崑山「反殺案」再一次幫助全民複習了「正當防衛」的知識點，自從「於歡案」後「正當防衛」的刑法知識得到了全民普及。「正當防衛」、「無限防衛權」、「防衛過當」這些法律術語，頻繁出現在公眾媒體的討論空間。
但與「於歡案」不同的是，這一次「吃瓜群眾」和「法學專家」的意見截然不同。群眾們一邊倒的認為「反殺案」中的騎車男不僅屬於「正當防衛」，甚至還是為民除害；而法學專家們則傾向於「防衛過當」，甚至是故意傷害。在某媒體的網上調查，近3萬名網友的投票中，高達87.4%的網友認為「反殺案」中的騎車哥屬於正當防衛。
法學專家們的結論當然是經過縝密分析的，不少專家甚至畫了詳細的思維導圖加以演繹。如果寶馬男持刀砍人，騎車男屬於正當防衛；如果寶馬男已經停止了，騎車男繼續砍人屬於故意傷害；如果寶馬男轉身回汽車，需要分類處理；如果寶馬男只是回車躲避，騎車男繼續砍人屬於假想防衛；如果寶馬男回車拿刀，則騎車男屬於正當防衛。還有法律專家說，是不是正當防衛要看騎車男砍了寶馬男哪個部位，砍了胸腹部的屬於正當防衛；而砍了頭部也要分類處理，如果騎車男主觀能夠預見侵害結束的，屬於過失致人死亡… …
面對專家們鞭辟入裡的分析，我只想起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的那句話：「面對一把舉起的刀時，不可能要求一個人進行冷靜的思考。」在崑山「反殺案」的短短數分鐘內，不知道法學家們能不能完成這樣冷靜的思考。
雖然，法學諺語有云「法官是法律的國王」，意指法律的裁判應該由法官說了算。可是這幾年「國王」判的案子卻屢次遭到吃瓜群眾的「反轉」。從「於歡案」的改判到鄭州「電梯勸煙猝死案」的二審駁回，在強大的網絡輿情下，司法判決發生的變化，恐怕比個案的判決結果更值得我們深思。
江蘇省檢察院的官方微博公號@江蘇檢察在線，發布了一篇對100份以「正當防衛」為由要求輕判的終審刑事判決書的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遇到不法侵害主要還得靠跑。檢察院官媒通過大數據分析告訴群眾如果被防衛人死亡了，大概率被認定為防衛過當；如果防衛人使用了刀具，大概率被認定為防衛過當；如果被防衛人已經停止了行兇而防衛人沒有停止，大概率被認定防衛過當。所以，「正當防衛」的正確打開方式還是「跑」！而群眾們不由的問，如果跑不了怎麼辦？
在掌握了「正當防衛」知識點後，有吃瓜群眾總結到，出門在外、遇事認慫、放棄抵抗、以跑為主。姑且不論這個法律規定是不是「慫人法」，筆者倒想來說一說「好人法」。去年通過的《民法總則》第184條規定了對見義勇為救助行為人的責任豁免，按此規定對於因自願實施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有專家把該條稱為民事立法中的裡程碑，突破了我國傳統民法的思維窠臼，通過免除見義勇為救助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防止「做好事」變成「攤上事」，從而推動更多的社會良善行為。
「好人法」的出臺不是空穴來風，這些年來廣大群眾對「英雄流血又流淚」事件的公共輿情，得到了立法者的回應。在《民法總則》的立法過程中，其第一、第二稿中並沒有加入見義勇為的民事免責條款，第三稿中雖然加入了「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除有重大過失外，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而最終出臺的文本中刪去了「重大過失」的表述，從而表達了所有見義勇為行為一律不承擔民事責任的態度。毫無疑問這一條款將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美德融入其中。
法律與道德的關係是一個伴隨著法律的發展而歷久彌新的問題，任何法律的制訂都不能脫離道德的基礎和道德的認同。立法者不僅需要向普羅大眾宣傳法律規定，也需要注意大眾的道德認知和對法律的評判。吃瓜群眾和法學專家們意見相左的時候，恰恰是法律人應該反思的契機。
改革開放以來，在快速完成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學習西方經驗建立起來的法制體系，與我國千年的法制傳統之間依然存在一些不相兼容的情況。時至今日，在老百姓的眼裡，一對男女是否結婚的判斷標準依舊是有沒有擺過結婚宴，而不是有沒有領取結婚證。儘管1950年我國就頒布了《婚姻法》，但傳統文化在普通民眾中依然影響深遠。
這些根植在中國人思想深處的價值觀，不是法律應該摒棄的，而是法律應該吸取的。法律不能違背常識，應該符合大部分人的行為習慣，法應該是一個好人毫不費力就可以遵守的內容，法不應該挑戰人性。更進一步說，在鄭州「電梯勸煙猝死案」二審中駁回了死者家屬的賠償請求，固然順應了民意，但也犧牲程序法的原則。這樣的判決對於法律制度的傷害，不如正視立法的制度完善。
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能充分地聽取公眾對法律的意見，這些討論恐怕比正正經經的立法徵求意見更為深入。民法中的「好人法」邁出了極為有益的一步，對一個普通百姓而言，如果也遇到一位紋身男揮刀砍來的時候，身邊的路人甲乙丙丁能紛紛伸出援手，合力將其制服，那才是我們更希望看到的社會「景象」！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