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考落榜者,是如何成為大學教授的?

2021-02-19 域外文譚
感謝何希凡教授賜稿於2020年高考第二日(7月8日)下午5時 我於1975年高中畢業,是那一年全村唯一的高中畢業生。在校讀書時,每逢周末回家背下一周要吃的糧,鄉親們都對我投來羨慕的眼神,而到了高中畢業後的「文革」後期,高考之路早已斷絕,據說要等到兩年鍛鍊期滿才有推薦上學的機會,而對於沒有任何領導靠山的我而言,雖然也在盼望著被「推薦」,但不過是渺茫無望的自欺而已。更何況我的養父母家還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養祖父因為當過國民黨時期的保長,因此「推薦」早已與我絕緣了。就這樣,曾經被羨慕的我,一旦回鄉當了農民,所讀之書已然無用,而幹農活又處處不如人,四川人有一個最精彩的比喻活畫了我的生命境遇:狗屎做鞭,聞(文)也聞不得,舞(武)也舞不得。曾經認真讀過魯迅的《孔乙己》,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既不能像丁舉人那樣爬上去,又放不下那一點兒可憐尊嚴的孔乙己。作為養子的外來者身份和已然成了「狗屎」的半殘廢生存能力,我被欺辱的命運是逃不過去了。有些原來對我還算友善的長輩好幾次出言不遜,當眾表達對我的鄙夷,僅僅兩個多月超負荷勞動就使得我身上的書生氣蕩然無存,又瘦又黑的我即使在那些目不識丁的人面前也沒有些許的形象自信。嚴厲而勤勞的養父清醒地意識到我絕沒有改變農民身份的希望,他不希望我放棄幹好農活的機會,也不準我每逢趕場日去和那些邀約我的同學聚會。其實,我要是乾脆不上學讀書,或許早就是一個不錯的農民了,而讀了12年書後,書無用,當農民也是低能兒,我這一生怎麼活下去啊。

 沒想到很快有一個好消息傳來:大隊要組織農田基本建設專業隊,因為需要有文化的人,大隊長點名我必須參加,還讓我負責宣傳。又過了一個月,公社組織全鄉基建隊大會戰修水庫。到了水庫工地,我沒有奢望自己讀的書能夠起作用,而是帶著沒有把握的投機心理拼命勞動,期望得到公社領導的好感。我背著滿背篼的泥土來回奔跑在水庫工地,高音喇叭每天都在表揚我名列前茅的勞動成績。很快又有一個好消息傳來:水庫工地需要一個能寫會唱的團支部書記,此時,我較為優秀的語文成績和寫得不錯的毛筆字發揮了優勢,我曾經在縣川劇團學習所具備的文藝素養也成全了我。於是我身兼團支部書記和政宣組長,每天在水庫工地搞政治宣傳,休息時就教唱革命歌曲,還組織了水庫工地文藝宣傳隊,我是負責人,既要拉二胡伴奏,還要教會隊員跳舞唱歌等節目排練,這時我才又有了一點兒做人的感覺。就這樣,我經歷了1975年冬天四川從未有過的天寒地凍,連竹子也凍死了;我經歷了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偉人的相繼去世;也經歷了1976年10月「四人幫」的被粉碎。但是,水庫工地稍微有尊嚴的人生並沒有給我帶來一個讀書人渴望的前途,眼看著不少初中生和高中生相繼被推薦上學和參加工作,而我卻在水庫工地自我陶醉,心理還是漸漸湧起了不平的波瀾。

南部縣川劇團樣板戲學習班留影

1976年12月何希凡組織的水庫工地文藝宣傳隊在鹽亭縣富驛場像館合影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高中畢業已滿兩年。既然推薦無望,就想去當兵。那一年部隊的領導知道我還可以舞文弄墨,可以吹拉彈唱,決定把我招去給首長寫東西,就連體檢中被檢查出頸部有神經皮炎,也被他們幫我過了關,可惜最後還是因為養祖父的問題被別人舉報而斷了從戎之路,前途問題在我這裡已經是路路斷絕了!養父母早在我讀高中那年就為我訂了婚,20歲剛過的我在成家和前途的十字路口已經沒有從容選擇的機會了。好像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我最早看到《四川日報》刊登的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就開始找複習資料,在繁忙的水庫工地上熬夜進行地下複習。不久,母校領導和老師認為我讀書時成績還不錯,就組織了一部分同學回校在老師輔導下複習,但好景不長,水庫工地領導找到了學校,說學校把人叫走了,正常的生產就無法進行。當時《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題為《複習生產兩不誤》的文章,在這樣的壓力下,學校被迫放棄了輔導複習。水庫工地的領導對我說:你要知道,就算你考上了,我們不同意,你也不能去上學。因為推薦的慣性太強大,我只好又全身心地投入水庫工地的需要。又過了一段時間,無條件支持高考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凡是阻擾高考都是不光彩的行為,我們才得以重返學校複習,但此時距離高考已經很近了,我又一次受到了水庫工地領導的忠告:你如果要去考試就必須考上,不然水庫工地就不要你回來了。這樣的折騰一直延續到走上考場的12月8號、9號。因為考生太多,兩人共用一張課桌,為了防止作弊,課桌上面懸空牽著繩子,再用黃色的紙糊在繩子和桌子上隔開同桌。因為兩年的精力都耗費在掙表現和無端的阻擾上,在兩天緊張的考試中,除了語文、政治最有自信以外,整體上倉促應考的結果可想而知,但最令我意外的是,連政治老師聽了我的政治考試答題情況都認為一定會是很好的成績,但後來才知道我的政治成績僅有至今也不服的36分(如果政治成績及格,我是一定能上大學線的),高考上線的名單果然沒有我,好不容易盼來的恢復高考瞬間又讓我走向了幻滅,「心似箭穿」在那時實非虛言啊!我的親生父母聽說有幾個與我一同參考的落榜者想去自殺,也擔心我想不通而尋短見,特意讓我的二哥來勸慰我。沒想到就在那年臘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水庫工地指揮部住地開著高音喇叭唱歌發洩,跑調的歌聲夾帶著哽咽,淚水淌滿了雙頰,忽然房東家的小姑娘高聲叫我快去聽廣播,說廣播裡正在說到我。等我跑過去,幸好聽到了第三次廣播,說我上了中專的線,要我次日早上趕往縣城體檢。我瞬間呆住了,或許範進中舉後的神經短路就是我當時的樣子,與我同在水庫工地的好朋友陪我連夜回到家裡告知養父母,又和養父趕了十幾公裡夜路去告訴我的親生父母和哥嫂們。到縣城體檢後,經過了幾個月的漫長等待才收到了南部師範文史專業班的錄取通知書。1978年4月我們終於入學了,天天學唱《我們是光榮的人民教師》這首歌,就感到自己已經是人民教師了,心理升起了幸福感和自豪感。那時學校還是沿襲了「文革」十年走「五七」指示道路的慣性,要我們帶上背篼、鋤頭等勞動工具,入學後首先就是到嘉陵江邊大戰河灘,我們用那些堅硬而光滑的大卵石圍起了堤埂,再背來沙土鋪成河灘地。學校那年種了40畝紅麻,入學後的第一篇作文便是《戰河灘》,後來紅麻獲得了豐收,我們又寫了《豐收的喜悅》。不過那時在學習上從來沒有放鬆,雖然是中師文憑,但到底是通過高考讀上了中師,而且基本按照大學專科的課程設置,上課的都是功底深厚的老師,他們的精彩講授激發了我們的濃厚興趣,我寫的作文多次被老師編入優秀作文,幾十年後,老校長竟然還記得我的那些作文題目。雖然高考之夢幻滅了,但學習的路總算沒有斷絕,而且畢業後分配了工作,當上了教師,高考之路也給予我不錯的饋贈,但上大學的夢算是徹底破滅了,命運已經把我定格在小學教師的人生坐標上。

1979年9月我被安排到高中母校頂崗實習一個學期高中語文,1980年初被分配到南部縣的重點小學大橋小學,學校領導安排我任教小學四年級語文,當班主任,兼上初中81級兩個班的歷史課。因為在師範學校還算優秀的學習歷程,加上年輕人的輕狂,我感到自己被大材小用了。雖然還是認真工作,但心裡裝滿了委屈,對校長的安排時時流露出不滿情緒,而沉著老練的校長已經打定主意要我長期教小學。沒想到,年長於校長的副校長經常「偷聽」我的講課,很是同情我的不滿,新學期開學後,他趁著校長到縣城開會就單獨發出通知,安排我任教初中83級2班新生的語文課、當班主任,待到校長開會回來,既成事實已無法改變。初中83級2班的學生對我的擁戴和家長對我的關愛都讓我初嘗了當教師的甘甜,學區內不時有語文同行以觀摩學習的名義來聽我的課,更讓我覺得已經人盡其才,就連校長聽說我的課很受歡迎也流露出對我曾經工作安排的悔意。然而我還是不打算繼續在這所學校工作,我想回到我的家鄉,特別是我曾經初中複習的母校,那裡有我的老師,有我的同學,他們都歡迎我回去。1982年8月,我如願調回這所區所在地小學——伏虎小學,校長安排我任教剛招收的初中重點班,領導和同行老師聽了我幾堂課,對我很是讚賞,又對我當班主任的盡職盡責特別滿意,我工作起來也就更加起勁和賣力了,我很快在整個學區小有名氣。1983年全國首次對沒有大學文憑的中學教師進行教材教法考試,據說不合格者將被取消中學教師資格,我們都面臨很大的壓力,但學區教辦領導點名要我這個應考者對全區應考的中學教師作考前輔導,我真擔心連自己都考不好,如果輔導砸了,我怎麼向領導交代。好在那一年我的考試成績在全縣名列前茅,所以1984年再一次安排我作考前輔導。就在這兩年,南部縣新成立的教研室在全縣掀起了課堂教學改革熱潮,以至於成為整個南充地區教育界的熱點,南充地區教育局和教科所策劃在南部縣搞一次教改現場會。為了遴選現場會執教老師,縣教研室專家們跑了好幾個學區,結果繞到我們學校來了,學校領導建議他們聽一聽初中年輕老師的課,我那時已被學校安排教初中畢業班84級1班的語文課,正要講司馬遷的《陳涉世家》。我除了儘量體現教改精神,也努力體現教師的基本功。那天下午專家們聽了我的第一節課後,教辦主任就給我透露了專家對我的課很滿意,當我上完第二節課,我明顯感到了專家們喜形於色。晚上的總結會上,教研室主任吳璧老師一時興起,就借那段時間正熱播的武打電影《自古英雄出少年》來總結我們的課,我也被確定為教改現場會的執教老師。1984年春天,整個南充地區來了很多領導和前輩聽我所執教的吳伯簫散文《菜園小記》,他們對我給予了極大的鼓勵,南部縣教研室還專門出了教學簡報,我就因為教改而在南部縣也小有名氣了。有了這樣的時來運轉,南部縣文教局領導直接表示要調我到文教局工作,縣人大、政協、公安局都想要我去搖筆桿兒。我的母校南部師範舉行畢業典禮,據說文教局領導為了證明南部師範在「文革」後培養了不少高材生,就特別講了我的例子,母校老校長聽得笑逐顏開,不久後當他在校門口見到我,就直接表示要調我到母校任教。

1984年10月,我正式被調回母校,開始了中師生教中師的教學生涯。當我的教學受到學生歡迎和領導好評的時候,我受難的日子也就同時開始了。那些有大學文憑的同行很是不服氣,教工食堂成了他們非議貶抑我的主要場所,我痛切感到自己的生命尊嚴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但沒有文憑的事實又讓我沒有任何招架之力。為了起碼的人格尊嚴,為了平等的生存權利,我不得不走上帶血帶淚的獲取文憑之路。1985年,我先是準備報考四川省教育學院中文本科離職學習兩年,當準考證發下來之時,校長找我談話,他非常支持我繼續學習,但不同意我離職深造,希望我報考函授本科。我接受了校長的建議,就在這年考取了南充師範學院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函授。學校大多安排寒暑假集中學習一個月左右,講課老師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有才華橫溢,講課特別精彩的年輕教師。有的老師與我同齡,有的老師卻和我的學生年齡相仿。邱永旭老師那時剛從華東師大畢業就來給我們上課,他看上去比我的學生更顯青澀。我已經當了幾年老師他才參加高考(如果當年政治不是36分,何希凡極有可能成為邱永旭的老師),而我為了生命尊嚴參加函授學習卻當了他的學生,命運的錯位更加刺激了我的努力。老師講得精彩,我們聽得入神,生怕聽掉、記掉了一個字,因為那是上帝對我們的補償,是命運對我們的慰藉。我不僅認真學習,回到工作崗位上,每天早晚就背誦閱讀我的功課。我的教學沒有因此受到影響,而我的腹笥卻在不斷得到充盈。五年下來,我不僅被評上了優秀學員,畢業論文被評為優秀論文,而且在畢業典禮上的發言給老師和同學們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也當上了南部師範的語文教研組長直至教導處主任,在上好課的同時還寫了一些文章發表,也獲得了不少獎勵,也因此而在南充地區的中師語文教師中小有名氣,曾經有一些條件更好的學校想要我,一些黨政部門也在準備調我去。看來文憑於我的意義已經不是單純的尊嚴可以涵蓋的了。1992年下半年,我在南充地區教科所開會,趁晚飯後去中文系拜訪已擔任了副系主任的老師,老師知道我的函授學習成績比較優秀,也聽說我在南部師範幹得不錯,就提出讓我考慮回中文系工作。我從來不敢有這個奢望,但既然老師提出來了,我就非常渴望能有這個機會。1993年7月,在中文系幾位領導和老師的極力推薦之下,我順利調到了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我這個高考落榜者奇蹟般地走上了大學的講臺。先是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訪學一年,幸運地得到了中國一流學者朱金順、王富仁、郭志剛、童慶炳等幾位老師的悉心指導,然後於1994年9月開始了我的大學教學和治學生涯。對於已過而立之年的我而言,當時最為迫切的是多出學術成果,早一點評上高一級職稱,但我清醒地意識到,一個大學老師即使評上了職稱,如果上課不受學生歡迎,像我這樣的低學歷者是很難被大學認可的。我暫時不考慮將重心放在學術研究上,而是認真手寫了全程的《中國現代文學》講稿共13本,約50多萬字。低調自有低調的好處,我的講課首先得到了94、95級學生的熱情支持,他們對我的高度評價令我的老師和領導們深感意外。

但我卻又一次遭遇了學歷的困境。有的老師知道我的學歷後,就認為我肯定是憑著拉關係才走上了大學講臺,有一次我到教務處去開教學秘書會,當我老實告訴了處長我原來工作的地方和學歷後,處長頓時由最初的熱情轉為令人難以忍受的冷淡。那時雖然也感到了尊嚴問題,但我的資歷確實不足以支撐我抗辯的底氣,我唯一的選擇就是用努力和實力證明自己。後來在全校的幾次活動中,我的表現得到了一些領導的認可,那位處長也很快轉變了對我的態度。我的講課也受到了歷屆學生的持久歡迎。

錄播精品課程《風雅文化》

1997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對魯迅和郭沫若比較研究的萬言論文,以此正式開始了我的學術舉步。近三十年來,我先後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等權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並獲得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勵。曾先後被評為四川師範學院優秀青年教師、優秀教師,西華師範大學優秀共產黨員、師德標兵,四川省高教優秀共產黨員,四川省優秀教師。我在42歲評上了副教授,48歲評上了教授,從2000年起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已指導畢業77位碩士研究生。我所獲得的點滴成績和人生進展對於一出道就站在大學講臺的老師而言,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但41年來我從一個高考落榜者,從一個小學教師到大學教授的幾次生命跨越,卻付出了較之常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在我即將退休告別深情眷戀的講臺之際,回首41年的教學和治學生涯,一個渺小靈魂就因為沒有放棄跳動,幾十年間不斷刷新自己原有的生命記錄,竟然創造了初執教鞭時不敢妄想的生命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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