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立國以後，儒家經典愈趨重要，漢文帝時有一經博士之立，至漢武帝時已具立五經博士矣。《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惟據王國維考證，「孝文時置《爾雅》《孝經》、《論語》博士，至孝武廢之者，非廢其書，乃因此三書人人當讀，又人人自幼已受之，故博士但限五經。」[1]「是通經之前，皆先通《論語》《孝經》。」[2] 是《論語》之重要性可見一斑。有關孔門師弟子之事跡，《論語》無疑是最重要之依據。李零云：「前人辨偽，於各書的可信度向有成說，如研究孔子生平，學者習慣上認為，只有《論語》是真孔子言，《左傳》《孟子》、大小戴《記》次之，諸子皆可疑，《史記》等漢代人的說法又等而下之。」[3] 李氏言是。由是觀之，六朝文獻採用孔門十哲之事跡，亦多以《論語》所載為據，以闡析一己之道理。今舉例如下：
1.《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載建初元年（78）三月詔：「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遊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4]
案：冉雍，字仲弓。此詔言仲弓為「季氏之家臣」，事見《論語・子路》：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13.2）
宰為總管之意。此言冉雍為季氏總管，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以為應由負責官員帶頭，不計較別人的小錯誤，並向主人提拔優秀人才。冉雍不解，不知怎去識別並提拔優秀人才。孔子以為應當提拔自己所了解的；至於自己並不了解的人才，也自然會有人能了解他，加以舉薦。此為孔子向冉雍「誨以賢才」之事。又，言偃字子遊，此詔所言「子遊武城之小宰」事，見《論語・雍也》：
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6.14）
武城為魯國之小邑，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子遊為武城縣長。此邑雖小，可是孔子仍問子遊有否獲得賢才。子遊在武城找得澹臺滅明，[5] 子遊以為此人走路不插小道，如非公事，絕不會到子遊之府第。可見澹臺滅明為人正直，不做徇私枉法之事，故子遊以其為人才。漢章帝此詔以冉雍、言偃之事入文，自是希望錄用人才，願大臣可加以引薦。
2.《宋書・傅亮傳》：「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6]
案：傅亮，字季友，西晉文學家傅鹹玄孫。劉宋時官至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尚書令。傅亮因見世途艱險，故撰寫《演慎》一文。此中以為如能像起始般謹慎對待事情之終結，事無不成。傅亮引仲由之事，以為其人只能好勇，逆耳勸誡。傅亮於文中遍舉例證，以為保全自身使德行完美，當以謹慎為上。考此言「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葴」，事見《論語・述而》，其文如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7.11）
在孔門弟子當中，仲由每有兼人之勇，故孔子每抑之。此處孔子與顏淵討論用行舍藏，孔子以為唯有顏淵與自己相似，可以收放自如。仲由大抵心有不甘，遂問夫子如欲領兵打仗，則與誰人同行。孔子欲抑仲由，因言赤手空拳和老虎搏鬥，不用船隻去渡河，以身犯險而毫無悔意之徒，自己絕不與之同行。能與夫子同行者，必然是面臨任務便戒慎戒懼，善於謀略而能完成任務之人。《宋書》此處以為行事當應謹慎，遂以仲由故事作為反證。及後仲由果死於衛之內亂，孔子悲痛不巳，亦證明其「暴虎憑河」之憂慮不無道理。
3.《弘明集》釋道恆《釋駁論》：「古人每嘆才之為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兇愎，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騂，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為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為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7]
案：《釋駁論》引孔門弟子事跡以明人才難得之理。此處所言，大多化用《論語》之文。「簡充四科」，用《先進》11.3；「伯牛廢疾」，用《雍也》6.10；「回也六極」，用《雍也》6.3；[8]「商也慳吝」，用《子路》13.17；[9] 「賜也貨殖」，用《先進》11.19；「予也難雕」，用《公冶長》5.10。「由也兇愎」，則化用多章《論語》，如《公冶長》5.7孔子以為仲由「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述而》7.11謂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先進》11.13載仲由「行行如也」，孔子以為「不得其死然」。「求也聚斂」，用《先進》11.17，以為冉有助紂為虐；「仲弓雖騂，出於犁色」，用《雍也》6.6。此等皆孔門十哲，而《釋駁論》引之以明人才之難得。
4.曹植《學官頌》：「宰予晝寢，糞土作誡。」[10]
案：曹植此處以宰我晝寢之事為說，以為為學貴乎勤勉。誡是警告之義，即以晝寢之事為誡。考宰我晝寢之事，見《論語・公冶長》，其文如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5.10）
白天本是為學求道之時，然宰我卻於此時睡覺。孔子知之，遂以為腐爛之木頭不得雕刻，糞土似的牆壁粉刷不得。宰予在白天睡覺，自是可堪責備。孔子又以為曾聽人說聽其言而信其行，可是在宰我晝寢之事以後，孔子以為可以改為在聽到別人之說話後，必要考察其行徑。宰我位列孔門言語之科，能言善道，故孔子有此慨嘆。
5.《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裴注引孫盛《晉陽秋》：「顗弟粲，字奉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11]
案：荀粲乃荀彧之子，字奉倩，魏晉玄學代表人物。其父兄家族俱好以儒術議論，唯荀粲獨好道家，以為《詩》、《書》、《禮》、《易》等經典皆為聖人通往大道時所遺下之糟粕。此處引子貢所言，以為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今所得聞者，只為六經之糟泊而已。考子貢所言，典出《論語・公冶長》，其文如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5.13）
此處「文章」二字，皇侃云：「文章者，六籍也。」[12] 上引《晉陽秋》謂「六籍雖存」云云，可知《晉陽秋》釋「文章」之義與《義疏》相同。《晉陽秋》此文引子貢所言，指出孔子所重者並非可以得見之六經，而是不可得見之」性與天道」。此又可參看另一章《論語》：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7.19）
弟子只是唯言是求，實則孔子之行藏語默，全是教材，弟子當細心體察之，方能稱是。
6.《劉子・均任第二十九》：「子遊治武城，夫子發割雞之嘆。……德小而任大，謂之濫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山之累，折足之憂也。」[13]
案：《劉子・均任》所引「子遊治武城」之事，見於《論語・陽貨》，其文如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17.4）
據上文所引，子遊當時乃武城縣長。時孔子剛巧到武城，聽到彈琴瑟唱詩歌之聲。孔子以為割雞不必用牛刀，武城只一小邑，不必以禮樂教化，所謂「治小用大」是也。子遊不以為然，援引從前夫子教誨，禮樂教化可令人和而易使。孔子聞子遊所答，深以為然，以為自己前言有失，故告誡弟子為戲言之矣。《劉子》此篇名為「均任」，篇中所述亦以才華與職任相匹為尚，故以子遊之材而治武城，實非量才而授任，而是大材小用。惟《劉子》所欲申論者，與《論語》原意稍有不同。《論語》原為子遊之「治小用大」，與在上位者本無關係；至於《劉子・均任》，通篇以國君如何量任而任人著眼，故二者析述之角度不盡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