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師大畢業的民辦教師：追憶我父親的一段人生經歷

廖路明，1963年10月出生於江西省奉新縣。1985年8月江西財經學院（現江西財經大學）畢業。經濟學博士。曾任財政部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 現任中國農業銀行董事會董事。

　　父親下放農村23年間，斷斷續續當過幾回代課教師。教一天書，掙10個工分，也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民辦教師。

　　剛回到鄉下時，父親一副白面書生模樣，身子骨比較單薄。生產隊長看他不像幹農活利索的，就向大隊推薦他去村辦小學當代課教師。

　　大隊支書是鄰村人，對我父親的情況比較了解，起初他很贊同。後來，有人提醒他，「老廖要是沒問題能從北京下放回農村？慎重點吧」。支書猶豫了。

　　支書高小畢業文化，在當時算是喝過墨水的人。他深知村辦小學教師的水平：初中畢業教小學，小學畢業教一、二年級，沒一個科班出身的。要是有個老廖這樣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去教書，這可是大好事。

　　支書既重才，想把村辦小學辦好，又不敢擔責任，便把此事上報到了公社。

　　幾天後，傳來了公社革委會的決定：老廖家庭出身不好，政治上不可靠，不能當民辦教師。

　　民辦教師沒當成，讓父親始料不及的是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

　　我家鄰居有個孩子特別喜歡讀書，各科成績在學校名列前茅，初中畢業後順利地被推薦上高中。想不到在升學事情上遇到了家裡極力反對。雖然學校老師多次上門做他父親工作，孩子也苦苦哀求要上學，他父親橫豎理由就一個：讀書無用，並舉例，「就說隔壁老廖吧，聽說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學畢業，連當民辦老師的資格都沒有，還不和我這個文盲大老粗一樣，在農村裡種田。」我父親聽說後，趕緊出面解釋，說自己是有「問題」的人，沒有可比性，但仍然無法改變孩子父親的主意。最後，孩子終究沒讀成高中，早早下地為家裡掙工分去了。

　　類似情形也同樣發生在我的身上。小時候讀書遇到不懂的問題，我經常會向父親請教。儘管父親也給我解答，但有時他會不耐煩甚至莫名地發脾氣，會茫然地感嘆，「讀書有什麼用啊！」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發生後，國內的政治氛圍隱隱約約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天，公社教委的負責人讓父親去一趟，通知他可以當民辦教師了，是去公社唯一一所高中教語文。

　　父親如釋重負，為此興奮了好幾天，感覺自己被「解放」了。

　　從聽說父親要去當民辦教師的那一刻起，母親就犯了難，心想，當教師不比下地幹活，人前人後穿戴總歸要體面些吧。她翻箱倒櫃地把父親的衣服搜尋了個遍，發現沒有不帶補丁的。為準備父親的行頭，母親心痛地賣掉了兩隻下蛋的老母雞，扯了幾尺當時最便宜的大白布，讓染匠染成藏青色，請裁縫趕製了一身新衣服。

　　公社中學離家較遠，平時需要住校。常常是父親周末剛剛回到家，母親就趕緊讓他把衣服脫下來洗，以便星期天下午返校時能再穿上這身衣服。有時碰上下雨天，衣服不容易幹，母親還要拿到灶頭上用火烘一烘。

　　學校給父親提供了一間筒子房，住宿是免費的，不過吃飯要自己花錢。父親捨不得掏錢買菜吃，每次返校時，都讓母親給他準備一些榨菜、蘿蔔乾、豆腐乳等不容易變質的鹹菜，這樣在學校時只需交點米錢，無須太多花費，免卻了「掙的那點工分錢還不夠吃飯」的擔憂。

　　當民辦教師後，父親又恢復了年輕時讀書的生活節奏，每天天剛蒙蒙亮就起床，先到操場上跑步，間或和學生們打場籃球，洗漱後即早早來到教室輔導學生上自習。在父親的帶動下，有些平常愛睡懶覺的學生也不好意思晚起了。

　　父親常說，「課堂十分鐘，課餘半天工。」父親教學講究旁徵博引，既尊重教材又不局限於教材。他在吃透課本和教輔材料內容之餘，時常步行十餘裡到縣圖書館翻閱有關資料，還經常登門向縣一中老教師請教。我和弟弟偶爾會好奇地翻看父親帶回家的教案和課本，那時我們年紀太小，看不懂內容，印象最深的是課本的門眉處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教案也是到處改成了「大花臉」。校領導看到父親教學如此勤勉，有時會好心地提醒他注意身體。父親說，「這些活沒啥，比在農村裡勞動鬆快多了。」

　　父親在教學上盡心盡力，利用他紮實的知識功底，把語文課講得生動活潑，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學生喜愛。很快，父親所教兩個班的語文成績就在全年級6個班中名列一、二名。

　　一個一天只掙10個工分的民辦教師，工作業績蓋過了吃皇糧的公辦教師，這讓有些公辦教師壓力很大。同時出現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是，父親上課時，別的班級學生也偷偷來蹭課，這又引起了其他課任教師的不滿。

　　教了不到半年，當時「批林批孔」運動的風頭越來越緊，加上學校領導感到關係不好處理，兩害相權取其輕，父親這個民辦教師只得重新回到鄉下種田。

　　轉眼到了1975年，鄧小平力主推動教育戰線的整頓。這年8月初的一天，生產隊長讓正在田裡參加「雙搶」勞動的父親到隊部接電話。電話是公社分管教育的革委會負責人打來的，讓父親9月份開學時到原來的那所中學繼續代課教高中語文。

　　令這位負責人意想不到的是，父親對做代課教師已經心灰意，當即拒絕了。

　　過了幾天，公社教委給大隊部來了份口氣強硬的書面調令，同時給大隊支書打來電話，態度很明確：這是公社革委會的決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否則就停了父親生產隊的勞動。

　　無奈之下，父親只得重拾教鞭，再次走上講臺。

　　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父親長了點記性，一切按教學參考大綱，照本宣科，不越雷池半步，和同事的相處終歸於平靜，甚至融洽。只是有外地慕名來聽父親講課的老師回去後傳出話來，說「解放前北師大高材生講課水平也不過如此」。

　　1976年年初，全國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父親心裡嘀咕著，這書估計又教不成了。果然，沒多久，父親就捲鋪蓋回了家。見到母親，他還自嘲地說，「看來我能否當民辦教師，已然成了時下政治氣氛的一個『晴雨表』」。

　　我和弟弟很希望父親當老師。那時糧食緊張，我們年紀尚小，屬於非勞動力，晚上沒有飯吃，常常餓著肚子上床睡覺。只有父親每個周末回家時，母親當晚才會破例讓我們跟著吃上半碗湯飯。所以每個星期天下午父親一回校，我們就苦盼著下一個周末的到來。父親回到農村後，我們的這一「待遇」也隨之被取消。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由於父親此時已在農村生活了16年，在那個信息閉塞的小山村裡，他一時還想不到這件事和他日後生活的變化會有多少關聯和影響。

　　不過知識分子的春天終於到來了！

　　1978年8月，父親先後接到了公社中學和大隊中學的邀請，兩所學校都希望他去做代課教師。

　　二進二出的公社高中父親是死活不會去的了，那裡給他留下了太多心酸的記憶。

　　大隊的初級中學父親一開始也不想去——他實在不願再被呼來喚去地折騰，但經不起我叔叔的同班同學、該校校長閔彩欽老先生三番二次上門盛情邀請，加上大隊中學離家很近，父親最終才勉強答應了下來。

　　本來說好去教語文的，但開學沒多久情況便發生了變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實行改革開放，上大學開始考外語，教育管理部門要求從初中起開設外語課。我當時正在縣一中讀高中，即使是這所全縣最好的高級中學，外語課的師資也十分緊張，大隊部初級中學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當時普遍情況是，很多初中外語課本到了，但找不到老師上課。學校領導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情急之下，閔校長打起了父親的主意。他跟父親商量，「老廖，與外語相比，語文老師相對不缺。學校二十幾位老師中，無論公辦、民辦，除您之外，沒有認識字母的。請您克服困難，轉行教英語，如何？」

　　父親在北師大主修教育專業，雖然選修的副科是英語，但畢竟有30多年沒碰過這玩意兒了。聽閔校長這麼一說，父親有些犯難，主要是怕弄不好，誤人子弟，這可是大事兒。

　　不過學校領導班子特別是閔校長的態度很堅決，除了請父親出面解困，別無二策。還向父親解釋，要是斷了外語這條腿，這所公社最好的初中在全縣統考中將面臨滑入二流的危險。

　　曉之以理加動之以情，父親在忐忑不安中應承下來。

　　那時英語教學基礎十分薄弱，學校連一臺錄音機都沒有，全縣找不出幾個懂外語的人，各種資訊中也難以找到與外語有關的輔助資料。在這樣的環境中，當時已54歲的父親橫下一條心要把外語重新「撿」起來。

　　父親形容當時的英語教學情形是：現買現賣、急學急用、立等可取。逼人的形勢讓他心裡十分焦急。為便於記憶，家裡的許多物品讓他貼上了英文標籤。他與我們兄弟倆搞背誦英文單詞競賽，勝者獎一塊煮紅薯或一塊爆米花糖。無論課餘時間在田間幹活，還是往返學校走在路上，父親都抓住點滴時間，口中念念有詞地誦讀英語，以至於不明實情的鄉親看到了，說「老廖當老師後，怎麼變得神叨叨的了」。

　　好在當時無論是中央電臺還是省電臺都已開設了外語教學節目，中、低級的都有。父親買來廣播教材，跟著電臺學了起來。

　　不過，聽廣播這件事，還引發了一些家庭矛盾。

　　記得那時電臺外語節目早上6點開播，而此時正是全家睡得正香的時候。每天早上不到6點，父親的小收音機就在萬籟寂靜中響了起來，而且父親還一句一句地跟著複述念叨，弄得一家人一大清早都跟著不得安寧。為此事，母親沒少和父親爭吵，說別人做老師，也沒見誰像他那樣費神勞力。後來有人建議父親用耳機解決這一矛盾，父親不同意，說那不成「啞巴」英語了。

　　當時全縣最好的幾個外語老師都集中在縣一中。父親通過我與他們都熟識了。他經常會帶著教學中遇到的問題來向他們請教，有時還會隨手帶一點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作為酬謝。

　　那時我們村子裡有個小夥子作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被推薦到了上海外語學院讀書。父親抓住這個機會，經常去信諮詢外語學習方面的問題。父親那本英漢詞典還是託這個小夥子買的呢！

　　天道酬勤。儘管年事已高，但父親經過刻苦的補習，外語很快又恢復到了一定水平。用父親的話來說，由於學生當時都是從初中一年級開始學ABC，起點不算高，應對初中年級自信是夠用了。在父親任教期間，他所教班級的外語成績一直在全公社名列第一，在全縣初中年級中也名列前茅。

　　隨著大批的大中專畢業生走上講臺，民辦教師開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1984年當父親落實政策、辦理離休並放下教鞭的那一刻，他寫信告訴我：作為一名民辦教師，他沒有辜負信任，沒有耽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