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2月25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丁未）中午時分，道光皇帝逝世於圓明園慎德堂。他死後，除去官樣文章的《遺詔》外，還有一份先前由其親筆書寫的《硃諭》被公布。這道《硃諭》全文900多字，向「繼體之君」和「顧命之臣」吩咐了4條遺願：
一、「斷不可行郊配之禮」，即不允許後世嗣君在祭天大典中將其進行配享。
二、「斷不可行祔廟之禮」，即不允許後世嗣君將其靈位升祔太廟，但可以在奉先殿、壽皇殿、安佑宮按舊制供奉祭祀。
三、不允許後世嗣君為其陵寢設置神功聖德碑及大碑樓。
四、只將他生前穿用過的一頂「秋冠」、一頂「涼冠」及四五件衣服供奉在皇宮內的四執事庫，其餘都「酌量留用，或為賞賜之需皆可」，皮冠、皮裘「一概不必存留」，自鳴鐘殿內的硯墨，不必長期保留收藏，「即應裁止」，以示節儉。
他口氣極其嚴厲地指出，如果違背自己的遺願，即是「甘為我大清之不孝不忠之人」，是「陷朕於不德」，是「大不孝」！
這道「硃諭」中的第四條好辦，但前三條，尤其是前兩條卻給「繼體之君」鹹豐皇帝出了個大難題。為此，他在大行皇帝走後第三天即就硃諭中的前兩條在朝中發起了一場大討論，向群臣問計：朕該怎麼辦？
絕大多數朝臣都認為，這兩條絕對不能照辦。只有一個另類——時任禮部侍郎的曾國藩。他在正月二十八所上的《遵議大禮疏》中，向新皇帝提出建議：第二條「無庸廟祔」，「萬難遵從」，絕對不能照辦；第一條「無庸郊配」，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也就是說不能照辦的理由有兩條，但不能違背的理由有三條，並就這5個理由做了委婉而精到的闡述。這道奏疏的巧妙之處在於，把事情分析得鞭辟入裡，但具體怎麼辦得由皇帝您乾綱獨斷。其實是給鹹豐出了個無聲的主意。
鹹豐皇帝閱後心領神會，高度讚賞。最終決定，「無庸廟祔」不照辦；「無庸郊配」也不照辦，但，「自朕躬而下，不復舉行。……著為成式，世世遵循罔斁，萬不準再議更張。」並在諭旨中特意點了曾國藩的名字：「侍郎曾國藩所奏頗有是處。」所以，鹹豐及後繼的皇帝（「失國之君」溥儀的情況更特殊）去世，都不「郊配」，不設「神功聖德碑」，成為慣例。這一慣例後被寫進《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422、469、431、944）。同時，曾國藩開始進入嗣君的視野，並在不久後開始了自己憂憤不堪又叱吒風雲的大器晚成。當然，這是後話。
道光皇帝為什麼這麼決定？他自己沒有留下真實的心聲，只在《遺詔》中冠冕堂皇地將第一次鴉片戰爭說成是由貿易引發的「紛爭」，朕之所以「捐小忿，成大信」，是因為仁愛子民，不忍他們慘遭戰火的蹂躪。如今，這事已經過去十年了，我大清子民和洋人都已各自安於自己的生計，大家現在理解朕的苦衷了吧（《清宣宗實錄》卷476）。
如此有違帝王常理的決定，儼然就是對自己的懲罰。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他為自己割地賠款的行為感到羞愧。為了抑塞時人和後世的眾口交詈，朕已經如此懲罰自己，還請你們口下留德吧……
這裡有個小問題，又要犯一下考據癖——盛傳，「清朝有制，『凡丟失國之寸土者，不得立碑。』」
就手邊的史料而言，清朝歷代《實錄》，特別是官方修撰並頒布的從努爾哈赤到嘉慶朝歷代《聖訓》，就此都沒有任何記載。光緒朝之前官修的《清會典》及《則例》和《事例》中也無片言隻語涉及。我找到的唯一記錄是成書於清末的筆記《世載堂雜憶》（劉禺生著）：「又按前清明樓之制，明樓為由神路入陵之頭門，即民間之墓道碑也。明樓中立本陵所葬帝後神功聖德碑，自順治以至嘉慶，累代未改。清廷祖制，凡後世皇帝有失尺地寸土者，不得立神功聖德碑。道光以五口通商視同失地，不得立碑。鹹豐如之；同治雖有戡定西南之業，亦未立碑，示未敢僭其祖也。」
再考《清文宗實錄》卷1，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六己酉（1850年2月27日），鹹豐諭旨內閣說：大行皇帝硃諭遺囑四條，其中不建聖德神功碑和「斟酌各件供奉收貯」，「謹當遵行」。也就是說無條件執行。這條硃諭按說也有悖常理，鹹豐執行卻沒有絲毫猶豫和躊躇，或許清代真有這麼條祖制？但我個人傾向於是以訛傳訛。雖然說有易說無難，但如此重要的內容不入《聖訓》、《會典》，其真實性實在值得懷疑。更有可能的是，清代確有失寸土不立碑和不郊配的祖訓，只是這祖訓是從道光開始，道光才是始作俑者。
《禮記中庸》裡有孔夫子一句話：「知恥近乎勇。」道光皇帝似乎做到了。但還有一句由此衍生的老話：「知恥而後勇。」感到恥辱就要努力發奮去改變，去修正。道光皇帝確實努力過，戰敗後他曾下令沿海各省修築海防工事，但基本都是照老樣子的複製，而不是根據實戰的經驗教訓有所調整和提高。沒有戰略戰術高度的軍事部署與安排，已經在實戰中被打得滿地找牙。過後仍是因循舊制，那完全就是等著繼續挨打。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皇帝也在反思。但他反思的結果就是一個——用錯了人。他在接見一位臣僚時，論及和英國人的戰爭，總是反覆提到自己「用人不明」，並非常悔恨，說到激動處甚至不斷握拳捶胸。從林則徐到琦善、牛鑑、奕山、奕經、文蔚……全用錯了，而且他們也都無一例外地被抓，不是流放就是坐牢。這就是皇帝的反思。
近乎勇終究還不是勇，道光皇帝在「用人不明」的無窮悔恨中走了。而他的繼承人將直面更兇險的局面和更慘痛的失敗。
康濤
2019年1月3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