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路茫茫
我於1975年高中畢業,是那一年全村唯一的高中畢業生。在校讀書時,每逢周末回家背下一周要吃的糧,鄉親們都對我投來羨慕的眼神,而到了高中畢業後的「文革」後期,高考之路早已斷絕,據說要等到兩年鍛鍊期滿才有推薦上學的機會,而對於沒有任何領導靠山的我而言,雖然也在盼望著被「推薦」,但不過是渺茫無望的自欺而已。更何況我的養父母家還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養祖父因為當過國民黨時期的保長,因此「推薦」早已與我絕緣了。就這樣,曾經被羨慕的我,一旦回鄉當了農民,所讀之書已然無用,而幹農活又處處不如人,四川人有一個最精彩的比喻活畫了我的生命境遇:狗屎做鞭,聞(文)也聞不得,舞(武)也舞不得。曾經認真讀過魯迅的《孔乙己》,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既不能像丁舉人那樣爬上去,又放不下那一點兒可憐尊嚴的孔乙己。作為養子的外來者身份和已然成了「狗屎」的半殘廢生存能力,我被欺辱的命運是逃不過去了。有些原來對我還算友善的長輩好幾次出言不遜,當眾表達對我的鄙夷,僅僅兩個多月超負荷勞動就使得我身上的書生氣蕩然無存,又瘦又黑的我即使在那些目不識丁的人面前也沒有些許的形象自信。嚴厲而勤勞的養父清醒地意識到我絕沒有改變農民身份的希望,他不希望我放棄幹好農活的機會,也不準我每逢趕場日去和那些邀約我的同學聚會。其實,我要是乾脆不上學讀書,或許早就是一個不錯的農民了,而讀了12年書後,書無用,當農民也是低能兒,我這一生怎麼活下去啊。
哪位是迷茫的高中畢業生何希凡呢?
沒想到很快有一個好消息傳來:大隊要組織農田基本建設專業隊,因為需要有文化的人,大隊長點名我必須參加,還讓我負責宣傳。又過了一個月,公社組織全鄉基建隊大會戰修水庫。到了水庫工地,我沒有奢望自己讀的書能夠起作用,而是帶著沒有把握的投機心理拼命勞動,期望得到公社領導的好感。我背著滿背篼的泥土來回奔跑在水庫工地,高音喇叭每天都在表揚我名列前茅的勞動成績。很快又有一個好消息傳來:水庫工地需要一個能寫會唱的團支部書記,此時,我較為優秀的語文成績和寫得不錯的毛筆字發揮了優勢,我曾經在縣川劇團學習所具備的文藝素養也成全了我。於是我身兼團支部書記和政宣組長,每天在水庫工地搞政治宣傳,休息時就教唱革命歌曲,還組織了水庫工地文藝宣傳隊,我是負責人,既要拉二胡伴奏,還要教會隊員跳舞唱歌等節目排練,這時我才又有了一點兒做人的感覺。就這樣,我經歷了1975年冬天四川從未有過的天寒地凍,連竹子也凍死了;我經歷了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偉人的相繼去世;也經歷了1976年10月「四人幫」的被粉碎。但是,水庫工地稍微有尊嚴的人生並沒有給我帶來一個讀書人渴望的前途,眼看著不少初中生和高中生相繼被推薦上學和參加工作,而我卻在水庫工地自我陶醉,心理還是漸漸湧起了不平的波瀾。
南部縣川劇團樣板戲學習班留影
1976年12月何希凡組織的水庫工地文藝宣傳隊在鹽亭縣富驛場像館合影
二、折翼高考
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高中畢業已滿兩年。既然推薦無望,就想去當兵。那一年部隊的領導知道我還可以舞文弄墨,可以吹拉彈唱,決定把我招去給首長寫東西,就連體檢中被檢查出頸部有神經皮炎,也被他們幫我過了關,可惜最後還是因為養祖父的問題被別人舉報而斷了從戎之路,前途問題在我這裡已經是路路斷絕了!養父母早在我讀高中那年就為我訂了婚,20歲剛過的我在成家和前途的十字路口已經沒有從容選擇的機會了。
好像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我最早看到《四川日報》刊登的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就開始找複習資料,在繁忙的水庫工地上熬夜進行地下複習。不久,母校領導和老師認為我讀書時成績還不錯,就組織了一部分同學回校在老師輔導下複習,但好景不長,水庫工地領導找到了學校,說學校把人叫走了,正常的生產就無法進行。當時《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題為《複習生產兩不誤》的文章,在這樣的壓力下,學校被迫放棄了輔導複習。水庫工地的領導對我說:你要知道,就算你考上了,我們不同意,你也不能去上學。因為推薦的慣性太強大,我只好又全身心地投入水庫工地的需要。又過了一段時間,無條件支持高考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凡是阻擾高考都是不光彩的行為,我們才得以重返學校複習,但此時距離高考已經很近了,我又一次受到了水庫工地領導的忠告:你如果要去考試就必須考上,不然水庫工地就不要你回來了。
這樣的折騰一直延續到走上考場的12月8號、9號。因為考生太多,兩人共用一張課桌,為了防止作弊,課桌上面懸空牽著繩子,再用黃色的紙糊在繩子和桌子上隔開同桌。因為兩年的精力都耗費在掙表現和無端的阻擾上,在兩天緊張的考試中,除了語文、政治最有自信以外,整體上倉促應考的結果可想而知,但最令我意外的是,連政治老師聽了我的政治考試答題情況都認為一定會是很好的成績,但後來才知道我的政治成績僅有至今也不服的36分(如果政治成績及格,我是一定能上大學線的),高考上線的名單果然沒有我,好不容易盼來的恢復高考瞬間又讓我走向了幻滅,「心似箭穿」在那時實非虛言啊!我的親生父母聽說有幾個與我一同參考的落榜者想去自殺,也擔心我想不通而尋短見,特意讓我的二哥來勸慰我。
沒想到就在那年臘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水庫工地指揮部住地開著高音喇叭唱歌發洩,跑調的歌聲夾帶著哽咽,淚水淌滿了雙頰,忽然房東家的小姑娘高聲叫我快去聽廣播,說廣播裡正在說到我。等我跑過去,幸好聽到了第三次廣播,說我上了中專的線,要我次日早上趕往縣城體檢。我瞬間呆住了,或許範進中舉後的神經短路就是我當時的樣子,與我同在水庫工地的好朋友陪我連夜回到家裡告知養父母,又和養父趕了十幾公裡夜路去告訴我的親生父母和哥嫂們。到縣城體檢後,經過了幾個月的漫長等待才收到了南部師範文史專業班的錄取通知書。1978年4月我們終於入學了,天天學唱《我們是光榮的人民教師》這首歌,就感到自己已經是人民教師了,心理升起了幸福感和自豪感。那時學校還是沿襲了「文革」十年走「五七」指示道路的慣性,要我們帶上背篼、鋤頭等勞動工具,入學後首先就是到嘉陵江邊大戰河灘,我們用那些堅硬而光滑的大卵石圍起了堤埂,再背來沙土鋪成河灘地。學校那年種了40畝紅麻,入學後的第一篇作文便是《戰河灘》,後來紅麻獲得了豐收,我們又寫了《豐收的喜悅》。不過那時在學習上從來沒有放鬆,雖然是中師文憑,但到底是通過高考讀上了中師,而且基本按照大學專科的課程設置,上課的都是功底深厚的老師,他們的精彩講授激發了我們的濃厚興趣,我寫的作文多次被老師編入優秀作文,幾十年後,老校長竟然還記得我的那些作文題目。雖然高考之夢幻滅了,但學習的路總算沒有斷絕,而且畢業後分配了工作,當上了教師,高考之路也給予我不錯的饋贈,但上大學的夢算是徹底破滅了,命運已經把我定格在小學教師的人生坐標上。
南部師範學校學生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