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姓氏是人類在實踐和認知中分類的分類系統，是一種分類的文化載體。姓氏體現著人類的社會屬性。生產生活需要分類，交流思想需要分類，互通感情也需要分類，因此，姓氏具有豐富的社會底蘊和重要的社會功能。命名活動不是純主觀的活動，也不是純客觀的活動，而是「地天通」的活動，要同時涉及形物、心智和交流這三個要素，要涉及語言材料、語義系統和命名過程這三個方面。姓名是一種記憶形式，是一座博物館。
關鍵詞：草原民族；姓氏；命名文化；記憶形式；博物館
姓氏不僅有「物質外殼」，是一種物象，也有社會意義；不僅用來指稱，也具有描述特徵。命名和分類是人類區別於一般動物的特點之一，體現著人類觀察、比較、分析和概括的能力。人通過命名正式加入社會，在許多民族中，姓氏是成丁禮的組成部分。姓氏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制度意義、知識意義和情感意義，同時也有著象徵意義和隱喻意義。姓氏體系在人的實踐中形成和存在，它的意義也要在實踐中體現。姓氏的本質是信息交流，是社會成員互相作用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主我」與「客我」的對話。
草原民族歷史悠久，分布地區遼闊，語言多樣，文化豐富，有分有合，充滿活力。傳統的遊牧經濟需要交流，需要遊動，以便獲取生產和生活所需品。這就決定了遊牧生活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特點，這一特點自然要反映到草原民族包括姓氏在內的文化樣式中來。草原民族的姓氏來源多、含義廣，既有深厚的歷史積澱，也有靈活的發展變化。
草原民族的姓氏有多種來源，其中來自地名的姓氏數量較多。一些地名姓氏的來源語言和準確語義已難於考證，但可以從漢文獻資料中查閱到主要以山丘命名的姓氏。《史記》載：「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闢。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卻。」「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裡，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又據《史記》所載，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以為號。」可見，犬戎和鮮卑這兩個族名是以他們所居住的山嶽來命名的。
據相關資料記載，當時草原民族以遊牧為主，生活區域擁有樹林、河川、草叢等自然資源，也富有獵物。據《史記》載，烏桓的姓氏稱謂來源如下，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還有，突厥也有以山丘命名的習俗。例如「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室韋與此不同，用河川來命名，例如，「從缽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草原民族以居住地的山丘、河川之名為姓氏，同時也反映了萬物共生的生態觀和自然觀。
以居地命名姓氏的文化習俗不僅存在於草原民族中，也存在於炎黃五帝時期的一些族中。例如，「黃帝者，【集解】：徐廣曰：『號有熊。』【索隱】：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帝為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為然。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紀及孫氏注系本並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注『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亦號軒轅氏。皇甫謐云：『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又據左傳，亦號帝鴻氏也。」
毋庸置疑，以地名命名姓氏的習俗不僅在草原民族之中存在，還是在黃河南北地帶的一些族群中存在的一種文化現象。這與他們的自然生態條件和生活方式有著深刻的聯繫。
在草原民族中，以先祖名或父名為姓氏的現象較為常見。此時的社會認知已有「別婚姻」和「明貴賤」的意識，這種血統世襲和社會分層文化在神話傳說中也有反映。《史記》載：「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以父之名字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晉書》云：「《禮》雲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
此類例子也多見於中世紀蒙古族之中。如在9、10世紀時期，成吉思汗的孛兒只斤家族的名稱來自他們13代祖先孛兒只吉歹蔑兒幹的名稱，其同源氏族也有以先祖稱謂來命名的習俗，如別勒古訥臺成為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臺成為不古訥惕姓氏，不忽合塔吉成為合塔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成為撒勒只兀惕姓氏。
這種姓氏命名習俗與社會經濟地位、血緣關係、祖先崇拜等有關，其中祖先崇拜基於英雄崇拜認知。
古人崇拜天象、山水和動物，也崇拜神話英雄，這在他們的姓氏命名文化上有所體現，其姓氏多帶有圖騰信仰色彩。《史記》記載：「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山海經》裡對犬戎的姓氏來源記載如下：「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解字》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載：「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夷。」
關於匈奴單于的姓氏及信仰，漢文史書也有記載，如《史記》中有「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的記載。又《漢書》載:「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又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
《魏書》載：「氐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面鬥絕，高七裡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煮土成鹽。」古代維吾爾人在公元8世紀建立的漠北回紇汗國的第二位首領，是活頡利發，「活頡」意為力量，「利發」意為英雄、勇士；另一位首領叫阿利波艾爾統阿，「阿利波」是英雄的意思，「艾爾」是男子漢、英雄氣概的意思。
哈薩克(Kazak)這一族稱，有人認為是白天鵝的意思，也有人認為是大膽、勇敢、自由的意思。但是，聯繫到這一族稱背後的原始崇拜性質，其原義似乎應當是白天鵝，而大膽、勇敢、自由，應當是派生意義。如此，二者並不矛盾。據哈薩克族傳說，有一位名叫卡勒恰哈德爾的年輕首領，一次戰敗負傷，獨自在炎熱的戈壁上行走，饑渴交加，體力不支。這時，天空忽然裂開一個空隙，有一隻白色雌天鵝飛下來，為他滴一滴口涎，把他帶到海邊。卡勒恰哈德爾立即恢復體力，那隻天鵝也脫羽化作佳人，與他婚配，生下一個男孩，取名「Kazak」，以示紀念。哈薩克語「kaz」為天鵝之義，「ak」意為白，合起來意為白天鵝。歷史上，哈薩克人多以「哈孜」(kaz，天鵝)為部落名和地名，如「哈孜部落」(天鵝部落)、「哈孜湖」(天鵝湖，即巴爾喀什湖)、「哈孜城」(天鵝城)等。傳說中的白天鵝，是母系的象徵，暗指哈薩克婦女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天鵝是哈薩克人的原始信仰對象。哈薩克人傳統上把天鵝視為聖鳥，禁止捕殺，民間巫婆頭插天鵝毛，以示崇拜；人們還把死去的天鵝掛在氈房木柵上，把天鵝毛插在兒童胸前。漢文史籍也有類似的記載。據《周書·突厥傳》，突厥祖先伊質泥師都娶二妻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為哈薩克人的祖先。哈薩克語「kaz」一詞，除「天鵝」一義外，另有「自主」「自由行動」的意思，如：
kazdangkaolewkazdangdaw(輕盈地走起來)
kazdangdatew(自由地朝前走)
暾欲谷碑和闕特勤碑，均有kazolan一詞，表示奮鬥、努力、取得等意義，後又由天鵝飛翔的自由自在貌，引申出自主、自由、大膽等意義。
姓氏「反映的重要社會內容之一，是民族的信仰。信仰可以通過各種民間形式，如傳說、巫咒、儀式等來表達，而姓名以及命名活動，也屬於這樣的民間形式。」
在古代草原民族中，這種以先祖的職業命名姓氏之例較稀少，屬於特例。如唐代人安祿山的姓氏來源記載如下：「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為業。突厥呼鬥戰為軋犖山，遂以名之。」「呼鬥戰」一詞從語音上看是否和蒙古語系的「渥都幹」(女巫)相通，這一點尚無定論，但從該司職的性質來看，語義是互通的。在中世紀或更早的蒙古族中，曾經存在「別乞」(beki)一職，屬於薩滿和酋長相結合的「職稱」。「別乞」進入女名，但轉變為姓氏的資料尚未發現。
匈奴時期以來，草原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經濟貿易和政治軍事的交流很頻繁，這也促進了文化融匯。移居於長城南北廣闊地區的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計方式、語言文化方面的漢化現象比較普遍，借用的漢人姓氏也較多。例如，「匈奴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冒頓之後也。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故其子孫以母姓為氏。祖豹，為左賢王。及魏分匈奴之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豹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其先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祖邪弈於，父周曷朱，一字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帥。周曷朱性兇粗，不為群胡所附。勒壯健，有膽略，好騎射，周曷朱每使代己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
鮮卑建立北魏王朝而南移於洛陽之後，由於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變革，原有的不少姓氏都已漢化。例如，「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在漢地王朝有官位的不少草原民族的人取漢姓。例如，「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裡吉思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恆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
自秦漢「姓氏合一」而逐漸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姓氏以來，由於人口的不斷增殖以及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姓氏這一代表家族社會區別的符號得到了很大發展，新的姓氏不斷湧現，姓氏人口不斷壯大。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伴隨著紛繁跌宕的政治風雲和空前激烈的民族紛爭，姓氏與政治經濟、民族關係緊密相連，經歷了一個大融合、大發展的特殊階段，並有了更多層面上的特殊意義。
草原戰爭的目的是掠奪人口用作奴隸。勝王敗寇是那個時代的生存邏輯，崇拜英雄、戰勝強敵是追求，也是信念。用強敵的姓氏命名體現著恨之入骨和崇尚強大的雙重心理含義，屬於特殊的命名文化。例如，「初，烈祖徵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太后月倫適生帝，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
在藏族中也存在類似的姓氏文化現象。例如，13世紀時，西藏有位大學者貢呷堅贊，據說是天神後裔，與仇敵羅剎交戰，俘獲其婦，與其生子，取名「昆巴解」。「昆巴」是仇恨的意思，「解」是生的意思，合起來即仇生或仇婦生之意。其家族便稱昆氏，以炫耀其族系之高貴和祖先之威猛。
明代部分草原民族，一方面是用敵人的名字為自己命名，另一方面是勝利者為戰敗者命名，而且具有某種強制性。戰爭衝突導致的新權力格局，市場經濟的衝擊，信息革命的巨大影響，政治理念、時尚、情感、審美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都會造成姓名的同化或變化。古代族際戰爭頻仍，被徵服者被迫改名換姓，向徵服者看齊。徵服者也會給被徵服者賜姓，以示綏遠歸化，炫耀勝利。張鴻翔《明外族賜姓考》一書載，明代初興，有蒙古人、女真人(滿洲人)和回鶻人或降或被俘，明廷大事賜姓、賜名、授職，「以泯種見」，「造成有明華夷同化之端」，受賜者有15人。(見下表)
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草原民族的姓氏習俗不斷發生變化，舊姓氏逐漸消亡，新姓氏不斷產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草原民族之間、草原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之間發生的語言文化的交融。再者，草原民族由於缺乏文字資料，載入漢文資料的有些姓氏在讀音上也發生了變化。如「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獫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此外，有一些部族名稱是當代意義上的姓，還有一些部族名稱轉為姓，所以他們的姓氏變得複雜多樣、沉澱深厚。
屬於滿族和蒙古族的清代宗室、覺羅以及滿洲、蒙古旗人，原來各有自己民族的姓氏。但是，在與漢族大規模接觸之後，經過漢譯的這些姓氏往往長達數字，不便稱呼，於是就出現了以名為姓的情況，原來的民族姓氏，除了填寫履歷時註明外，不為人所用。如清末直隸總督滿洲瑞方，本姓託活絡氏，但以「瑞制軍」「瑞午帥」稱世，死後加諡號「瑞忠敏公」，「瑞」具有姓的功能。雲貴總督蒙古錫良，本姓巴禹特氏，但人稱「錫制軍」「錫清弼」「錫清帥」，死後加諡號「錫文誠公」，「錫」起到了姓的作用。
清中葉至清末，滿族在漢族文化的影響下，名字的漢化程度進一步提高，以至維護「滿洲舊道」的清統治者，諭令禁止滿族人效仿漢人用三字名。乾隆帝認為，「滿族人取三字為名(滿語即三個音節)，除有滿語意思易於理解者外，與漢人姓名無異，這是不成體統的，決不可行。因此，他不僅多次諭令八旗滿洲、蒙古等人遵行，而且還為一些官員改過名。」以下引兩段文獻材料說明之：
乾隆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諭：現任甘肅永安營遊擊廣明福系正黃蒙古旗人。旗人而名廣明福者，好像漢姓人名，甚不順眼。若系旗人，名明福、廣福俱可，何必名曰廣明福。將此，著交滿蒙八旗，嗣後旗人內似此命名如漢人者，永行禁止之處，遍行曉諭可也。
上諭：鑲黃滿洲旗帶領引見人內，有盛京補放防禦之驍騎校名章寶珠者。章寶珠系滿洲旗人，此名之起，甚漢人氣，竟如漢軍旗人矣。昔屢次諭禁，而該將軍、副都統等仍未予改正，乃疏忽未留意。除將章寶珠改為寶珠外，林寧等著訓斥施行。仍通諭八旗、各省一體遵行。
由於清帝諭令滿蒙旗人以雙字名行世，禁用三字名，清代滿蒙人多作雙字名，如歷任伊犁將軍的名字(見下表)：
在藏族的封建社會時期，具有現代姓氏某些功能的家族名或者房名，是貴族使用的特權符號，平民並不冠用這樣的家族名。稱為「古扎」的舊西藏貴族，作為封建社會的三大領主之一，主要來自原西藏地方政府、班禪拉丈、薩迦法王的屬下，曾受封於元、明、清各代中央政府以及達賴、班禪等大活佛，擁有世襲的社會地位、莊園、農奴和家族名(參見下表)。
在藏族封建社會，貴族以其有姓而區分於平民的無姓，以此表示其身份的特殊，以及相對於非貴族成員人名的貴族姓名階級整合性。與此形成對照，日本皇室成員無姓，使自己區別於非皇室成員，強調其身份的高貴。日本《皇室典範》規定，現在的皇室成員，包括天皇、皇后、妃子、皇子、皇弟，都有名無姓。皇室男性成員的名字都帶「仁」字，女性成員的名字都帶「子」字，這在明治天皇《皇子女降誕諸式》裡已有明文規定。例如，明治天皇睦仁、大正天皇嘉仁、昭和天皇裕仁、先在位天皇明仁、皇太子德仁，皇妹成子、和子、厚子、貴子，皇女清子等。
對於草原民族而言，匈奴單于以「天子」為名區分其社會階層，蒙古族也已在9、10世紀有了稱為「孛兒只斤」的，表明既屬「黃金家族」，又是「長生天之子」的社會階層認知。
姓氏的構成包括物象，包括意義，更離不開交流。交流把物象和意義融為一體，通過命名活動，形成具有物感物化特點、不斷重複的交流過程。命名活動留下寶貴的社會記憶，或是蛛絲馬跡，或昭然若揭，它讓後人能夠感知和體悟前人的精神世界、物質生活和交往方式。以姓氏為載體的社會記憶層層疊加、頂針續麻，栩栩如生。在川滇蒙古人後裔中廣泛流傳《改為餘記》的木刻版本，大致是說：元末蒙古軍隊敗退川滇，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派大軍圍剿，窮追不捨，元軍中有鐵姓者為隱姓埋名，將「鐵」去掉半邊，變成「金」，但「金」與「鐵」近，同屬金屬，仍然容易辨認，就把「金」字底下一橫也去掉，變成「餘」。這段「改鐵為餘」的記載，讓川滇蒙古人中的餘姓保持自己是蒙古人後裔的社會記憶。
從北方草原民族姓氏的多種來源看民族之間的交往互動，就能夠建立起一座多源姓氏的博物館。在這座博物館裡，可以看到各民族的形物、心智及其交流的真實畫面，可以看到姓氏的語言材料、語義系統、命名過程及本土風格如何體現時代特點，如何反映社會發展。草原民族的姓氏不僅提供了多民族姓氏文化的景觀，提供了多元一體的歷史由來，也提供了滿天星鬥、美美與共的共生理念，從獨特的角度有力地證明中國這塊既古老又年輕的土地，始終是一片多族共生的空間。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那仁畢力格、納日碧力格
選稿：周辰
編輯：何涵
校對：武佳文
責任編輯：楊肖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