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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至上的特點在早期普通法中的一個體現就是訟師制度。訟師身兼證人（訴訟參與人）和裁判者雙重身份，訟師的數目比較龐大，有半專業性的，有純臨時性的；訟師制度表明，知情人在糾紛解決中有充分發表意見和做出裁判的機會。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的訴訟程序是理性和公正的，而公正的程序通常能夠產生公正的判決——當然，這樣的公正是具有時代性的，是歷史的和相對的。
除訟師制度外，鄰居、裁斷人進行調查也有嚴謹的程序，令狀中對開庭時當事人應當帶上自己的支持者（證人）都有細緻的規定，如何證明、證明什麼也都有明確的要求，關於送達的規定也極其詳細，甚至神明審判和決鬥審也有具體的程序要求。在庭審中，那些最強有力的人物——法庭的設立者（審判長）、在地方上很有實力的訟師——總是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法學界對程序的重視也有十餘年的歷史了，但這種重視遠沒有擴展到法律界或曰法律的實踐界（司法界和行政執法界）。可以認為，實踐界對程序的重視至今仍停留在泛泛而論的層次。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各種正當程序權利得不到充分滿足，當事人要求法院調查自己難以獲得的證據的申請經常被無理拒絕；在刑事訴訟中，訴訟參與人甚至律師不能充分地發表意見，公訴人的法律素養、政策水平和程序正義意識都亟需提高；在行政訴訟中，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仍然沉睡在往昔的行政特權幻境中，粗暴地藐視原告甚至藐視法庭。在所有各種訴訟中，法官無疑具有主導審理過程的作用，法官可以控制甚至操縱審判進程，甚至可以完全脫離審判過程而製作判決。在此情形下，欲獲得實體的公正，法官必須具有極高的法律（法學）修養和極強的程序正義意識；遺憾的是，中國的法官在整體上顯然遠遠達不到這種要求。於是，程序正義得不到保障，進而實體正義也無從談起，導致當事人以至公眾對判決普遍地不信服，出現了上訴率、申訴率長期偏高的局面——訴訟過程中講理（法庭辯論）不透徹，判決書又不充分說理和論證，怎能服人？
解決的辦法不外乎：讓訴訟參與人進行徹底的辯論，充分保障當事人要求證人出庭的權利，法官應在判決書中進行透徹而全面的推理和論證。當然，這會導致庭審過程漫長、訴訟成本過高等問題，也使目前難堪此任的法官隊伍面臨更大的挑戰。對於前一問題，可採取提高庭前（庭外）和解結案的比例予以解決；對於後一問題，則必須採取提高法官素養和更換、淘汰法官的辦法予以解決，這必然會使現任的很多法官心懷不滿，但只能這樣做——法官隊伍整體素質不能勝任公正而高效的司法，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英國普通法的形成——從諾曼徵服到大憲章時期英格蘭的法律與社會》，（英）約翰哈德森著，劉四新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8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譯者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