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動態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關鍵因素，密切關注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動態，及時發現青年群體中有可能引發社會風險的因素，預防以青年人群為主體的群體事件和社會運動，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本文分析了六類青年群體的生存困境和思想傾向，並提出宣傳教育對策建議，供相關部門參考。
關鍵詞:青年群體;社會運動;思想動態;宣傳教育
當代中國青年被稱為「80後」和「90後」，佔總人口的30%，其中最主要的兩大群體是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和新生代農民工。這一代人也被稱為「改革開放的一代」，他們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身處市場競爭和謀利的社會氛圍;他們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家庭生活成長，較少生活逆境和挫折;他們是「網際網路的一代」，網絡既是他們獲得社會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們表達和溝通觀點立場的主要平臺;他們是伴隨大眾流行文化成長的一代，把個人生活娛樂化也易於被娛樂文化所左右;他們還是「中國崛起的一代」，擁有世界大國強國子女心態而走向世界。青年群體的這些代際特性對思想政治宣教工作提出了挑戰。
最近幾年，中東、北非等地爆發的「茉莉花運動」和香港、臺灣爆發的學生運動，使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動態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關鍵因素，生存境遇不佳、不滿情緒較強的青年人群—如「蟻族」「新生代農民工」等，尤其值得關注。當前，絕大多數青年表現出較強的愛國主義情懷，對黨和政府有較高的支持度，短期內並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或騷亂。然而，青年人承受的就業、住房及其他生活壓力不斷增強，生存現狀與個人理想之間的差距巨大，在某些群體中集聚著對社會現狀和政府的不滿情緒。同時，青年人易於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部分青年表現出讚賞西方政治制度的傾向，對於政府採取的新聞和網絡管制措施、意識形態宣傳和政治思想教育產生逆反心理。這些不良心態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有可能誘發群體事件或社會運動。另外，80後和90後青年具有較強的集體行動能力、利益表達意願和代際認同意識，這些特徵使偶發性的、小規模的青年群體事件，在某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可能快速發展為大規模的社會運動，2012年9月爆發的反日大遊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因此，密切關注青年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動態，及時發現青年群體中有可能引發社會風險的因素，預防以青年人為主體的群體事件和社會運動，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關鍵。
青年社會運動最可能爆發於青年人口數量龐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青年人聚集的高校和居住社區最可能成為青年社會運動的最初爆發地;聚集大量無業青年的縣城最可能爆發地區性的社會騷亂;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集中的地區最易爆發勞資糾紛群體事件。對於這些存在不安定因素、有可能誘發群體事件的青年群體應該加以特別關注。
我國正處於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推進過程中，這一階段往往是學生運動的高發期。據教育部發布的《2014年教育公報》，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了37.5%，比十年前增長了20個百分點，而近三年就增長了11個百分點，在校學生人數達到3559萬人[1]。大學生人數快速增長，而同時勞動力市場競爭激化使大學生就業和生存壓力不斷增強。這導致大學生對現實的不滿情緒和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上升，極易受到極端政治思潮的鼓動而形成學生運動。比如，2014年港臺學生運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八九十年代韓國等後發國家的學生運動，以及近期中東等地區的「茉莉花運動」等。目前北上廣等超大城市高校集聚，大學在校生和畢業生數量龐大，其佔青年人口比例已經接近香港和臺灣的水平，同時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和在超大城市中謀生困難日益突出。臺灣和香港的學運爆發對於大陸方面是一種預警，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密切關注人數不斷增長而易於集聚採取集體行動的大學生群體的思想動態及利益訴求。不過，目前爆發大規模學運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高校對學生管控能力較強，思想教育工作也有所成效。2012年9月爆發的反日大遊行顯示出高校學生管理系統的較高效率，大學生並未成為遊行的主體人群。但是，如果政府相關部門和高校對偶發性事件或學生利益訴求反應遲緩，發生一定規模的學生運動也是有可能的。
高校思想教育和學生管控具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一旦學生畢業離校，政府管理系統對青年人的管控能力大大下降。與在校生相比，大學畢業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率明顯下降，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情緒明顯上升。畢業於名牌大學並就業於大城市的青年，有機會接觸較多西方社會文化信息，易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對西方政治制度有或多或少的認同，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青年知識分子、文化藝術領域的青年從業者以及跨國公司或外資企業的青年員工。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針對985高校的一項調查，50.9%的985高校畢業生對「個人現狀」表示不滿意;52.9%評價「政府行政作為」很差;51.8%認同「美國的社會制度體現了民主與人權」;33.2%主張「中國的政治體制未來應該採用多黨制」。這些比例都明顯高於在校生[2]。不過，他們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讚賞，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具有反黨反政府的傾向。這一群體的大多數成員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個人事業處於上升期，希望社會保持穩定，不會主動發起或參與激進政治運動。但是，這一群體的個人權益意識較強，侵犯其經濟利益和個人自由、影響其生活環境和品質的政策會引發他們的不滿，從而有可能使他們採取溫和方式進行抗議。另外，這一群體對政府社會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有較高要求，如果政府執政能力的改進未達到其期望，他們對政府的支持程度會下降。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增速放慢如果影響這一群體的收入和生活條件會激發他們的不滿，另外，政府不斷強化的網絡、新聞、文化管制也有可能引發他們的反感情緒。各種不滿的疊加會導致這一群體的政治心態變化，一旦爆發民主運動，他們也可能成為參與者。在這一群體中，高校青年教師的社會影響力較大，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也較高。根據《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75.5%的青年教師有政治參與意願，65.3%願意接受媒體採訪，39.4%在網際網路上所發文章或帖子被大量轉載，35.9%在網際網路上所發文章或帖子被大量回帖[3]。青年知識精英將成為我國各行各業的精英成員，黨和政府如何贏得這一群體的支持，對於政權的長期穩定至關重要。目前政府大力推進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應該循序漸進，注意方式方法，儘可能贏得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逐步認同，避免他們產生政府不信任他們的想法。
雖然大多數青年知識精英希望社會保持穩定，但也有極少數人持有激進主義政治立場和民粹主義思想，主張採取激進方式甚至革命的方式來推進所謂的「民主政治」進程。這些人主要存在於體制外或體制邊緣的文化藝術領域和民間社團之中，許多人是自由職業者或社會工作者。他們當中有人確實在從事一些活動，試圖推進這一政治演變進程。一旦爆發社會運動，他們當中有可能產生領袖人物。
北上廣等超大城市的高房價迫使大量青年居住在城市的遠近郊區，形成了一些大型的青年聚集的居住社區，如北京的通州、燕郊、上地、回龍觀等。在這些區域，一個居住社區就可能有數千上萬的青年人。這些青年大多從事中下層白領職業，有著相似的年齡、教育、職業和收入，同樣承受著工作壓力、經濟壓力和個人生活煩惱(婚戀、家庭和子女養育等)。相似的生活經歷易於產生情感共鳴和利益關聯。同時，他們是社區網絡交流和線下社交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一旦不滿情緒爆發易於實施社會動員而形成規模性群體事件。
近年來，在一些城市的小區居民因政府或企業計劃建設影響小區環境的設施而發起抗爭運動，大多數這類運動採取較溫和的表達方式(如散步運動、向政府相關部門遞交請願書等)，利益訴求針對具體問題而不會提出政治性口號，只要政府和企業及時回應，通過談判、協商、妥協等方式可以得到基本解決。但是，如果涉事居民社區人數規模較大，並以青年中低層白領為主，就需要政府謹慎對待。這一青年人群社會參與熱情較高，易於通過網絡實行社會動員，形成具有規模的抗爭運動，而且他們容易衝動，情緒易走向極端，使溫和的抗議方式演變為激烈的衝突。不過，這一群體一般情況下對政治問題興趣不大，他們更為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尤其涉及社會利益分配公正問題。政府部門在出臺涉及這類居民群體利益的政策時需要慎重，要密切關注他們的反應。在北上廣等特大城市，大量的青年中低層白領是非本地戶籍人口。根據北京團市委2014年北京青少年現狀大調查數據，超過半數的36歲以下北京白領就業人員是外地戶籍，其中，60.9%的青年管理人員、56%的青年專業技術人員和44.3%的辦事人員是外地戶籍[4]。這些青年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承受著巨大的經濟生活壓力，同時還因戶口身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視，從而對政府相關政策及政府行政部門的工作有諸多抱怨。平時積壓的這類不滿情緒，在偶發性的抗議運動中有可能把具體的利益訴求引向政治性要求。
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存在著一批收入低、就業不穩定、居住條件惡劣的青年群體，他們構成了社會底層的一個部分，也成為這些城市的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一青年群體主要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來自外地三四流大學、中專、技校畢業生，即所謂的「蟻族」;另一部分是青年農民工和農民工二代。這一群體生存境遇不佳，接觸社會陰暗面較多，經常受到社會不公正待遇，對個人和社會現狀滿意程度低。不過，與國外大城市不同，我國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並沒有形成較大規模的貧民居住區，這些底層青年人並沒有大量集中居住，而是散居於各個地域，因而，爆發類似於巴黎郊區移民青年騷亂的可能性不大。在小型的底層青年集聚居住區(如城中村、北漂青年聚居區等)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治安和犯罪問題。大城市底層青年群體由於就業和居住地點分散，不易於社會動員而形成規模性的群體事件。但是，這些青年人平時積累了強烈的不滿情緒，隨時找尋機會發洩，一旦爆發社會運動，他們很可能是積極參與者，而且也最可能採取激烈的暴力手段，2012年9月爆發的反日大遊行就是典型例子。2011年北京王府井所謂的「茉莉花集會」之後，一些「蟻族」青年聲稱，如果他們事先獲知消息，他們會去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當代中國青年就業、生活及價值觀追蹤研究》項目組的訪談調查發現，在「蟻族」群體中有一些憤世嫉俗的青年，他們自認為空有才華，懷抱遠大理想，但投報無門，才智無處可施。他們在大城市掙扎求生，前途渺茫;返回家鄉小城市深感沉悶壓抑，不能適應。這些青年內心渴求社會變革，期望在社會大動蕩中謀求個人發展機遇。如果爆發社會運動，他們很可能成為積極參與者。
不過，這一群體的多數成員對西方意識形態的認同率並不高，而且有較強的愛國主義情懷，但他們具有較強的民粹主義傾向，仇富仇官情緒強烈。如何改進這些青年的生活境遇，給他們提供更多發展機會，減少他們的不滿情緒，需要各大城市政府認真考慮。
目前有兩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近年來，北上廣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試圖通過加強管理和提高生活成本限制外來人口流入，減緩人口數量增長壓力。其中的一些政策(比如禁止群租和驅趕非法地下室租住，拆遷「蟻族」或「北漂青年」集聚區，提高公共運輸費用等)，加劇了底層青年的經濟壓力、生活不穩定性和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這些政策的目的是希望限制低素質外來人口的流入，但是否能取得預期效果有待觀察。目前看來，絕大多數青年人並不願離開大城市，因為這裡有較多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各地政府採取這些措施時需要綜合考慮社會效果，比如禁止群租和非法地下室租住時，應該同時推出廉價的青年集體宿舍;公交地鐵漲價要評估對居住遠郊區低收入青年的影響，或相應開通一些廉價公交線路等。另一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網絡管控政策實施。一部分社會底層青年是網絡上的「憤青」，他們經常在網上發表一些激烈言論批評政府，宣洩不滿情緒，表達「仇富」「仇官」心態。強化網絡管理之後，他們沒有了情緒宣洩的渠道，發帖經常被刪除或被攻擊，有可能激發他們更大的不滿。政府應該考慮一些對應措施，比如提供社會參與平臺和文體娛樂活動，使他們的生活壓力和不滿情緒有所釋放。
近年來勞資糾紛性群體事件頻繁發生。這一方面是由於80後和90後企業青年維權意識十分強烈，對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有更高期待，他們不願意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長時間辛苦勞作而收入微薄;另一方面企業主和企業管理者習慣於使用吃苦耐勞的廉價勞動力，近兩年市場環境惡化也使他們不願意提高工人工資待遇和改善工作條件。企業主給予職工的待遇與工人的工作期待發生錯位，這必然導致勞資糾紛頻發。隨著80後和90後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企業工人主體，同時經濟增速放緩使企業競爭壓力進一步增強，預計將會出現勞資糾紛及罷工維權的高潮期。在發達國家，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一般不會影響政權穩定。但我國目前缺乏勞資談判的平臺，一旦發生勞資糾紛，處於弱勢的工人常常到政府部門鬧事、堵塞交通或採用極端方式(如跳樓自殺等)博取社會同情，在輿論的鼓動下有可能使經濟性的勞資糾紛演變為社會事件，影響社會穩定。目前大多數勞資糾紛和罷工行動還局限於個別企業之內，但如果處理不當，未來也有可能發展為行業性的、跨企業的聯合罷工。如果罷工運動僅局限於經濟訴求(如漲工資等)，對政治穩定影響不會太大，但在輿論的鼓動下或激進派知識分子引導下提出社會性或政治性口號，特別是與學生運動/青年運動相結合，就有可能危及政治穩定。
目前我國存在著數量龐大的無業社會青年，他們既不在學校讀書，也沒有穩定的工作，這類青年被稱之為「尼特族」(在國際學術研究領域，對既不就業也不求學的青年人有一個專門的稱謂—「NEET」，它是英文「Not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的縮寫，其意譯為「既不工作也不在學校學習或參加進修培訓」的青年人。「NEET」中文譯為「尼特」，而「NEET」們(NEETS)則譯為「尼特族」)。近十幾年裡，我國「尼特族」數量持續上升。2000年16~33歲青年人口中「尼特族」僅佔9.4%，2005年為13.1%，2011年17.8%，2013年高達20.4%，既16~34歲青年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既沒在上學也沒有工作，總數量約為8000萬，其中約70%逗留於縣城、鎮及周邊農村。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實行的「撤點並校」之後，農村青少年都集中於縣城和鄉鎮接受中等教育，他們大多數都居住於學校的集體宿舍，也有一些青少年居住於父母在縣城或小鎮上購買的房屋中。近年來，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父母或外出打工的人會在縣城或小鎮上買房，以便於子女在此上中學。這意味著，農村青少年大多在12或13歲就離開了農村在城鎮接受教育，他們當中僅有少部分能上大學，大部分的農村青少年在完成初中或高中教育後離開學校。這些青少年中的一部分畢業離校後前往大城市打工，但許多90後和85後(1985—1989年出生的人)不太願意去遠離家鄉的一、二線城市打工，他們往往在就近的小城市和小城鎮尋求謀生機會。一些前往一、二線城市打工的青年因無法在大城市中堅持下來也返回家鄉，他們通常滯留於離家鄉不遠的縣城，尋找工作機會。然而，縣城和小鎮的就業機會並不多，不足以吸納那麼多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而他們決不願意返回家裡務農，於是在這些小城市和小城鎮中出現了大批的既不就學也不就業的青年人，他們游離於縣城、小鎮和農村家鄉之間。這導致在縣域範圍內出現了數量龐大的尼特族，接近6500萬尼特存在於縣域範圍，構成了中國尼特族的主要部分，他們也被稱之為「縣域社會青年」[5]。這些「縣域社會青年」平常很難引起大眾媒體和社會政策制定者的關注，但他們毫無疑問是一種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青少年經常成為偶然爆發的群體事件中的活躍分子，在2008年甕安事件和2012年什邡事件中就有所顯現。
上面的介紹雖然反映出不同的青年群體面臨著不同的問題，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普遍來講，影響青年生存狀況、引發青年不滿情緒的主要因素包括:就業、教育、住房、婚戀、犯罪、貧困、人生價值觀和思想狀況、社會生活氛圍，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民間組織都從這些方面來考慮青年政策，幫助青年人解決困難。
就業困難是影響青年生存狀態、導致青年不滿情緒的最主要因素，尤其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這一問題更為突出。幫助青年人就業是目前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青年政策的重點，比如:通過一些經濟政策或項目規劃增加青年就業機會;通過職業和技術培訓項目提升青年就業能力;在經濟形勢不好、青年就業機會減少的情況下，為失業青年提供基本福利保障(失業保障、扶助津貼等)，或者給失業青年提供繼續教育機會。與其他國家相比，目前我國青年就業困難主要並不是缺乏就業機會，而是勞動力市場需求與青年人的技能和就業期望不能很好匹配。因此，我國青年失業率並不算高，但不就業率較高，就業難與招工難並存。如何提升青年人的專業性技能以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如何促進企業技術改造、產業升級，提供更多青年人願意從事的工作崗位，可能是解決青年就業困難的一條出路。不過，目前特別需要注意，經濟增速下滑是否會導致青年就業機會大量減少，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應該儘快建立青年失業保障體系。
住房困難是許多大都市青年所面臨的難題，這一問題在我國的北上廣等超大城市更為突出。在這些大城市中，找工作並不是非常難，但順利獲得經濟能力可以承受而居住條件也令人滿意的住房則較為困難。與其他國家大都市一樣，北上廣絕大多數青年就業者都是租房居住，但由於我國租房市場不夠成熟完善，租房青年的生活境遇較為惡劣。北京青年生活狀況調查顯示，約60%的青年就業者認為「租房是其了解社會陰暗面的第一課」，這些租房的就業青年每7.2個月搬一次家，33.3%的人曾遭房東臨時清退，且無補償;41.3%的人曾遭遇房東不按合同隨意漲價;43.8%的人曾遭遇黑中介剋扣甚至被騙中介費;54.1%的人認為租房信息不對稱、租房難;約三分之一居住於11平方米以下房子;接近三分之一住平房和地下室，約半數合租[6]。在北上廣等大城市，住房問題是比就業問題更易於影響青年生活狀況、引發青年不滿情緒的因素。歐美國家對於租房市場、房東和租房者行為制定了一些法規條文，完善市場規則和個人信譽體系，同時，一些高房價的大都市也向青年就業者提供半福利或補助性的住房，這些政策有助於緩解青年住房壓力。
青年的價值觀、政治理念與個人信仰問題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性因素，這方面的工作做得越好，社會越和諧穩定。一些國家比較成功的經驗是主流意識形態教育融入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生活之中，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多渠道灌輸政治信念和道德倫理規範。我國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近年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面臨一個困境。80後和90後青年是在開放的社會氛圍、多元化信息渠道的環境中成長，他們已經接受了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思想觀點，而目前我們採取的比較傳統的意識形態宣傳和教育方式容易引起他們的逆反心理，這嚴重影響了意識形態教育的效果。目前迫切需要探索青年人易於接受的方式來實施意識形態教育，消解他們的逆反心理，使他們真正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理念。另外需要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宗教信仰。最近的研究發現，一些家庭教會和地下宗教正在向青年人群滲透，雖然高校採取了一些措施，但大學生信仰基督教的人數明顯增長，而對離開學校的青年人信教，目前政府缺乏十分有效的控制手段。對於工作、生活、學習壓力巨大並感到前途迷茫的青年人，能提供精神慰藉和社交網絡的宗教是十分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教育是否能夠有效控制青年信教人數增長，限制信教是否會導致青年信教轉入地下或使這些信教者轉向反政府，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深入分析。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大多數社會福利較好的歐洲國家，青年人對宗教根本不感興趣，信教人數持續下降;在另一些信教比例較高的國家，政府扶持某種或某些宗教，通過宗教穩固主流意識形態和倫理規範，美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俄羅斯，政府與東正教相互支持，信仰東正教的青年較支持普京，天主教和基督教難成氣候。在日本，傳統的佛教和道教佔據主導地位，其他外來宗教影響微弱。而與日本相反，基督教在韓國發展很快，取代傳統的佛教成為信仰人數最多的宗教。
針對當代青年群體的特點，宣傳教育方式應採取新的形式，渠道應該更加多元化，系統應向新領域擴展。
(1)宣教平臺由傳統媒體轉向新媒體，尤其是網絡和手機。
(2)宣教形式由單一說教轉向多元方式結合，把政治思想教育內容融入青少年流行文化，宣教與娛樂、文化、體育、社交、勵志、能力培養等活動結合。
(3)擴展宣教渠道和組織，超越學校和單位範圍，走向社會，尤其是社區。宣教組織功能多元化，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以外，還可增強服務功能和娛樂功能(針對不同青少年群體的需要和興趣愛好)，這樣才能吸引青少年的參與。
在宣教組織方面，可重點增強共青團的作用，也可考慮婦聯、工會、行業協會等:
(1)團組織應該重新回到社會青年之中，成為真正的青年組織，在青年宣教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團組織主要在學校和體制內單位開展活動，體制外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和青年農民工很難看到團組織的身影。而當前絕大多數青年就業於體制外，而且越來越多的青年就業於體制外，這意味著團組織在青年中的影響力下降。有些城市的團組織嘗試在居住社區開展活動，吸引青年人參與，起到很好效果。
(2)婦聯組織應該向年輕女性(青年女白領和打工妹)伸展，在青年宣教中也可發揮作用。目前婦聯組織在女青年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它越來越像是低文化水平的中老年婦女(特別是農村已婚婦女)和計劃生育的形象代言。
(3)行業協會與工會向青年人伸展，可發揮輔助性的宣教作用。大部分的大學畢業生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於中小型民營企業和個體經營企業，這些企業通常沒有條件設立工會(更沒有團組織和婦聯組織)。目前行業協會通常是企業主的利益代言人，與青年員工沒有什麼關係。可以考慮在行業協會和行業工會成立某種形式的青年員工部，把中小企業青年就業者組織起來，開展本行業的青年員工宣教活動。這些活動應該也能獲得僱主的支持，增強僱主與員工的聯繫溝通，減少勞資糾紛。
李春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圖片來源於網絡）
參考文獻:
[1] 2014年教育公報[EB/OL].http://www.moe.edu.cn.
[2] 李春玲，施雲卿.境遇、態度與社會轉型:80後青年的社會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368-372.
[3] 廉思.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86-318.
[4] [6]李春玲.2014年北京青年就業人員的住房狀況報告—基於2014年北京市青少年發展狀況調查報告[C].李培林等.社會藍皮書2015[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13，211-226.
[5] 李春玲.80後和90後的尼特與啃老現象[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5(1)93-99.
本文刊發於《中國青年研究》,經本公眾號重新排版,引用請上中國知網下載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