態的維護者而發聲的，他反對一切可以給工人階級希望或者可以動員他們的東西。說到底，他是為錢而寫的人：一個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貢獻力量的士兵。薩特在1968年五月風暴這件事上對他的責難十分正確。」
（68頁）他很久之後才明白，他們家對藝術沒什麼興趣。事實上，對於藝術的喜好也能構成一種階級差別。成為「文化人」之後，當他參觀展覽或聽音樂會的時候，他觀察到那些「高雅」的文化人如何從中獲得滿足感和優越感，這展現於他們永遠不會放下的微笑和保持克制的肢體動作以及他們作為藝術家或有錢人的講話方式之中——「所有這些都表達了一種對於自身社會身份的愉悅感，他們屬於優越的階級，他們可以通過欣賞『高雅』藝術來炫耀自己。」
（72頁）這種場景和感覺總是既讓他覺得驚恐，同時又使他努力讓自己變得和他們一樣，在欣賞藝術的場合表現得輕鬆自如。
（72-73頁）他深深被1968年五月風暴和政治反抗運動所影響：十六歲的託洛茨基主義者，讀馬克思、列寧， 然後是從杜拉斯、貝克特到薩特和波伏娃。通過閱讀馬克思，他開始對哲學思想史充滿熱情。他為自己是「哲學系學生」而充滿喜悅，但是他不知道在外省大學中選擇文科就是走上一條被遺棄之路。老師在課堂上教的哲學陳舊而無趣，他自己閱讀薩特、梅洛·龐蒂、卡萊爾·科西克。他知道自己青年時選擇哲學是由他的地域出身、階級出身和社會地位所決定的。如果在巴黎讀大學，他很可能會崇拜阿爾都塞、福柯、德希達、梅洛·龐蒂而不是薩特，因為這是巴黎圈的氛圍。但是在回首這段經歷的時候，他並不為此感到遺憾，而更希望自己曾是薩特的信徒而非阿爾都塞的信徒，存在主義的傾向仍然會在他的內心被喚起，直到薩特與之後閱讀的福柯和布爾迪厄相遇、融合。
（135頁）他自己說「布爾迪厄和福柯對我影響至深，我致力於維護批判性思想和『68事』」的遺產。」
（168頁）那麼，什麼是青年埃裡蓬的理想呢？將某個知識分子的形象作為對未來自己的想像：自己寫書，激情澎湃地與被人討論、分享思想，既在實踐中也在理論上涉身政治……。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召喚力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涯的想像呢？
埃裡蓬說，從根本上講他是被兩種社會判決所影響：階級的判決與性向的判決，他身上攜帶著這兩場審判的痕跡，但他必須將自己塑造為其中一個角色，來對抗另外一個。
（165頁）與我原來的想像不一樣的是，埃裡蓬深感左派理想和同性戀身份的矛盾衝突，他說「我每天都感覺到馬克思主義中沒有我的容身之所……我的生活註定是分裂的……一半是託洛茨基分子，一半是同性戀。」他越來越感到這兩個身份難以共處，因而理解為什麼1970年代的同性戀運動只有在與左派組織及其政治思想脫離關係的基礎上才會發生；理解福柯在1970年代中期書寫的《性史》為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精神分析的反抗。
（146-147頁）他最後在福柯的思想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和反抗的激情，「當我重新閱讀福柯最初這些激昂而充滿痛苦的文字時，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曾經經歷過他所描寫的東西……直至今日，我讀到每一頁內容都會激動不已，那種情緒來自我過去經驗的最深處，我會立刻覺得自己與他有著共同的體會。我知道跨越這些阻礙對他來說是多麼困難。……所有福柯理論都是在這一框架下展開的，這一框架便是排斥與話語權的對立、病理化與抗爭的對立、壓制與革命的對立。」在他看來，《瘋癲史》是「一次偉大的學術與政治反抗，一次受壓迫的主體對抗規則與壓迫的權力的起義。在後來的作品中，他雖然不斷地發生著改變，但不變的是這同一目標：思考如何對抗由權力制定規則的主體，思考以何種方式重新創造自己的存在方式。」
（161頁）關於福柯的這些感受和評論，我也深有同感。
閱讀這本回憶與反思錄，這份從生命體驗中熬煉出來的壓迫分析與階級批判文本，對於自稱是知識分子的讀者來說或許也是一次小小的檢驗，用埃裡蓬的話來說就是：你站在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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