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清代藏傳佛教寺院經營，是清朝政府宗教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以建造或修復寺院作為推崇和扶持藏傳佛教的主要標誌，隨之又制定各項具體措施來限制寺院規模和僧人數量。清代在京城、熱河、五臺山、多倫諾爾、漠南歸化城、漠北庫倫、漠西伊犁，以及遼寧、四川、甘肅及西寧等地新建或修繕了許多規模宏大、金碧輝煌的藏傳佛教寺院，其中京城皇家第一寺雍和宮、熱河普寧寺等，最具代表性。本文僅對京城藏傳佛教主要寺院作簡要考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尕藏加（圖片來源：鳳凰網華人佛教 攝影：李保華）
一、京城藏傳佛教寺院
清朝入關後出資在京城新建、改建和修復眾多藏傳佛教寺院，主要有永安寺、東黃寺（普靜禪林）、西黃寺（清淨化城）、匯宗梵宇（達賴喇嘛廟）、弘仁寺、妙應寺、永慕寺、廣通寺、嵩祝寺、資福院、護國寺、隆福寺、闡福寺、梵香寺、大報恩延壽寺、寶諦寺、大正覺寺、實相寺、功德寺、昭廟、福佑寺、嘛哈噶喇寺、長泰寺、慈度寺、大清古剎（察罕喇嘛廟）、普度寺、普勝寺、慧照寺、化成寺、淨住寺、三寶寺、三佛寺、聖化寺、慈佑寺、崇福寺、雍和宮、正覺寺（新正覺寺）等藏傳佛教寺院。
清順治八年（1651），順治皇帝以「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陰贊皇猷，請立塔建寺，壽國佑民」為由，命在京城按喇嘛腦木汗所請建造一座與白塔組成的藏傳佛教寺院，初稱白塔寺，後易名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園）。於康熙十八年（1679）、雍正九年（1731）兩次重建，飾其禿敝，更復舊規，並制定每年農曆十月二十五日，邀請京城各寺喇嘛僧人108名誦經祈福。
是年（1651），在京城安定門外始建藏傳佛教寺院（黃寺），作為第五世達賴喇嘛晉京朝覲時的駐錫地。後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乾隆三十四年（1769）兩次修葺，立詩碑於寺內。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1738~1780）進京，光緒三十四年（1908）第十三世達賴喇嘛（1876~1934）進京，他們都在黃寺下榻居住。後期寺宇建成兩院，統稱東西雙黃寺，分別稱為東黃寺和西黃寺。
東黃寺是在原普靜禪林基礎上逐漸改建而成的，又名「普靜禪林」。它是清代歷史較長的京城藏傳佛教寺院之一，駐京八大呼圖克圖之一的敏珠爾活佛常住該寺。清代直屬理藩院管轄。
西黃寺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建造清淨化城塔（第六世班禪衣冠冢）及清淨化城塔院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又名「清淨化城」。由於這座廟宇的前身是第五世達賴喇嘛和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京的駐錫地，自然而然地成為京城重要藏傳佛教寺院之一，得到優先保護。清代直屬理藩院管轄。
匯宗梵宇，位於安定門外，雖與東西黃寺相連，但相對獨立於兩寺。清雍正元年（1723），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四十九旗札薩克、七旗喀爾喀、厄魯特眾札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額駙，札薩克臺吉、塔布囊等，合詞上奏，以籌資四萬三千兩白銀建造三世諸佛像及八座佛塔等，供奉於該寺，一併修繕寺宇，使其煥然一新。
清康熙四年（1665），為移供鷲峰寺旃檀佛像，特擇景山西之善地，創建殿宇，提名「弘仁寺」，俗稱「旃檀寺」。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新修繕，並立碑紀念。清代後期，理藩院喇嘛印務處設在該寺辦公。道光十九年（1839）議定：喇嘛印務處專設弘仁寺，責成印務德木齊4人直宿看守，設掌印呼圖克圖兼行章京，按期會同辦事，印鑰交正掌印札薩克喇嘛佩戴。光緒二十六年（1900），弘仁寺毀於八國聯軍之兵火。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鑑於京城白塔妙應寺，歲久漸禿，既命仍舊制修治，重加修繕妙應寺（今阜成門內大街路北）。乾隆十八年（1753）再次修繕妙應寺及白塔，分別立碑紀念。塔內裝藏乾隆親自手書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文《尊勝咒》和《大藏真經》，共計七百二十四函，以及五方佛冠一頂、補花袈裟一件和木雕觀音佛像一尊，用以為鎮。清代直屬理藩院管轄。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為太皇太后祝壽，在京城南苑建造永慕寺；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立碑於寺內，以作紀念。
康熙四十二年（1703），鳩工重修元朝所建法王寺（京城西郊），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竣工，康熙帝賜額「廣通」；雍正十一年（1733）再次重修，並立碑曰：寺鄰近城門，當輦道，往來者絡繹其下。故宜宣講教乘，開導愚蒙，使知生佛之不二，身心之本幻，而悉入如如法門，莫不優遊於廣大無礙圓通之境。清代該寺系民間藏傳佛教寺院。
康熙五十年（1711），在京城專門給章嘉活佛建造一座寺院；翌年，康熙帝親書寺額「嵩祝寺」。乾隆時期，第三世章嘉活佛居住嵩祝寺，乾隆帝常去聽經習法，並與章嘉活佛商議決策西藏大事及蒙古地區藏傳佛教事務，所賜物品甚多，寺院為之興隆。嵩祝寺，俗稱「章嘉活佛府」，原址在景山公園以東。
康熙六十年（1721），喀爾喀大喇嘛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蒙古各部汗王、貝勒、貝子、公、臺吉、塔布囊等，進京朝見，奏請：禁城西之崇國寺，故西番香火地，今願新之，為皇帝祝壽，遂將元代所建崇國寺，重加修葺，康熙帝遂賜新名「資福院」，直屬理藩院管理。該寺位於安定門外東福祥寺胡同。
康熙六十一年（1722），京城大隆善護國寺修葺一新。該寺歷史悠久，金元時稱崇國寺，明改護國。乾隆十二年（1747），鐫刻《護國寺》詩碑，立於寺中。清代隸屬於理藩院管轄。
清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鑑於明景泰三年所建隆福寺（今北京東城區）風雨浸蝕，年久失修，便下諭旨：夫佛之為道，寂而能仁，勸導善行，降集吉祥，故歷代崇而奉之。非以自求福利而重加修葺隆福寺，令寺宇增輝煥之觀，佛像復莊嚴之相。清代隆福寺直屬理藩院管轄。
清乾隆十年（1745），始建闡福寺（今北京北海公園），翌年落成，立碑於寺內，以示紀念。清代隸屬理藩院管轄。「歷史上，它曾經很輝煌壯觀。山門之內為天王殿，左右鐘鼓樓，主體建築是三重簷的大佛殿，外觀很像三層高樓，與雍和宮大佛樓形制相同，內供一棵用金絲楠木雕刻而成的千手千眼菩薩。殿前有兩座巨碑，刻乾隆撰書的《闡福寺碑文》及律詩一首。大佛樓及石碑均已毀圮。」北海的西北角可以說是一片藏傳佛教寺廟的天地。大體來說，可以分為三組：西天梵境、闡福寺和萬佛樓、小西天。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帝命在香山古寺基礎上重建一座藏傳佛教寺院，賜名「梵香寺」（今北京香山公園），以漢、滿、蒙、藏四種文體書寫之《梵香寺碑文》立於寺內。清代隸屬理藩院管轄。
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頤和園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當時第三世章嘉活佛參與了修建寺廟的工程，根據土觀•洛桑卻吉尼瑪所著書說：
乾隆皇帝在京師的後面修建了一座三層佛堂，內塑一尊白傘蓋佛母像，以作為社稷的保護神。章嘉國師親自指導塑造，並舉行了開光典禮。每遇節日由僧眾舉行獻供儀軌。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一座九層佛塔，建至第八層時，從天上落下一團火，燒毀了整個佛塔，以後在此廢墟上修建了一座名為「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國師舉行了開光典禮。
乾隆皇帝在頤和園萬壽山修建大報恩延壽寺的意願，在其御製《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碑記》中有明確描述：「欽惟我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仁善性生，惟慈惟懿，母儀天下，尊極域中。粵乾隆辛未之歲，恭遇聖壽六秩誕辰，朕躬率天下臣民，舉行大慶禮，奉萬年觴，敬效天保南山之義。以甕山居昆明湖之陽，加號曰萬壽，創建梵宮，命之曰大報恩延壽寺。」該寺是乾隆皇帝為慶祝皇太后六十壽辰而在明代圓覺寺遺址上修建的藏傳佛教寺廟。與此同時，乾隆皇帝將甕山改名為萬壽山。清鹹豐十年（1860），大報恩延壽寺被八國聯軍焚毀；至光緒十八年（1892），該寺又得以重建，並更名為「排雲殿」。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為慶祝皇太后六十壽辰下令，在香山南麓仿照五臺山中臺菩薩頂建造皇家藏傳佛教寺廟，經五年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竣工，取名「寶諦寺」。該寺規模宏大，「山門前建有氣勢恢宏的石牌坊，中軸控制左右對稱的布局，顯示著佛教勝地的莊嚴，前殿、正殿、後殿、佛樓依次布置在中軸線上，鐘鼓樓、配殿等左右對稱，紅牆黃瓦表示著皇家寺院的崇高與威嚴」。鹹豐十年（1860），寶諦寺被八國聯軍焚燒，大部分建築被損毀。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皇帝為慶祝皇太后七十壽辰下諭旨，重加修整大正覺寺（今北京西直門外），並立碑紀念。該寺原名真覺寺，始建於明永樂年間，乾隆朝為避雍正皇帝胤禎名諱而改名。寺內建有五座小型石塔，又俗稱「五塔寺」。清代隸屬理藩院管轄。
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為聖母皇太后七旬大慶，在北京香山寶諦寺旁命建實相寺，經五年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竣工。該寺是仿照五臺山殊像寺建造的香山又一座富麗堂皇的皇家藏傳佛教寺院，寺內立二碑作紀念，即《實相寺碑文》（乾隆二十七年（1762）制）和《實相寺詩碑》（乾隆三十二年（1767）制）。寶相寺主要供奉文殊菩薩，以此彰顯京西香山具有第二清涼山（五臺山）之殊勝特徵。乾隆皇帝說：
歲辛巳，值聖母皇太后七旬大慶，爰奉安輿詣五臺，所以祝釐也。殊像寺在山之麓，為瞻禮文殊初地，妙相端嚴，光耀香界，默識以歸。既歸，則心追手摹，系以贊而勒之碑。香山南麓，向所規菩薩頂之寶諦寺在焉。乃於寺右度隙地，出內府金錢，飭具庀材、營構藍若，視碑摹而像設之。金色莊嚴，惟具惟肖。寺之制甃甓幕圓，不施廇桴梲，而宏廣閎麗則視殊像有加。經始於乾隆壬午春，越今丁亥春蕆工。既敬致瓣香而慶落成，所司礱石以俟。因記之曰：文殊師利久住娑婆世界，而應現說法則獨在清涼山。固華嚴品所謂東方世界中菩薩者也。夫清涼在畿輔之西，而香山亦在京城之西。然以清涼視香山，則香山為東；若以竺乾視震旦，則清涼、香山又皆東也。是二山者不可言同，何況雲異？矧陸元暢之答宣律師曰：文殊隨緣利見，應變不窮，是一是二，在文殊本不生分別見，倘必執清涼為道場，而不知香山之亦可為道場，則何異鑿井得泉而謂水專在是哉？且昔之詣五臺禮文殊，所以祝釐也，而清涼距畿輔千餘裡，掖輦行慶，向惟三至焉。若香山則去京城三十裡而近，歲可一再至。繼自今億萬年延洪演乘，茲惟其恆，是則予建寺香山之初志也。寺成，名之曰「實相」。綴以偈曰：曼殊師利，七佛之師。經歷人間，至福城東。東方世界，名曰「金色」。常在其中，而演說法。摩竭陀國，其東五華，是名雪山，惟清涼境。金剛窟聚，北代州是。大士示現，妙相莊嚴。振大法輪，坐獅子座。獅子奮迅，具足神威。中臺現身，寺曰「殊像」。我昔瞻禮，發大宏願。虔誠祝釐，普諸福緣。相好印心，如月在水。即幻即真，證真幻相。以此真幻，還印金容。香山淨域，多祇樹園。寶諦之西，營是「實相」。莊校七寶，晃耀大幹。日面月面，了無分別。我問如是，文殊應緣。緣即隨緣，何有彼此？知東西方，因見生名，見即不拘，名亦不著。清涼香山，非二非一。復念文殊，菩薩久在。而此世界，實曰「常喜」。以常以久，延祝慈禧。惟願自今，歲萬又萬，寶算盈積，如恆河沙。護妙吉祥，生大歡喜。以是因緣，壽復無量。
乾隆皇帝鑑於五臺山殊像寺路途遙遠，京城人不便常年前往瞻禮文殊菩薩，而京西香山又具備五臺山清淨之自然地理條件，以修建寶相寺作為標誌，將京西香山打造成第二文殊菩薩道場，正如乾隆帝在以上碑文中所言：「清涼香山，非二非一。復念文殊，菩薩久在。」從而滿足京城人時常前去膜拜頂禮文殊菩薩的宏願。不幸的是，清鹹豐十年（1860），八國聯軍入侵京城，香山諸佛寺遭到焚毀，其中寶相寺亦未能倖免。
乾隆三十五年（1770），重修元代始建之功德寺，並在寺內立二碑，即《重修功德寺碑記》和《功德寺拈香作》詩碑，以作紀念。根據《重修功德寺碑記》，該寺始建於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名大承天護聖寺；明代又修復之，改名為功德寺。清代功德寺隸屬理藩院管轄。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命復建昭廟（jobolhakhang）於香山之靜宜園，以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遠來祝釐之誠可嘉，且以示我中華之興黃教也。將香山昭廟賜予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作為他在京城靜修避暑之所。昭廟全稱「宗鏡大昭之廟」，院內藏有乾隆《昭廟六韻》碑記。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京期間有三處駐地：南苑舊宮村德壽寺、北郊西黃寺和香山昭廟，乾隆帝先後數次在三座寺會見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
有研究者認為：香山南麓，今團城一帶，在清代曾有六座皇家藏傳佛教寺廟「俯仰相接」，互為聯絡，成為靜宜園園林風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寶諦寺和寶相寺。這六座皇家藏傳佛教寺廟分別指實勝寺、梵香寺、寶諦寺、寶相寺、長齡寺和方圓廟。
由於京城藏傳佛教寺院眾多，在此不可一一考述或詳細解說。從京城的建築布局來看，大多藏傳佛教寺院不但坐落在皇宮周邊，而且其規模之宏大、型制之壯美，僅次於皇宮而遠勝過其他建築物。可以說，清代藏傳佛教寺院建築群在彰顯京城的古都風貌和文化個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特別是京城藏傳佛教寺院不僅外觀建築宏偉壯觀，而且其內部設施及法事儀軌日臻完善，十分健全。據《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記載：
天神大皇帝為了增盛佛教和眾生的幸福，歷年不斷地修建不可思議的眾多佛殿和身語意三所依（經、像、塔）。這些寺中都建立了僧伽，他們有的學習顯密經論，有的學習密集、勝樂、大威德、時輪、無量壽、普明大日如來、藥師、上座部等各種儀軌，有的念誦經部論典，有的做護法神的酬報法事。總而言之，凡是西藏有的，這裡無所不有，這些無一不是章嘉國師操心的結果。不僅如此，在處理行政事務的衙門中也設立藏文學校，有許多官宦弟子進入這所學校學習西藏佛教，其中學識出眾者又被派往西藏、安多和康區學習西藏的宗教。這個衙門中經常還有專門從事佛經翻譯和抄寫藏文的人員，管理他們的首領也由章嘉國師和一名大臣擔任，成為例規。
當時，大皇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時輪和勝樂的四月供養舞蹈的儀仗隊，從西藏派教習歌舞的老師來。」於是，由夏魯寺派來兩名舞蹈老師，他們來到後，教習「噶爾」和神兵驅鬼的「羌姆」(跳神)兩種舞蹈。按照章嘉國師的指示，從府庫內準備了銅鼓、面具、頂髻、骷髏等道具，每當逢年過節或舉行法會時，都表演「噶爾」和「羌姆」。此外，還先後表演過扎什倫布寺中所跳的「羌姆」和薩迦寺的供養寶帳依怙的「羌姆」。
在清朝歷代皇帝的高度重視和持續扶持下，京城藏傳佛教寺院發展日新月異，得以迅速興隆發達，無論是外在建築形式，還是內部宗教儀軌，均達到高規格嚴要求。同時，駐京高僧活佛作為虔誠的佛教信仰者和權威的教內專家，他們在京城每一座藏傳佛教寺院的建設過程中傾注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作，從而使京城藏傳佛教寺院擁有了與眾不同的皇家氣派和文化風範。
二、皇家第一寺—雍和宮
雍和宮，是京城乃至內地皇家第一藏傳佛教寺院（位於今北京市東城區）。它在清代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對當時蒙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以及後世社會均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清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將雍和宮改建藏傳佛教寺院，同時，乾隆皇帝親自徵求章嘉國師的意見，獲取如何建造藏傳佛教寺院的佛學知識，當時章嘉國師作了如實解答。據《蒙古佛教史》記載：
木鼠年（1744年），大皇帝向章嘉活佛詳細詢問在雪域西藏以前佛教是如何弘傳的，出過哪些執掌佛法的高僧大德，講習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形成的，章嘉活佛將這些歷史一一奏明。乾隆皇帝正如佛陀教語所說：「執掌如來教法之人，如帝釋梵天治天下，成為轉動輪寶之王，心境安樂證得菩提。」嚮往執掌佛法的利樂，於是感嘆道：「佛陀教法的弘傳及長久住世全賴講習佛法之寺院，因此建立聞思全部顯密學識之大寺院，對佛法能長久利益。本地以前曾由怙主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等人建立講習佛法的寺院，如今也僅剩下名義。」遂向章嘉若必多吉和噶勒丹錫埒圖活佛下令：「雖然京師北京地面廣大，先輩父祖已弘揚佛法，但講習內外道學識的法規還不興盛，現在為弘傳佛法特別是黃帽派的教法，完全父祖先輩的意願，增益眾生的幸福，願將父皇受封為親王爵位時所居府邸改建為具有佛殿、經堂、僧舍之大寺院，建立講習五明之學的各個扎倉。」兩位上師對此十分高興，說：「小僧一定竭盡全力效勞！」使大皇帝非常興奮。
乾隆皇帝不僅自始至終指導和關照雍和宮的改建工程，而且新寺即將竣工之際，乾隆皇帝賜一藏語寺名「噶丹欽恰林」（dgavldanbyinchgsgling），意為「兜率壯麗洲」，並親自撰寫碑文，分立於天王殿前東、西兩座碑亭，東為滿、漢兩體文，西為蒙、藏兩體文碑。新建成的皇家寺院雍和宮，規模宏大，富麗堂皇。據《蒙古佛教史》記載：
由大皇帝的御庫廣開施捨之門，建立興建寺院的衙署，將王府建成外面有寬大圍牆圍護，裡面有僧眾聚合的大經堂。大經堂的右面是佛殿，左面是護法殿，還有顯宗、密宗、聲明、醫學等四個扎倉的經堂、香積廚、拉章、僧舍等許多排房屋的寺院。各佛殿經堂中有無數佛像、佛經等，經堂及僧舍的各種用品，乃至掃帚等都全部由府庫供給。
不難看出，雍和宮的改建，不僅出自乾隆皇帝的旨意，而且得到清朝政府的高度重視，其資金全從國庫中提取，並成立專門管理機構，「由王室親王中選派一人充當雍和宮最高行政首長，名叫『領雍和宮事務大臣』」，直屬清中央政府管轄。雍和宮改建竣工後，「以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錫埒圖活佛為首的僧眾為該寺舉行了為期三晝夜的盛大的開光儀式，朝廷賜給了廣大酬勞和布施。」
雍和宮是以藏傳佛教格魯派正規寺院的建制而設計的，寺內建立顯宗、密宗、醫藥和時輪四大扎倉（學院），其教習堪布一律從西藏選派高僧擔任。據《蒙古佛教史》記載：
按照皇帝的命令，各個學院的上師以及擔任經師的大德都要從西藏召請，所以由哲蚌寺的哈東然絳巴阿旺卻培擔任顯宗學院的上師，由色密院的喇嘛官卻丹達擔任密宗學院的上師，由摩覺巴夏茸擔任聲明學院的上師，彭措贊林擔任醫明學院的上師。從拉薩三大寺和上下密院中召請洛色林哇等適合擔任經師的大德十八人擔任寺內的經師，並讓從西藏請來的各位大德舉行對辯。大皇帝對此十分高興，賜給各位上師綢緞等物品，賜給僧人們半月形僧帽及銀兩等。
以上引文中所謂「聲明學院」，亦稱「時輪學院」，為雍和宮四大學院之一。其四大學院即顯宗學院、密宗學院、醫學學院和時輪學院，皆與格魯派六大寺院的布局基本一致，只是規模上有所區別而已。這種細分學科、格局嚴密的風格，正是格魯派不同於其他宗派的主要特色之一。特別是迎請西藏著名寺院的高僧大德擔任雍和宮各個學院的專業教師，表明其師資力量相當雄厚。
從雍和宮的整個布局來看，凸現了密宗的主體性。除了顯宗學院外，其餘學院皆與密宗緊密相關。密宗學院主要研究密宗義理，廣授密法之灌頂和儀軌，教化善根弟子入密宗之門；時輪學院，系密宗傳承，主要研習天文歷算和修學時輪金剛乘等；醫學院，主要學習《四部醫典》和《藥王月珍》等，同時，舉行密宗儀式。
雍和宮招收學僧的條件和要求極為嚴格，其學僧須從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和漢藏地區聰慧青少年中選送，其目標培養「尊國政、知舉止、諳例律」的佛教優秀人才，他們完成學業後在京任職掌教，或赴藏蒙地區辦事。據《蒙古佛教史》記載：
同年中從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以及漢、藏等地徵集五百聰明博學的年輕僧人入雍和宮學經，其中顯宗學院有僧人三百，密宗學院有僧人一百，醫學及聲明兩學院各有僧人五十名。寺內經堂集會制度、說法聽經制度以及日常規則等，都按佛法清規制定，皇帝也一再駕臨寺內看視。由府庫內按月給僧眾發給薪俸。
雍和宮的僧人數目，雖在整個格魯派寺院中不算很多，但在內地藏傳佛教寺院中可稱得上「獨佔鱉頭」。當時的雍和宮學僧，除在四大扎倉（學院）修習教法儀軌外，尚兼負到宮廷和其他御園進行佛事活動的「內課」任務，並擔任皇帝離京外出時進行佛事活動的「隨營」職責。清廷將雍和宮視作御用家廟，選派宗室王公管理事務，內設總管喇嘛印務處，管理京城、東陵、西陵、熱河、五臺山等地藏傳佛教寺院。
雍和宮作為京城皇家第一大僧院，在京城、熱河和五臺山三大藏傳佛教中心發揮了主導性作用，無論在舉行大眾法會，還是在僧人學經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權威性。而雍和宮自身舉行任何宗教儀式或法會，又要遵循或仿照西藏格魯派祖寺或大型寺院的正統儀軌。這樣才能顯示京城皇家第一寺院的至尊地位。據《蒙古佛教史》記載：
火虎年（1746）二月，在此新建的寺院中舉行祈願大法會，二月初一大皇帝駕臨僧眾之中，由章嘉活佛與噶勒丹錫埒圖活佛進行對辯，由新建寺院的兩部僧人舉行立宗辯論，並由許多大德舉行對辯，還仿照拉薩祈願大法會，制定了授與學位稱號的制度。皇帝並命章嘉活佛在御駕前，為集會的僧眾講經，賜給章嘉活佛和噶勒丹錫埒圖活佛以坐墊、靠背等用品，其下的喇嘛僧人等也依次賞給許多物品。這樣，皇帝大法王及服事佛法的兩位大德等，在此濁世為眾生消除衰損，弘揚完整無誤地闡明佛陀教法的黃帽派的教法，由於此善願之力，君臣三人聚首建立殊勝的弘法功業，受到所有佛子們的讚揚，願所有能觀察思考之人都信仰和追隨他們。
雍和宮通過舉行大型法會並請高僧活佛講經說法，使其成為皇帝亦喜歡駕臨的重要宗教活動場所，又是普通僧眾受戒修習佛法的僧院。尤其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在雍和宮佛殿向乾隆皇帝傳法授戒，成為雍和宮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盛事，後人稱此殿為「受戒臺」，供人們觀賞和膜拜。
除了皇宮周邊的藏傳佛教寺廟群之外，在紫禁城內尚有富麗堂皇的藏傳佛教密宗殿堂。然而，迄今鮮為人知。這些與紫禁城相輔相成、融為一體的藏傳佛教聖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藏傳佛教密宗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異彩紛呈的表現形式。
綜上所述，清朝政府出資新建或修繕藏傳佛教寺院，是管理藏傳佛教事務、治理蒙藏地區的重要措施之一。雍正皇帝曾指出：「演教之地愈多，則佛法之流布愈廣，而番夷之向善者益眾。」故清朝政府順應蒙藏等民族信奉藏傳佛教的習俗，「因其教而不易其俗」，通過「深仁厚澤」來「柔遠能邇」，最終實現大清國「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的政治目的。清乾隆時期，尤為尊崇和扶植藏傳佛教格魯派。乾隆皇帝曾提出：「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因此，以建造或修復寺院成為推崇和扶持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主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