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由清華赴德留學，喬冠華一年半寫完論文，季羨林為何花了六年？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畢業後，他回母校省立濟南中學當了一段時間的國文教員。

1935年，季羨林報考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被錄取，當年9月，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主修印度學，與他一同前往德國的還有哲學系畢業的喬冠華。

在德國留學的季羨林（左）

不過，僅僅一年半之後，喬冠華就寫完了哲學博士論文，並於1937年回國。

而季羨林卻費時六年才寫完博士論文，直到1946年，35歲的季羨林才學成歸來，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而此時的喬冠華，已投身抗日工作和革命多年，成為周恩來的外交助手，擔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這二人完成博士論文的早晚差別，一來是讀書章法不同，喬冠華個性特立獨行，讀書往往「獨觀其大略」，但求宏旨要義，而季羨林卻「務求其精熟」，講究求真務實、「考據與義理並重」；二來，是性情有異，喬冠華外形高大俊朗，活躍自信，擅長外交、熱衷社會活動，一心要早日完成學業，投身火熱的社會事業，而季羨林是個內向拘謹的老學究，最擅長攻書，因此，他反覆考慮後，終於決定長期坐冷板凳，紮實做好「真學問」，留下「歷史上的地位」。

從後來的發展看，這二人也確實是求仁得仁、殊途同歸，都盡情展現了自己的才識抱負，先後名滿天下，可見，他們當初的自我定位和個人規劃都設計得非常精準，攻研學術，一快一慢，盡現人生智慧。

1、季羨林筆下的喬冠華：旁若無人、好大言

喬冠華比季羨林高一年級，算是他的師兄，但卻比季羨林小兩歲，是清華大學1929年學生中最年少的，高中一畢業就考入了哲學系。

季羨林1930年考入清華後，與同一年入學的胡喬木成了好友，來往密切。胡喬木和喬冠華一樣都是江蘇鹽城人，都用筆名「喬木」寫文章，人稱「鹽城二喬」，由老鄉而成為好友，如此一來，季羨林也就注意到了喬冠華。

青年季羨林

胡喬木和季羨林的性情有相近處，都治學嚴謹、穩健，二人外表看起來「土」味十足，一副老學究模樣，不引人注意。

而喬冠華就不同了，他從小特立獨行、旁若無人、自信心爆棚，因聰明好學在初高中都跳了級，16歲考進清華，人稱「蘇北神童」，他曾自詡「天下文章班（班固）、馬（司馬相如）、喬」，再沒第四人了。

左為喬冠華，右為季羨林

在清華園時，喬冠華的志趣還是治學，除了哲學外，他精通諸子百家、縱橫古今中外，懂得多國語言，最喜歡收藏世界地圖，養成一種獨特的業餘愛好，一張張滿布幾十萬個城市、港口、島嶼地名的世界地圖，喬冠華了如指掌、如數家珍，為其後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為了學哲學，喬冠華也認真攻讀了德語，據季羨林在《留德十年》回憶，當時的喬冠華是以這種姿態出現在公眾場合的：「在校時，他經常腋下夾一冊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爾全集》，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徜徉於清華園中。」

喬冠華後來稱自己在清華園的時候還是「百分之百的書生」，「是一個書呆子」。

這一點也得到季羨林的認可，季羨林到德國柏林後，與喬冠華天天在一起、形影不離，一起上課、吃飯，甚至睡在一起，他說：「我們都是書呆子，念念不忘逛舊書鋪，頗買了幾本好書。他頗有些才氣，有一些古典文學的修養。我們很談得來。……我們同一般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往來，同這些人更是格格不入，毫無共同語言。」

剛到德國的時候，季羨林與喬冠華都是清高貧寒又具有名士派的書生，但二人的發展很快就出現了巨大變化。

青年喬冠華

季羨林眼中的喬冠華「人還不壞，好大言」，喬冠華的個性比較灑脫曠達，缺乏儒家傳統的「中庸之道」，絕不低調穩健，固然有其魅力四射的一面，但在傳統的世俗社會裡，未免算是個異類，不懂得韜光養晦，因此他光上中學就被開除三次，1933年，喬冠華從清華畢業後去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很快又被驅逐出境，李克農就曾勸告他：「你眼裡沒有幾個人，要吃大虧的。」

但喬冠華畢竟是優秀的，與個頭中等、其貌不揚的季羨林相比，他身高1米83，外貌俊朗、為人豁達、經歷豐富多彩，敢作敢言，行動能力強，不甘寂寞，這也決定了他後來走出書齋、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著名外交家。

2、不滿官二代留德生，「要幹一個樣給他們看」

季羨林雖然在清華是學德語的，卻是啞巴德語，與喬冠華初來柏林，都無法熟練地用德語交流學習，因此，二人讀了一段時間的語言學校，在這段時間，他們認識了不少留德學生。

當時，德國是世界軍事強國，國內不少權貴、軍閥都把子弟送到柏林留學，如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就讀於德國陸軍慕尼黑軍官學校，汪精衛的長子汪文嬰當時在德國讀政治經濟學，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都有親戚在德國留學。

與這些專門學習外交、政治、軍事的「官二代」比起來，季羨林、喬冠華學的專業很冷門，一個讀梵文，一個讀哲學，均不受人重視。

左為喬冠華，右為季羨林

「官二代」們鍍完金回國後，早就有安排好的肥缺位置等著他們，飛黃騰達可期。而季羨林早年喪父、靠叔父養大成人，留德期間由嬸母擺小攤養活一家人，清華畢業後曾當中學國文教員，經濟瀕於破產之際才突然得到這個留德機會。喬冠華雖然家境稍微富有一點，父親也只是鹽城鄉下的一個小鄉紳，無官無職。對此之下，二人感到自己一身才氣，卻無用武之地，不知將來前途在何方。

同時，和「官二代」們相比，他們在柏林的生活囊中羞澀、捉襟見肘，只能相互安慰取暖。

當時汪文嬰在德國留學時，曾向廠商訂購與希特勒同款的勞斯萊斯轎車，後來沒有遂願，便買了一輛限量版的奔馳車，花重金改造，在柏林招搖過市、惹人注目，而其他權貴子弟也過著花天酒地的日子，整天下館子跳舞，卻不肯認真讀書，這讓季羨林與喬冠華更感到命運不公。

留德時的季羨林

對此，季羨林在當時的日記中記載：「到了德國後，看到許多離奇古怪的留學生，他們簡直不念書，昨天喬對我說：『我們要幹一個樣給他們看。』真的，我們要幹一個樣給他們看。他們不但空空如也，且驕氣凌人，非常令人討厭，非幹一個樣不行，不然簡直辜負了這兩年時光，也對不住自己。」

此時，德語補習班已經告一段落，喬冠華去了圖賓根大學讀哲學，而季羨林則選擇了哥廷根大學讀梵文。

臨別之際，兩個才氣橫溢卻無法拼爹、自感沒有出頭之路的窮書生互相告誡勉勵，相約有所作為。

3、聽說喬冠華提前寫完博士論文，季羨林心中糾結

1936年，入讀德國圖賓根大學後，喬冠華不甘心只當「書呆子」了，當時國際風雲急轉直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意圖明顯，關心國運的他積極前往柏林參加進步學生活動，還「不務正業」地鑽研起軍事科學，和來自十九路軍的朋友趙一肩一起認真研讀了克勞塞維茨的三冊《戰爭論》，並自學了很多歐洲戰爭史與軍事地理等書籍，對著他了如指掌的世界地圖，反覆思考當時乃至日後整個世界的戰爭局勢。

喬冠華與妻子龔澎

1937年初，他與留德同學一同創辦了油印刊物《抗戰時報》，與胡喬木一樣走上了抗日圖存的道路。

1937年2月19日，季羨林收到喬冠華寄來的明信片，得知喬冠華已經完成了博士論文，此時，他們到德國剛剛一年半，喬冠華只在大學裡攻讀了一年，就速戰速決地完成了學業，堪稱奇蹟。

喬冠華與龔澎

收信後，季羨林的心情十分複雜，他既有些嫉妒，又有些不屑。

第二天晚上，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兩天是我思想最痛苦的時候，我自己很清楚，我生平最大的缺點，就是一種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我總覺得我應該比別人強，應該比別人先走一著。倘若別人比我先走了，我就不痛快。昨天聽到X作了考試，心裡就立刻不安起了。倘若我這樣騙，也可以騙到手，但自己又不。然而別人騙到了，卻又不痛快，這矛盾我不能解決。其實一個考試也算不了什麼，我自己所要的是真學問，是歷史上的地位，然而話雖這樣說，心裡終於仍然不痛快，我要隨波合流騙一騙回國呢？還是立穩腳跟求真學問達到自己的夢呢？最後還是第二個佔了勝，於是心境泰然，到現在我才知道成聖成賢全在一念，然而這一念卻並不容易得到啊！」

季羨林與德國女友

喬冠華在大學本來就是學哲學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主題是莊子的《逍遙遊》，對於德國哲學界來說是比較新鮮的題材，因此論文一下子就通過了。

而季羨林原來是學西洋文學的，進了哥廷根大學之後，他對研究方向還是猶豫不決，直到半年後才決定研究梵文，完成博士論文，此時仍涉獵不深，當然不可能產生創見，短時間寫出論文了。

他內心自視甚高，認定喬冠華這麼快寫完論文是在搗漿糊、胡弄洋人、騙取學位，在日記裡批評了喬冠華一通後，季羨林心底也就平和多了，認為只有多坐幾年冷板凳，才能找到真學問，獲得「歷史上的地位」，也就安心在書齋讀書了。

4、出世入世，不同的選擇，不同的人生

事實上，喬冠華並沒有把德國博士學位放在心上，國內的抗日鬥爭如火如荼，他聽到了大時代的召喚，一心要以救天下為己任，再也不想埋頭在故紙堆中。七七事變後，已經通過論文答辯的喬冠華決意放棄即將到手的博士證書，回國投身抗戰。

1937年11月18日，喬冠華前去哥廷根，向季羨林辭行，季羨林聽到喬冠華的決定，內心又生出萬千感慨。

中年喬冠華

他羨慕喬冠華的決絕，也「恨不能立刻飛回故國，在那一個大生命裡活一活，不管這生命帶我到死或生」。

此時，大片國土淪陷，留德的熱血青年們紛紛回國參戰，季羨林感到「一走到街上，我仿佛看到每個人臉上都有一個大問號，問我為什麼不回國去打日本。」，讓他「簡直恨不能地上生個洞鑽了進去了事」，可另一方面，季羨林也清醒地洞察到，他手無縛雞之力，更缺乏搞社會活動的能力，最大的長處是鑽研學問，只能以學術來報國，因此，平靜下來，季羨林理性地考慮到，他就這樣放棄學業回國，施展不了太大的能力，還不如咬緊牙關精讀梵文，細梳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打通東方文化之間的壁壘，為中華文明保存種子，在異國他鄉的孤寂生活中，季羨林日以繼夜地精研學問，併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講師來餬口，終於在1941年完成了博士論文，以五個優的成績通過答辯，並在哥廷根大學任教。

中年季羨林，在國際研討會上

喬冠華從法國輾轉回國後，徹底打消了做「純學術」的念頭，他先是在香港《時事晚報》做總編輯，發表政論和國際評論文章，接著創辦了「中國通訊社」，1941年又擬出任新加坡《文匯報》主筆。

香港淪陷後，已是共產黨員的喬冠華隻身來到重慶，任《新華日報》國際新聞主編，毛澤東曾稱讚喬冠華的文章「可以頂得上幾個坦克師」。

後來，喬冠華與同樣才華橫溢的龔澎結婚，走上了外交道路，1946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建國後一直在外交部工作，1971年，身為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在聯大會議上為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而開懷大笑的經典照片登上世界各國報紙，見證了這一珍貴的歷史時刻。

「喬的笑」

而季羨林則在1946年歸國任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依舊埋首書齋。

歸國之後，季羨林與喬冠華的交往不算密切，季羨林曾稱讚喬冠華「沒有架子」，他偶然邀請已身為高官的胡喬木與喬冠華來北大講學，二人一請必到、絕不推辭，而喬冠華無論後來如何沉浮，季羨林都視他為友。

晚年季羨林與喬冠華

文革中，季羨林被打入牛棚，當門房多年，他在門房裡日夜讀書，翻譯出了印度長篇史詩《羅摩衍那》，文革結束後，季羨林的一本散文集《牛棚雜憶》，以其散淡優美的語言、富有思辨力的文筆而暢銷全國，此時，年過六旬的季羨林，已經著作等身、弟子遍天下，很快以國學大師、學界泰鬥的身份馳名於世。

晚年季羨林

無疑，這二人都是卓有成就的，沒有庸庸碌碌度過一生。

作為才識過人的平民子弟，他們缺乏與生俱來的平臺和人脈，無法與那些在德國鍍金的官二代相提並論，但二人均以不隨波逐流的態度為自己的人生做了成功的規劃：一個火速完成博士論文，以求儘快入世、投身革命洪流、盡顯橫掃千軍的筆力、書生報國；一個衣食寒窘、三餐不繼仍靜心埋首書齋以求真知，以出世的姿態鑽研冷僻學科，竟令寒灰更燃，為往聖續絕學。

知人者眾，自明者寡。

而喬冠華與季羨林卻都是罕見的自知者，在非常年輕的時候，他們就清醒地審視出了自己的長處與短板，從而揚長避短，盡情發揮所長，也收穫豐厚，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