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4期第92-100頁，引用請參照原文
南染吳越，北雜夷虜郭常豔，儲泰松
摘 要：南北朝時期多族雜居，南北割據，通語與方言相互激蕩，母語與外來語交互競爭，是我們觀察雙言雙語的絕佳窗口。南北朝時期是典型的雙言雙語社會：南朝以雙言為主，北朝以雙語為主。南北方之「雅言」同出一源，這個「雅言」，是以首都方音及讀書音作標準語音而形成的一種語音系統。南朝和北朝均同時存在「書、通、方」三種語言或語言變體。「書」即讀書音，「通」是通語，「方」是方言或「方語」。
關鍵詞：雙言；雙語；通語；雅言；讀書音
現代語言規劃理論的熱點問題之一是雙言現象與雙語現象。雙言中的「言」指的是同一種語言的不同變體，雙言現象亦即「一種語言的兩種變體在整個語言集團內並存，每種變體各有其特定的作用」的現象。雙語現象則是指兩種語言並存且各有其特定使用範圍的現象。
雙言生活古已有之，方言鄰接處，移民都市裡，古來都是雙言兼用。同樣，雙語生活也是古已有之的。目前對中國古代的雙言雙語生活主要是從語言接觸角度進行探究的，而從語言規劃角度研究的卻不多。
古代的語言規劃已經經過了歷史的洗禮，研究其成敗利弊能給我們今天的語言規劃帶來啟發。南北朝時期的語言政策，目前學界研究不多。而南北朝時期作為一個「亂世」，其語言生活豐富多彩，各色各類「語言管理者」們紛紛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展現著自己的意志。我們認為，南北朝時期是典型的雙言雙語社會：南朝以雙言為主，北語(後來演變成南方通語)與吳語並存；北朝以雙語為主，漢語(亦以「北語」為語音標準，後來演變成北方通語)與鮮卑語共行。在南北朝通語上面還有一個通常不用於日常交際，而僅是作為書面語規範存在的讀書音系統。
南北朝時期多族雜居，南北割據，通語方言相互激蕩，母語與外來語交互競爭，是我們觀察雙言雙語的絕佳窗口。統治者如何利用語言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語言政策如何體現統治階層的利益，進而為國家利益服務，值得探究，也對目前國家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有極大的啟示意義。
一、南朝——雙言社會：北語和吳語並行《晉書·王導傳》云：「中原陸沉，衣冠南渡，世家大族渡江者十有七八。」永嘉之亂後，北方的皇親國戚、世家大族大量遷徙到吳地，他們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雖然是南來避禍，但政治上依然佔有優勢，他們的生活方式成為南方士人競相仿效的對象，他們所說的語言也自然成為南方人模仿的對象，很快便取代吳語成為南方的士族交際語言，當然在這過程中也不免吸收了吳語的一些特點。但統治者對吳語的態度是寬容的，並沒有要求南方庶族改用北語。於是吳語和北語並行於南朝社會。
(一)南朝上層社會的語言生活
關於南朝上層社會的語言生活狀況，陳寅恪先生認為：東晉以來士人都不說吳語，只對寒人才說吳語，說明士人是北語階級，而庶人是吳語階級；北來士族初來時為了籠絡南方士族，有的人有意學習吳語，而南方士族出於對北方語音官方地位的認同，除了個別人外，均刻意學習北語，反而比北來士族的語音更為純正；北語擁有更高的聲望，不會說北語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這個「北語」，當是西晉時洛陽附近的方言。
1. 唯聞王導作吳語——北來士族的語言態度
南渡之初，北來士族出於籠絡南方士族的目的，能夠主動學習吳語，並能在日常交際中有意借用典型的吳語特徵詞，王導是這裡面的代表人物：
《世說新語·排調》：「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類篇·水部》：「渹，冷也。吳人謂之。亦作渹。」可見吳語中呼冷為渹。王導、劉惔均為北來士族，陳寅恪先生認為這是王導與劉惔說話亦用吳語，而魯國堯先生則認為，是王導在說吳語，正好被劉真長撞見了。要注意的是：不管王導的吳語是否是對劉真長說的，都未必能說明他真的掌握了吳語。北來士族很可能只是象徵性地學習了幾個代表性的吳語特徵詞來籠絡南方士人，而並非真能使用吳語進行日常交流。他們日常使用的無疑還是北語，劉真長以王導說吳語為「異」正說明他們平常不說吳語，「作吳語」只是拉攏吳人，以取得吳人支持的一種政治手段。
南渡時日既久，北語自身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發生變化，又受吳語的影響而產生變異。有的人(尤其是年輕一輩)在耳濡目染之下大概也學會了吳語，但吳語的地位仍然不高。
《世說新語·輕詆》：「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我們知道，王氏家族是南來大族，本來說的是北語，但王氏家族南渡時王徽之等尚未出生，王氏兄弟是南渡後的新一代，他們在吳語環境中長大(詳後)，應該已經學會了吳語。與其先輩王導特意操吳語以籠絡江南士族不同，王氏兄弟相聚交談時大概已經習慣使用吳語。支道林為陳留(今河南開封)人，少年時即南渡，後一直生活在江南。他應當能夠聽懂吳語，卻因王氏兄弟不講通語而譏諷他們是說鳥語。可見吳語在士人心目中始終是不入流的，「北語」的正統地位從來沒有動搖過。
2. 南人至今能晉語——南方士族的語言態度
南方士族的語言態度與北人不一樣。晉滅吳以後，北語的地位上升，成為優勢語言。對於南人來說，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崇尚「雅言」的傳統。所謂的「雅言」，是以首都方音及讀書音作標準語音而形成的一種語音系統，多數時候是統治階層所使用的語言，其中首都方音用於交際，讀書音用於誦讀經典及寫詩作賦。對 「雅言」的認同心理，使吳人願意學習並使用北語，是為南人學北語的融合性動機。另一方面，北來統治者勢力強大，官員多為北來士族，南方士族要進入統治階層就必須學會北語，是為南人學北語的工具性動機。正是在以上兩個動機的驅策之下，即使是南方士人亦以說北語為榮。前人對吳人學北語事已多有論述，此不贅述。
要特別注意的是，南方士族階層除了學習北來士族帶來的北語之外，也學習「洛生詠」，即「東晉以前洛陽的太學生用來誦讀經典之雅音」。這是比用於日常交流的「西晉時洛陽附近方音」更為高雅的一種語言變體，大概是以洛陽音為主，兼吸收各地方音的一些特點而成的。如南朝宋孝武時，吳人張融在就任途中被獠人抓住，要把他殺來吃了，他卻不動聲色地「方作洛生詠」，以至於強盜們覺得奇怪，而沒有加害他。危急時刻猶能作「洛生詠」，可見平常一定對它非常熟悉。
3. 南染吳越有深弊——南方通語的形成
《顏氏家訓·音辭篇》：「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耳。」
東晉時對於士庶之分固然很嚴格，但南來士族與吳人的接觸卻並不少。即使貴為王侯外戚，也仍然以吳人為保傅。這也就難怪前述王氏兄弟習用吳語了。
周一良先生指出，隨著接觸的加深，北來士族的北語不自覺中受到吳語的影響，逐漸形成一種混合之語音；同時南方士族學習北語未必能學得很好，也把更多的南方成分帶入了北語之中。其中，揚州雖為僑人之政治中心，而僑人僅佔揚州人口的1.5%，其語音最易被吳人同化，「竊疑亦惟在揚州此種僑吳混合之語音最盛行」。
西晉時洛陽附近的方音被帶到南方後，必然會受到吳語的影響。魯國堯先生對《顏氏家訓》中「南染吳越」一詞進行了考證，認為所謂的「南染吳越」，是指南來之北語受到吳語的影響而逐漸形成南方通語。它是以地位更高的北語為基礎，吸收了吳語的一些特點而形成的。
謝莊《赤鸚鵡賦》：「審國音於寰中，達方聲於裔表。」
謝莊為南朝宋時人，謝靈運的族侄，原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而出生於建康。此處將「國音」與「方聲」並提，「國音」這一提法，說明南方通語在南朝宋時已然成形。
(二)南朝社會下層百姓的語言生活
《隋書·食貨志》：「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在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以舊壤之名，僑立郡縣。」
北人南遷往往是集團式的遷徙，少則數十家，多則數千家，共推一人為宗主，到了南方以後也是聚族而居。皇室及卿相等上層士族聚居於首都建康及其附近；次等士族定居地則離首都稍遠。需要注意的是，吳郡、義興郡、吳興郡、會稽郡四地沒有設置僑治單位，因為這四郡吳人勢力大，北人無以插足。所以在南方，是一個北人、吳人均相對獨立的狀態。這樣，原州郡縣如吳郡等地仍舊通行吳語，連這些地方的士族都並未全部轉用北語；而僑州郡縣自然不會也不必要放棄自己的優勢語言而轉用吳語。
魯國堯先生指出：「可見在南朝，是個雙語社會，官員和士人(即使是南方士族)都說北方方言，而下層民眾是當地土著，則操吳語。顏之推所說的南方庶族是指土著吳人中的下層民眾。而吳人中的上層士族和官員絕大多數改說北語。」需要說明的是，下層民眾並不盡為當地土著，南來的除了官員和北方士族之外，還有大量的依附者，他們的身份亦是下層民眾。所以，南朝這個雙言社會，皇室及士族多使用北語，普通百姓則有的使用北語，有的使用吳語。
語言的接觸在社會下層同樣存在，但底層群體學習北語的動機不強，雙語者少，語言轉用的可能性低。
經過東晉五十餘年的語言接觸，南朝社會已經擁有大批「雙言人」：南方士族能夠比較熟練地運用北語(包括通語和讀書音)，北來統治者和士族階層也已經習得吳語(雖然掌握程度可能不高)。整個社會上層大都成了「雙言人」，他們在朝廷上使用北語(後來演變成南方通語)，在與庶族交流時則使用(或部分使用)吳語。南方士族是真正的「雙言人」，他們能夠熟練地轉用兩種語言變體；北來士族所學的吳語則帶有象徵性，他們可能只會特定語詞，而不一定能夠用吳語進行日常交流。社會下層民眾則雙言人數有限。
這種「自然雙言生活」，並不是政府以明文規定的方式要求實現的，而是以長久以來的文化認同為基礎自然形成的。隨著接觸加深，後來逐漸形成了兼顧南北語言特徵的一種交際語言，可以稱之為南方通語。
二、北朝——雙語社會：漢語與鮮卑語並行北朝(386—581年)，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存在於北方的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個朝代的總稱。北魏境內有操著不同語言的部族、部落，而拓跋氏是其中佔統治地位的部族；鮮卑語是北魏統治者的母語，也是通行於各部落間的語言。北魏後來分裂成東魏、西魏，東魏、西魏又分別為北齊和北周替代。
拓跋氏為鮮卑族之一部，發源於東北境內，原本是落後的遊牧部落，拓跋詰汾時率部南遷至匈奴故地後逐漸與中原政權接觸。神元帝力微認識到當時與魏國的爭戰只會使百姓困苦，「非長計也」，於是與魏建交，且前後兩次遣子沙漠汗至魏(晉)，可見神元帝對中原文化的嚮往。沙漠汗在中原前後共計八年，得中原士族看重，但回國後卻為各部大人所忌而被讒殺，這又反映了各部大人害怕中原文化的心理。這種對中原文化既羨又怕的心理一直到魏太祖時還是這樣。例如拓跋珪一方面採用中原官制，「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留心招納漢族人才；另一方面卻因其愛將賀狄幹「有似儒者」，以為「慕而習之」而把他殺了。
北朝社會的語言也呈現出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況：一方面，漢語的傳播是大勢所趨，孝文帝「斷諸北語」的決定更是加速了漢語的傳播；另一方面，統治者從來沒有放棄過他們的母語鮮卑語。
(一)「一從正音」：鮮卑貴族對漢語的認同
眾所周知，北魏孝文帝時曾經「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要求「斷諸北語，一從正音」，並且還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措施：「若有違者，免所居官。」與此同時，孝文帝還不遺餘力地同步推行服飾、姓氏、官制、律令、習俗等的漢化政策，其中鮮卑王室與漢族大姓通婚的規定則更加速了王室語言的轉換。這些措施的成效看來是超乎預期的。
1.「一從正音」的基礎：經學的推廣
中國古代的語言規劃有一個特點，就是「往往不是通過政府的語言文字政策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政府對經學的提倡間接實現的。經學的提倡實現了社會書面語的規劃，同時也確立了社會通行文字的規範標準」。在魏太祖時代，拓跋珪在即位第二年就「初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天興四年更是「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眾文經》」。後者已經是顯性的由國家統治者發起的文字整理了。其後幾位帝王亦多有重視儒生、推廣儒學的舉措，這些措施為孝文帝遷洛後的漢化政策奠定了基石。
2.「一從正音」的實施：漢語的認同
前面提到，鮮卑族對中原文化既羨又怕。漢族地區文化發達，經濟社會條件遠高於鮮卑社會，加上鮮卑遷徙後與漢族地區接壤、貿易，邊境地區混居，語言接觸較多，邊境地區的交際語言應該是強勢語言漢語。而孝文帝推廣漢語的導向又無疑對漢語的認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遷都洛陽的政策成為壓倒鮮卑語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漢語認同順利地得以實現。
拿少數民族學者、文人來說，各少數民族原來只善於騎射，沒有本民族的學者、文人；但經過漢化教育後，他們有了一批具有高度文化教育素養的本民族的學者文人，如燕鳳、許謙、賀狄幹、陸希道、源子雍、源恭、費於孫穆、宇文忠之、山偉、元韶、元巖、元壽、元偉等等。甚至他們的帝王家也出現了不少儒家學者，如明元帝「學優義博」，撰《新集》三十篇；景穆帝「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孝文帝本人更是「雅愛經史」，後來更親自執筆寫詔書。這正是漢語得到認同的表現。
3.「一從正音」的結果：鮮卑語的退縮
漢語得到廣泛認同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鮮卑語的退縮。在漢語迅速成為通用語言的形勢下，進入中原的鮮卑人很快就淡忘了自己的語言，這大概是孝文帝始料未及的。於是，為了維持鮮卑語，保持軍令的順利傳播，北魏統治者後來不得不進行專門的鮮卑語教學。來對比兩條資料：
《隋書·經籍志》：「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隋書·經籍志》：「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國語十五卷○國語十卷○鮮卑語五卷○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真歌十卷○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十八傳一卷○國語御歌十一卷○鮮卑語十卷○國語號令四卷○國語雜文十五卷○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雜號令，一卷。」
同樣是以鮮卑語編寫的教材，「以夷言譯《孝經》」，目的是為了幫助不懂漢語的鮮卑人學習儒學，以進一步掌握漢語；而後一例恰恰相反：「國語」書編纂的目的是幫助淡忘了鮮卑語的族人重新學習鮮卑語。前者說明北魏初期鮮卑人漢語能力有限，而後者說明北魏遷洛後不久，鮮卑人的「國語」能力迅速喪失，迫使朝廷採用語言挽救措施阻止語言的徹底轉用，他們組織編寫鮮卑語教材，進行專門的鮮卑語教育。但彼時鮮卑語語言活力的下降趨勢已經無法挽回，孝文帝倡導的「搶救鮮卑語」這一語言管理活動效果十分有限，隋唐時期還能見到有人解鮮卑語，而宋朝文獻中已經找不到能解鮮卑語者了。
不管挽救措施的效果如何，從挽救措施的存在就可以證明：北朝政府無意放棄鮮卑語，他們實施的並非單語政策，而是雙語政策。為了更好地統治漢人，北朝統治者重視在統治階層推廣漢語；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願意放棄「國語」，而只是進行了一項語言功能規劃：漢語用之於朝廷，鮮卑語用之於軍隊。但隨著漢語的傳播，漢語使用範圍不斷擴大，很快便擁有了壓倒性優勢，搶佔了鮮卑語的地盤，於是統治者維持鮮卑語或是恢復鮮卑語地位的嘗試，都沒有取得多少實際成效。
(二)鮮卑語的迴光返照：鮮卑語的短暫復興及漢人對鮮卑語的短暫認同
北朝語言使用以孝文帝為轉折點。孝文帝之前一直盛行鮮卑語，孝文以後，鮮卑語驟衰。一直到隋室代周，鮮卑人都與漢人同化，鮮卑語才漸趨消歇。
1.遷都洛陽之前：「當時枉被詩書誤，惟有鮮卑賀狄幹」
拓跋氏為「遐荒之族」，久居邊塞，原本跟中土的交流不多，對漢化是比較牴觸的。如由前述沙漠汗事件和賀狄幹事件可知，鮮卑人對漢文化接受的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即使是魏太祖，雖然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推廣了儒學教育，但內心仍然是不能接受完全漢化的。
北魏初定中原時，「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夷語」即鮮卑語。北魏初專門設置了令史、譯令史和書令史，其中僅令史一職由代人擔任，負責統管，而譯令史和書令史一般由漢人擔任，負責協助「代人令史」做好號令等的翻譯和記錄工作。可見北魏初的鮮卑族人是說鮮卑語的，還多半不能通漢語。反倒是漢人有不少能通鮮卑語的，如晁懿「以善北人語內侍(魏太祖)左右」，再如擔當譯令史和書令史的人一定得通鮮卑語。北魏初通行的是鮮卑語，這也就難怪孝文帝「斷諸北語」時會遇到鮮卑舊族勢力的激烈反對，以至於孝文帝但求他們「不生同異」，不要影響漢化進程。
2.孝文帝改革：「一從正音」與「錄其本言」
陳寅恪先生指出：「北朝大致是胡人與軍人混合，漢人與農民混合。戰鬥屬胡人、準胡人(馮跋、高歡為胡化漢人)，農桑則屬漢人。軍事、經濟之分，亦即民族之分。」北魏也有漢兵，但漢兵在北魏軍隊中沒有地位。在這種情形下，要讓原本一直使用鮮卑語的軍隊(詳後)突然全部改用漢語是不太現實的。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應該沒有施於軍隊，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北齊時高歡「申令三軍，常鮮卑語」，而軍人都能聽懂鮮卑語的狀況。那麼，「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指的是什麼人呢？
不能通鮮卑語的很可能是鮮卑官員。隨著朝廷漢化的進程，鮮卑官員被要求「一從正音」，不再使用鮮卑語，這才會造成「多不能通」；但北魏的內政外交又需要鮮卑語，所以朝廷又要強調鮮卑語，「錄其本言，相傳教習」：一方面，為了保證軍令的執行，鮮卑官員必須掌握鮮卑語；另一方面，北魏時北方的少數民族大多已經經過鮮卑化的過程，所使用的也是鮮卑語，為了保證外交的順利，鮮卑語也不能丟。
前引《隋書·經籍志》中所列的鮮卑語書多名為「國語」，其中《國語孝經》還是孝文帝親自命侯伏侯可悉陵撰寫的。可見孝文帝雖然力行漢化，但並不排斥鮮卑語，而只是反對鮮卑語在朝廷上的使用，藉此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詔令「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正是一個有意識的語言功能規劃：漢語施於朝廷，軍隊使用鮮卑語，而民間聽其自便。孝文帝所執行的原本就並非單語政策而是多語政策，也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何一邊要「斷諸北語」，一邊又要命人編輯「國語」書籍。
3.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時期：短暫的「鮮卑語熱」
孝文帝的漢化政策沒能徹底實施，遷洛之鮮卑雖然習俗大改，但六鎮鮮卑仍然保持原來的習俗，最後威脅到北魏的生存——高歡、宇文泰趁機崛起，建立東西兩大政權。高歡、宇文泰都是依靠鮮卑族人而崛起的，需要取得鮮卑人的支持，而母語是最好的黏合劑，所以北魏分裂後鮮卑語有恢復地位的傾向。
東魏權臣、北齊奠基人高歡是借重六鎮鮮卑的勢力起家的，為了迎合六鎮鮮卑的需求，他重新提倡鮮卑語，輕視、排斥漢人。作為鮮卑化了的漢人，高歡自己的鮮卑語很好，可以以鮮卑語「申令三軍」，但當時通鮮卑語的漢人大概還是少數，多數只是略懂而已。
《北史·王昕傳》：「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幹，似道我輩。』」
作為士族的王昕、崔昂對鮮卑語都不甚明白，看來鮮卑語並沒有成為漢族士人的日常交流用語。
《隋書·李德林傳》：「周武帝嘗於雲陽宮會鮮卑語，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
西魏、北周的情況與北齊類似。西魏時王室複姓拓跋氏，反映了鮮卑化的傾向；周武帝本人的鮮卑語比較好，他親自編寫《鮮卑號令》，又在朝廷上以鮮卑語對群臣講話，如此說來則朝廷上大部分人都應該至少略懂鮮卑語。但我們也找不到更多的例子來支持北周通用鮮卑語的假設。周武帝以鮮卑語謂群臣事值得史家特意記錄，或許正說明這樣的事情只是特例，日常用於朝廷的語言絕非鮮卑語。至於《鮮卑號令》一書，用的名字並非國語而是鮮卑語，大概可以說明在北周時期鮮卑語已經失去了民眾基礎而無法被認同為「國語」。
《顏氏家訓·省事篇》：「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天文、畫繪、棋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煉錫為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
《顏氏家訓·教子篇》：「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從北魏建國初年一直到北齊滅亡前，歷朝都有漢人因懂鮮卑語而獲得重視，如北魏太祖時之晁懿、高祖時之孟威；北齊神武帝時之孫搴、祖珽、後主時之劉世清；北周之釋法藏。皇帝的重視使有些投機取巧者為了工具性的動機而學習鮮卑語，社會上產生了一股小小的「鮮卑語熱」。但以顏之推為代表的大部分漢族士族雖然屈居於少數民族政權下，卻仍然認同漢語而不認同鮮卑語，在這種語言意識形態下，他們堅決反對子女學習鮮卑語。
所以，一方面北朝統治者從來沒有完全放棄過鮮卑語；另一方面雖然北齊和北周語言文字認同的歷程有過曲折，但鮮卑語僅在有限的範圍內短期流行，自孝文帝改制後漢語獲得的朝廷通用語的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
綜上所述，北朝是雙語社會，漢語和鮮卑語並列為優勢語言，分別對應於籠絡漢族貴族和鮮卑貴族的目的。孝文帝制定並執行的是雙語政策，只不過漢語認同政策是顯性政策，比較容易獲得關注，而鮮卑語政策為隱性政策，更難發覺。孝文帝對漢語和鮮卑語的語言功能進行了規劃，使北朝社會漢語與鮮卑語有相對固定的使用場所和使用人群。朝廷上以說漢語為主，軍隊以鮮卑語為主，而其他地方則並不限定所用語言；鮮卑人多數會雙語，漢人少數也能雙語，但漢人的鮮卑語掌握程度有限。後來，隨著周武帝時開始取消軍府統領、軍民分治的傳統，「也同時取消了以胡治漢的壁壘」，漢語逐漸在各種場合侵佔鮮卑語的生存空間，雖然統治者採取了一定的鮮卑語復興措施，想要阻止軍隊鮮卑語的轉用，但鮮卑語到了隋唐以後最終還是走向了消亡。
三、南朝北朝之「雅言」：讀書音和通語音並行魯國堯先生指出：「四世紀開始，同時發生兩場『語言入侵』，首先是逐漸進居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大舉進入中原，成為統治民族，當然其語言也成了主態語言(按，漢語仍是強勢語言)。這一波『語言入侵』推起了新一波的『語言入侵』，即黃河流域的漢語北方方言大舉『入侵』吳方言區，迫使吳方言全線退卻，喪失自淮河至今常州地區的地盤。」
「北語」即西晉時期的洛陽附近方音被南來士族帶到了南方，經過東晉幾十年的發展，在南朝紮下了根，又受到吳語的影響而產生變異，形成南朝通語；在北方，洛陽舊音仍為文化強勢語言，與北魏「國語」鮮卑語並行，也受到鮮卑語的影響，逐漸形成北朝通語。南北朝士族的語言都是在「北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雖然其後各有變異，但仍以西晉時的洛陽話作為其規範基礎。
要注意的是，「雅言」本身也包含兩套系統，一為日常交流用語即通語；另一個是用於讀書寫作之讀書音。
文化才是中國統一的真正凝固劑。中國文化的核心便是儒學，從孔子「詩書執禮必以雅言」開始，「雅言」便成為中國文化的象徵。陳寅恪先生「頗疑當時太學之音聲，已為一美備之複合體，此複合體即以洛陽京畿之音為主，且綜合諸家師授，兼採納各地方音而成者也」。這一「複合體」即原來洛陽書生用於誦讀經典的「洛生詠」，亦即讀書音系統，具有更近古，更穩定，更不受地域限制的特點，依靠書面語的傳播而留傳，對社會用語有著一定的引導、規範的作用。其後陸法言在顏之推等人討論的基礎上編成《切韻》，其音系成為隋唐時期詩歌押韻的語音規範標準。《切韻》音系依然是以洛陽音係為基礎，吸收了金陵官話的部分特點，而且反映的正是讀書音音系。也就是說，這種所謂「正音」其實並不是現實生活中用來交際的語音。
南朝和北朝均同時存在「書、通、方」三種語言或語言變體。「書」即讀書音，是誦讀經典及寫詩作賦時所使用的語言與腔調，它是一種理想中的規範語言，是以首都方音為基礎，兼採納各地方音而自然形成的綜合音系，可以不必存在於日常交流中，但又確實存在於語言管理者的內心，它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力量，告訴語言管理者管理語言的方向；「通語」是日常交際中在一個較大範圍內通用的語言(或語言變體)，讀書音和通語共同構成雅言系統；「方言」或「方語」則是使用範圍比「通語」更小的地域語言(或語言變體)。南北朝時的標準「雅言」是當時的讀書音(一種以西晉洛陽話為基礎並經過學者整理的理想化的語言)；經過了「北雜胡虜，南染吳越」變化的「北語」分別成為南北朝的通語；而吳語則是南朝的方言，鮮卑語則是北朝的「方語」。用圖1表示如下：
圖1 南北朝語言生活
最後，南北朝擁有大量雙言雙語人才。而由於通語即「北語」的聲望較高，南遷士人、北方漢族人掌握吳語或鮮卑語的壓力相對較小，因而他們中間真正會雙語的相對更少，反倒是南方士族、鮮卑士族掌握雙言雙語的可能性較高。事實也正是這樣，南方固有之士族多為雙言人，北方之鮮卑族多為雙語人。
開篇我們提到，南北朝時期是我們觀察雙言雙語的絕佳窗口。經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東晉士家大族大量南遷，統治者的政治地位比較穩固，他們並不需要顯性的語言政策來保證自己的利益。東晉及以後的宋齊梁陳四朝，使用的是隱性語言政策，一方面，強大的對「雅言」的認同意識使北語自然成為優勢語言，南方士族自覺地學習、使用北語；另一方面，統治者也略學吳語以籠絡南方士族或用於與南方庶族交流，「自然雙言生活」也就水到渠成了。以文化認同為基礎自然形成的雙言生活根基紮實，故南朝歷宋齊梁陳四代，北語的雅言地位安如磐石，吳語的使用範圍縮小。
北朝統治者是少數民族，被統治者則以漢族為主，為了保障統治，統治者使用的是顯性與隱性並用的政策：以顯性政策強調對漢語的認同，以更好地統治漢人、享受漢族先進文化的成果；隱性政策則是嘗試搶救鮮卑語，以保證少數民族統治者的利益。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漢化的總趨勢終於佔了上風，鮮卑語終究走向消亡。
作者簡介：郭常豔，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安徽 蕪湖 241000),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江西 贛州 341000)；儲泰松，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安徽 蕪湖 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