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一本《青年文摘》上，我看到張愛玲寫炎櫻。文章開頭第一句是：我的朋友炎櫻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靈魂，回來尋找它自己」。
作為一個文藝小青年，我當即為這句話傾倒，再朝下看，這位炎櫻妙語如珠，她說：「月亮叫喊著，叫出生命的喜悅；一顆小星是它羞澀的回聲。」第一次看人用「叫喊」形容月亮帶來的歡喜，卻也道盡了它的璀璨；她也有調皮的時候，在報攤上翻畫報，統統翻遍之後，一本也沒買，報販諷刺她說：「謝謝你！」她毫不客氣地回答：「不用謝！」
她去猶太人的的店裡買東西，討價還價，把錢包翻給老闆看，說：「你看，沒有了，全在這兒了，還多下二十塊錢，我們還要吃茶去呢。專為吃茶來的，原沒想到要買東西，後來看見你們這兒的貨色實在好……」
張愛玲寫道：「店老闆為炎櫻的孩子氣所感動——也許他有過這樣的一個棕黃色皮膚的初戀，或是早夭的妹妹。他悽慘地微笑，讓步了。『就這樣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為了吃茶的緣故……』他告訴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幾句話，描繪出一個慧黠、靈動、神採飛揚的女孩，在張愛玲那些滿目瘡痍的小說進入我的視野之前，驚豔現身。
然後才知道，這位炎櫻，又名獏夢，即吃夢的小獸，這是張愛玲為她起的名字，可見得對她的愛意。她姓摩希甸，父親是阿拉伯裔錫蘭人（今斯裡蘭卡），在上海開摩希甸珠寶店，《色戒》裡描述的那個珠寶店，就是炎櫻父親的家業。她母親是天津人，所以她有一半中國血統，她在香港大學與張愛玲同窗，在張愛玲的早年生活裡，炎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張愛玲的散文《氣短情長及其他》裡有她：
「有一位小姐說：『我是這樣的脾氣。我喜歡孤獨的。』獏夢低聲加了一句：『孤獨地同一個男人在一起。』
獏夢說：『許多女人用方格子絨毯改制大衣，毯子質地厚重，又做得寬大，方肩膀，直線條，整個地就像一張床——簡直是請人躺在上面！』」
是刻薄了點，但刻薄得機智又幽默。而在《雙聲》裡，她和張愛玲從俄羅斯與日本的民族文化，談到死去時要穿什麼樣的禮服，兩人靈感頻發，顯見得是無須多言卻又言之不盡的soul mate。張愛玲的《傳奇》再版時，炎櫻給她畫封面：「像在綢緞上盤了深色雲頭，又像黑壓壓湧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有的單獨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只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物相互間的關係，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炎櫻只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願地像描紅一樣一筆一筆地臨摹了一遍。」
「震懾」和「心甘情願」，都是用得很重的詞。
雖然她也寫到兩人吃蛋糕時各自付帳，且為乘三輪車的費用爭執不已，那種薄嗔更像閨蜜之間「曬友情」，唇槍舌劍間透著沒拿對方當外人的親暱。
正因如此，張愛玲上世紀七十年代創作、本世紀才問世的《小團圓》裡，關於炎櫻的文字是最讓我產生違和感的那一部分。那是一本「狠辣」之書，張愛玲一路寫下去，見佛滅佛，見魔滅魔，從父母到姑姑、弟弟，連她自己，一個都不放過。但別的人的陰暗面，在以前的文章裡尚有伏筆，唯獨炎櫻，她在小說裡稱為「比比」的這個女孩，看上去突兀而陌生。
港戰時差點被炸死，劫後餘生盛九莉（小說裡張愛玲為自己擬的名字）想：「告訴誰?難道還是韓媽?楚娣向來淡淡的，也不會當樁事。蕊秋她根本沒有想起。比比反正永遠都是快樂的，她死了也是一樣的。」
對於好友的死也不會放在心上，比比似乎快樂到沒心沒肺的地步。但她同時又是高姿態的，姑姑對盛九莉說，比比成天叫你穿奇裝異服，她自己的衣服並不怪。盛九莉知道這是因為比比個子不高，又一直有發胖的趨勢，不適合做太時髦的裝扮，但比比才不會說這樣自我貶損的話，只是說盛九莉「蒼白退縮，需要引人注意」。像是好友之間的打趣，但說的人有幾分是真心，聽的人也明白她有幾分是真心，反正盛九莉是存在了心裡。
比比在盛九莉面前有高姿態的理由，她漂亮活潑，追求者甚眾，她對追求者很有一套，對於嚴肅的她會挑逗，對於熱絡的，她會特意莊重，像是錢鍾書在《圍城》裡說的，她握著一把男朋友在手裡玩。她從不誇別人漂亮，說起別的女孩她總是做倒了胃口狀，雖然因為個子矮，她腿短，這讓個高腿長的張愛玲碰到她的腿時很不適應，但她對盛九莉青裡泛紫的長腿也很反感，覺得像「死人肉」。
這個叫比比的女孩，精明、現實，善於貨比三家，奉行失節事小吃虧事大，這使得她有時還有一絲絲粗鄙，比如蘸了唾沫去搓土布，看它會不會掉色。
在《小團圓》中，炎櫻從快樂的吃夢的小獸，還原成了一個太通俗的女孩，通俗得我們在鄰居家就能見到，張愛玲和炎櫻的各種芥蒂因此無遮攔地鋪展開來，寫《小團圓》時，張愛玲和炎櫻已疏於聯繫。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離開大陸來到香港，她一度前往日本與炎櫻匯合，以為是赴美的快捷路徑，三個月後無功而返。但炎櫻在日本顯然過得不錯，張愛玲曾對她後來的知己鄺文美說：
「無論誰把金錢看得重，或者被金錢衝昏了頭——即使不是自己的錢，只要經過自己的手就覺得很得意，如炎櫻在日本來信說『憑著自己的蹩腳日文而做過幾bilions（數以十億）的生意』——我都能明了。假如我處在她的位置，我也會同她一式一樣——所以看見一兩個把金錢看得不太重的人，我總覺得差異，而且非常佩服。」
我不知道她這話是不是在讚美鄺文美。但她口口聲聲能理解另一種人的同時，隱約亦有不以為然，拿自己打底，不過是給予更辛辣的諷刺。這也可以看出兩人主場的變換，早年在大陸，炎櫻仰仗張愛玲得以結識蘇青、紀弦、池田篤紀等人的，在給朋友的信裡，炎櫻描述張愛玲的風光，說：「你不知道現在同愛玲一塊出去有多討厭……一群小女學生跟在後面唱著『張愛玲！張愛玲！』大一點的女孩子回過頭來上下打量。」連外國人都上前求籤名。炎櫻因此也有了作家夢，並且當真試做了幾篇小文，張愛玲熱心地幫她翻譯成中文。
但隨著張愛玲遠離故土，一時不為人所知，生活能力又差，昔日風光逐漸式微。無論在日本，還是在美國，炎櫻都比她更能找到感覺，炎櫻一到日本就有船主求婚，在紐約，也是倚仗她的人際關係，張愛玲才得以進入救世軍辦的貧民救濟所。兩人還走動著，炎櫻陪張愛玲去看胡適，之後她到外面打聽了一下，回來對張愛玲說：「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
境遇的轉換，使得炎櫻原本就有的高姿態更加凸顯，張愛玲對她的原本就有的不滿也隨之水漲船高，那種芥蒂來得如此強烈，我們不能說，張愛玲那篇《同學少年都不賤》寫的就是她們的故事，但可以想見，同學飛黃騰達後的冷落，張愛玲一定深刻地感受過。何況這時，張愛玲已有了更好的閨蜜鄺文美。
鄺文美是作家、評論家宋淇的夫人，曾就職於設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張愛玲赴美之前也在該處任翻譯，倆人得以相識。鄺文美不像炎櫻那樣光芒四射，張愛玲認為這是她犯不著以才氣逼人。張愛玲給鄺文美的許多信裡都有對她性情的讚美，從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拼湊出一個溫婉善意宜室宜家的端方女子，是張愛玲心中最理想的那種形象。除了各種經得住考驗的美德，她對張愛玲也有遠比炎櫻更多的愛意，在她的耐心聆聽面前，張愛玲逸興遄飛滔滔不絕，卻也知道她需要照顧家人，所以每到晚上八點必然催她回家，並詼諧地把她稱之為「我的八點鐘灰姑娘」。
一九五五年，張愛玲離港赴美，她在美國給鄺文美寫的第一封信，提及宋淇夫婦轉身離去時說，她心裡轟然一聲好像天坍下來一樣，喉嚨被堵住，眼淚流個不停。之前張愛玲也曾為炎櫻落過淚，但那是她和炎櫻約定一道回上海，炎櫻卻撇下她先走了時。
張愛玲在這封信裡還說：「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再沒有這樣的人。」她說得不錯，就算是老朋友跟鄺文美也沒法比。剛到美國的張愛玲大概很受了炎櫻的冷遇，兩個月後，她給鄺文美的信裡又寫道：「Fatima（炎櫻英文名）並沒有變，我以前對她也沒有幻想，現在大家也仍舊有基本上的了解，不過現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談話。我對朋友向來期望不大，所以始終覺得，像她這樣的朋友也總算了不得了。不過有了你這樣的朋友之後，也的確是寵壞了我，令我對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看到沒有，在張愛玲的筆下，炎櫻成為她的閨蜜，是她「對朋友期望不大」的產物，她還曾跟鄺文美說：「『宗教』有時是扇方便之門。如炎櫻——她固信教，不說謊，可是總有別的辦法兜圈子做她要做的事。我覺得這種『上帝』未免太笨，還不容易騙？」
即使這話不算諷刺，也未免看得太透，通常看透又說透，而且是跟第三者說透時，那友誼已所剩無幾。張愛玲還有一段話，是幫鄺文美詮釋她和一位好友的交情，卻也像是她和炎櫻友誼稀落的註腳：「如果老朋友再會晤的時候忽然不投機起來，那是以前未分開的時候已經有了某些使人覺得不安的缺點，已經了分歧。」
的確是這樣，她在香港、在上海時，對於炎櫻的高姿態，對於她不夠愛自己，都已有芥蒂。但是，那時候，她還很年輕，即使已有自閉傾向，還有一部分是朝外面打開著的，對於外界，有一種年輕人的興致與好奇心。炎櫻的聰慧善悟、神採飛揚，尚且能夠吸引她，即使她不夠愛自己，即使有時暗自生一肚子氣，年輕的時候，也有足夠的氣力抵擋與忽略這些，去見對方的好，吸取那些有益的能量。
而到了張愛玲的紐約時期，她已經閱盡千帆，人生失意，理想還在遙遠處閃著光，她的靈魂和身體都很疲憊。時間不夠用，精力也不夠用，她須得刪繁就簡，在有了更好更愛她的女友之後，炎櫻，就成了她大刀闊斧刪去的那一部分。
表面上看，她和炎櫻分開，是因為她結了婚，賴雅將她帶離炎櫻居住的紐約，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契機，讓她終於能夠，與這位日漸發達也益加陌生的舊友分道揚鑣。
1960年，張愛玲給鄺文美的信裡寫道：「Fatima上月結婚，自紐約寄請帖來，對象不知道是個醫生還是博士，我也沒查問，大家都懶寫信。」
事實上，應該是她更懶得寫信，這固然是她中年之後深居簡出，懶得與絕大多數人通信，但她對炎櫻的冷漠，更來得心意如鐵。據張愛玲遺產繼承人，也是唯一看過張愛玲留下的全部資料的宋以朗先生介紹，炎櫻曾經給張愛玲寫了好幾封信，張都未予回復。炎櫻在某封信的開頭說：「我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使得你不再理我。」看到這句是不是挺傷感？無緣無故地就被少年時的好友甩了，甚至連解釋反省的機會都沒有。可是接下來，炎櫻又開始誇耀她掙了多少多少錢，全然不顧張愛玲當時灰暗的心情。
不是所有人，都能原諒朋友一生得意洋洋愛炫耀，張愛玲對這一點尤其反感，她曾寫她小時候剛到上海時，給她天津的玩伴寫信，描寫她的新家，寫了三張信紙，還配了插圖。「沒有得到回覆——那樣粗俗的誇耀，任是誰也要討厭的吧？」
炎櫻的自我誇耀，即使不算粗俗，也常常是淺薄的，1992年，她給孀居多年的張愛玲寫信：「你有沒有想過我是一個美麗的女生？我從來也不認為自己美麗，但George（炎櫻丈夫）說我這話是不誠實的——但這是真的，我年幼的時候沒有人說我美麗，從來也沒有——只有George說過，我想那是因為他愛我……」我想像張愛玲看到這封信時的反應，是啼笑皆非呢？還是在心裡說，真是受夠了！
其實炎櫻的誇耀，只是一種積習，不完全是想佔朋友上風，1995年底，她對採訪她的司馬新說，她又要做新娘了，並且用中文誇獎自己「好厲害」。司馬新作為張粉，對她有愛屋及烏的欣賞，覺得她確實好厲害。便是我這局外人，也覺得這種自誇有她的一種可愛，張愛玲與炎櫻的友誼走到那一步，是因為她倆都是太自戀的人，她不夠愛她，她，也不夠愛她。
世上的友誼和愛情一樣，有許多種類，像張愛玲和炎櫻這種友誼，是只可以共青春，不可以共滄桑的，年輕的時候，元氣沛然，忽略那千瘡百孔，踮起腳尖，去夠那像月亮一樣的，生命本身的喜悅。而中年之後，沉重的肉身朝下拖，讓你不能夠多承擔一點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張愛玲與炎櫻曾經的友誼也是可喜又可貴的，因為，那才是青春的友誼，帶著少女氣質的友誼，就像，我們都曾有過的那些友誼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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