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向前一步：34歲女白領遭遇懷孕歧視之後，維權多難？）
憶起知道自己懷孕的那天，劉怡然至今心情複雜。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北京陽光燦爛，沒有風。在北京婦產醫院，醫生告訴她懷孕了，她像一頭迷路的鹿，慌亂無措。
對於34歲的她來說，懷孕不在計劃之內。結婚六年，她一直糾結於丁克還是生孩子，直到意外降臨。
那時，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所在部門幾乎承擔著公司最重要的業務，事業發展向好。
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領導後，一切都不一樣了——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辦公桌，停發工資……生活驟然跌入谷底。
一場關於懷孕歧視的漫長拉鋸，伴隨著腹中新生命，悄無聲息地向她席捲。她像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人公一樣，固執地「想要一個說法、一個道歉、一個公平公正的處理」，但她發現，「維權的難度超乎想像」。她數度迷茫，這樣的堅持，值不值得？
「要不要？」
34歲之前，劉怡然的人生一路順遂。她1983年出生在哈爾濱，大學畢業後，跟隨鄰校同齡的男友北漂，進入北京一家創業型網際網路公司，之後又輾轉三四家網際網路公司，做網站運營、新媒體工作。
2015年，工作的第十年，她厭倦了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想往移動網際網路方向發展，於是重找工作。
第一份面試邀約來自北京一家剛成立不到半年的創業公司。面試時，32歲的她被問到了生孩子的問題。她說，目前想做丁克。
這個想法源於她11歲時父母分開，從此跟隨母親生活，「我想要孩子，但是害怕會給他帶來傷害，所以寧願做丁克。」
最初，考慮到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只有10來人，一人得身兼數職，劉怡然婉拒了。CEO發來消息，介紹了公司的優勢、未來發展前景。她被那種創業的目標感吸引，2015年3月12日入職該公司，負責新媒體運營，月薪一萬五千元。三個月後，轉為企劃部主管。
當年11月，她被改籤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擔任公關總監。第二年轉為市場總監，負責品牌等方面的工作，月薪慢慢漲到2萬。
工作時間朝九晚七，但她經常加班到晚上九、十點，甚至凌晨，周六也很少休息。每隔一兩個月，產品上線之際，那一周幾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點。累了，把瑜伽墊鋪地上眯一會兒，醒來繼續工作。
劉怡然被同事們喚「劉大人」，多用「工作努力」、「負責」、「女強人」等詞評價她。
公司氛圍也有些壓抑，有其他部門同事將雨後彩虹照片發到工作群，就被領導叫到辦公室罵了。曾在這家公司工作過半年的程欣語記得，剛入職那陣，APP新版本正要上線，一到下班時間，公司領導有時會坐在門口，「誰也不敢走，正點下班會受到白眼。」
劉怡然自己後來整理工作郵箱時發現，工作兩年多，超出工作時間之外的郵件就有500多封，大多是凌晨時發的，有時是周末凌晨。
與忙碌相伴的，是經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有時睜眼到早上五六點還睡不著，「很多個瞬間，會覺得很累，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2017年4月，公司召開季度大會，這一年的重要業務幾乎都安排到她所在的部門。她還協助領導分擔公司管理事宜，這讓她感覺「整個人的價值是被肯定的狀態」，充滿幹勁。
直到5月21日周末，醫生告訴她，她懷孕了。
此前，她從未想過會懷孕。檢查前一天，還和朋友去喝過酒。
擔心影響工作，那天上午九點多，剛從醫院出來，劉怡然就在和CEO、副總裁三人組成的微信群裡說，「有一個壞消息，我懷孕了。」
發現懷孕後，劉怡然很快告訴領導。 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 供圖
兩位女領導和她年齡相仿，關係很好，經常一起吃飯，生活中有什麼事也會互相幫忙。
但這次，她倆的反應出乎她的意料，一個說「恭喜恭喜」，另一個說「這是好事情啊，要不要？」她說還在糾結，要跟丈夫商量下。
劉怡然的丈夫很開心，希望生下孩子。她則隱隱有些不安。
「那我幹什麼?」
查出懷孕的第二天是周一。早會後，CEO告訴劉怡然，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
入職以來，劉怡然只出差過兩次，一次當天返回，另一次第二天返回，都是提前通知，有同事一起。這次只有她一個人，又是剛懷孕一個來月，她有些擔心身體狀況，領導讓她「克服下」。
出差第二天，她開始發燒，硬撐到最後一天。回京後吃藥治療，身體才好轉。
5月31日，出差回來後第一天上班，她發現公司在招聘網站上新增了一個崗位，職位和工作內容和自己的一樣。
部門面試也不再通過她，而是直接由副總裁接手。副總裁還越過她，直接找她的下屬去開會。以前一去辦公室，各種工作任務壓過來，但那天，除了之前的工作，沒新任務了。
她心裡難受，想不明白，中午沒吃飯，趴在辦公桌上哭。副總裁看到後，把她叫到辦公室，說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需要找人分擔她的工作。在她出差期間，她們已經面試成功了一個人，對方7月15日入職。在這之前，由副總裁完成她的那部分工作。
劉怡然問，「那我幹什麼?」副總裁說：「你能幹嘛就幹點什麼。之後可以去做一些助理類工作。」她忍不住一直哭。
等到6月26日，她肚子疼得厲害，去醫院後，醫生說是先兆性流產，建議在家靜養。她按流程給公司人力和副總裁發郵件，請求休半個月病假，在家辦公。副總裁回覆郵件表示同意。
那半個月，她沒被安排新的工作任務，銷售、商務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人做，自己繼續做之前的工作，撰寫品牌稿件等。
半個月後，身體仍未好轉，她又休了半個月病假。
7月19日，公司群發會議通知，對組織架構進行調整，她所在部門變更為品牌營銷中心，負責人變成了新入職的那位員工。
劉怡然辦公桌被清退，工作由新同事接替。
第二天，CEO助理在微信上告訴她，公司調整部門和座位，她的辦公用品被拿到了助理處。四天後，又告訴她，公司品牌宣傳等工作轉由新的品牌總監負責。
她私下詢問以前的合作夥伴，得知新品牌總監已和他們聯繫，「說是你那邊身體原因，主要對內了，她負責對外。」
高齡懷孕，加之身體透支嚴重，她身體狀況不太好。醫生告訴她，這個孩子不要的話，以後再要孩子會很難，建議她臥床保胎。
7月30日，她申請再休一個月病假。副總裁同意了，讓她去公司辦理工作交接。她記得那天走進辦公室後，同事們看她一眼，便不再言語，沒人跟她打招呼。
「把我開除了嗎？」
8月3日，劉怡然收到人力主管發來的郵件，說請病假需提供北京市三甲醫院證明，包括診斷證明書、休假建議條、病歷、醫藥費收據等原件；病假結束銷假時提供病歷冊、檢查單據等。
劉怡然收到人力主管發來的郵件，讓補辦病假手續。
她當時已經看完病，沒有留存這些資料。「有的材料，比如休假建議條，醫院說沒有這個，沒辦法提供。」劉怡然很無奈，之前休病假副總裁都同意了，人力主管也沒有提到交病假材料的事。
劉怡然收到停發工資郵件通知。
5天後，她收到郵件，說如果不能按要求辦理請假手續，她7月份工資暫停發放。
劉怡然覺得不公，8月11日，她向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想要回工資和入職以來的加班費。
這之後，她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臺上發表「公司不發工資，逼懷孕員工辭職」之類的言論。公司發來律師函，指責她造謠損害公司信譽。
劉怡然被移除微信群。
沒多久，她的工作郵箱被關閉，陸續被從工作微信群、QQ群中移除。她給人力主管發消息「把我開除了嗎？」，對方沒有回她。
劉怡然詢問人力主管，自己是否被開除。
前同事得知她的情況後聯繫她，說自己之前的工資也有問題。她便在朋友圈發布了這一消息，並曬出工資條照片。公司認為她洩露員工工資，以洩露商業機密為由起訴她。
她轉而向媒體求助，一家自媒體平臺發布了她自述被拖欠工資的報導，公司又以侵犯名譽權為由起訴她。
兩起訴訟去年已經開庭，不過至今沒出結果。
「這是一條更艱辛難走的路」
劉怡然自詡非典型東北姑娘，內向、宅、不願惹麻煩，希望能很快解決問題。但這次她選擇了以一種「最麻煩的方式」反抗。
從2017年8月11日開始，她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5個勞動仲裁，其中3個為病假工資，另外還包括加班費、生育津貼等。
剛開始由於不懂法，前兩個月的工資申請後沒發下來，她迫不及待地去申請中間兩個月的工資，過兩個月又去申請第三次，「導致一個裁決要等另一個裁決的結果，這是我的血淚教訓。」
由於提交的多為電子證據，沒有原件或未經公證，證據不予採信，加班費和工資申請大部分被駁回，只有後期補交了病假手續的那部分工資獲得了支持，公司按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她5664元。然而，判決期過，公司還未履行。她請求法官強制執行，公司才將執行款打給她。
仲裁裁決書中，公司辯護律師稱，她有100多天沒有按規定辦理病假手續，後期補交了手續的病假工資已經支付了。
生完孩子後，她申請了生育醫療費和143天產假的生育津貼。社保局將兩筆費用打到公司帳戶，公司以她未提交完整病假手續為由扣留。她不得已又申請勞動仲裁，獲得支持，公司這才將錢打給她。
不過，生育津貼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而非她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繳納，差額部分以及離職補償金等至今還在等待判決。
「原以為法律是唯一出口，走了法律之路後，發現這是一條更艱辛難走的路。」 劉怡然說，勞動爭議仲裁需申請人舉證，但證據往往很難獲取，比如考勤，公司打卡機的材料員工很難拿到；工作郵箱關閉後，郵件沒有原件對比；如何證實加班、計算病假工資等，法律上也沒有明晰的說法。
剛開始，由於對法律不了解，她不知道什麼證據是有用的什麼是沒用的，一些重要證據比如原件、工作群中的聊天記錄、受到排擠的語言等，沒能及時保留下來，導致證據不完整。
她記得第一次參加仲裁庭審時，提交了358頁加班時間發的郵件列印件、工資條、微信聊天記錄等7項證據。公司只提交了考勤表和工資條兩項證據。這讓她感覺勝訴希望很大。
她焦急地等待結果。2018年3月25日，接到去領裁決書的電話後，她興奮了一晚，感覺「終於要柳暗花明了」。
第二天一早，她和丈夫去取。裁決書上寫著，由於證據沒有公證，不予採信，申請被駁回。她感覺有盆冷水澆了下來，「很絕望，覺得唯一一條路都被堵了。」
回家路上，她和丈夫誰也沒說話。到家後，她想不通，哭著給審判庭長打電話，「我說因為這件事，我一點活下去的希望都沒有了」。庭長安慰她，「這次的仲裁結果並不重要，你贏了，公司會上訴；你輸了，你也一定會上訴。」
「但我覺得這個結果很重要。」劉怡然說，經歷了漫長的訴訟和等待，結果讓人難以接受，她哭了一天。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這只是開始。
「刁難」
比起等待的煎熬，威脅、跟蹤更讓她驚恐不安。
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庭審結束後，在仲裁大廳門口，公司副總裁告訴她，已經對她發的朋友圈進行證據保全，隨時可以起訴她，勸她和解。劉怡然覺得「我要的這部分是合理的」，拒絕了。
擔心會被騷擾，她和丈夫搬了家。公司的人去她的住處找她，沒找到。之後多次當面詢問她的新住址，給她發郵件，「由於不知道你的住址，以後文件、通知沒辦法發給你，一切後果你自負」。
2018年4月17日，雙方約在一家咖啡店商議和解。公司代表提出給5萬元經濟補償，讓她撤掉所有仲裁。
她和法律顧問算了下，工資、加班費、離職補償金等加起來總共50餘萬。對方覺得金額太高，說給九萬八千元。
雙方沒談攏，不歡而散。那天，劉怡然丈夫開車接她回家。兩人進小區停車後，在車上坐了會兒。突然，她發現一輛寶藍色的寶馬從面前開過，有些眼熟。正在這時，寶馬車車窗搖下，劉怡然一看，是CEO助理一行。
她和丈夫開上前，對方很快開車走了。兩人追了一段，沒追上，打電話報警。被嚇到的她再次搬家。
2018年10月24日，在朝陽區人民法院望京法庭門口，被問到跟蹤一事，CEO助理沒有否認，說這是為了跟她保持聯繫、有個溝通渠道，「你們要50多萬，我們要解決這事，我們認為這是敲詐勒索，所以急了啊。」
公司法務說，劉怡然提出的和解金額挺大，他們覺得不合理，因此沒有達成協議。他們一直積極與劉溝通，但她拒絕溝通，而是向媒體爆料，去各個職能部門舉報，「我們就配合（職能部門）檢查，準備法院起訴。」
劉怡然至今記得離職時的場景。2018年1月生完孩子後，生活捉襟見肘，與公司的糾紛遲遲未了，她不得不主動申請離職。
6月14日她到公司辦理離職，法務說刻章不在，拒開離職證明，讓她先籤署解除勞動關係協議書。協議書中寫明，不再向公司索取任何費用或損害其聲譽。
劉怡然不同意，「他們說不籤就開不了離職證明，我的辦公用品也不讓拿走。」她只得打電話報警，花家地派出所的兩位民警趕來，在民警的幫助下，她才取走東西。
第二天，她去朝陽區勞動監察大隊投訴公司不開離職證明。大約一個月後，她收到了公司寄來的離職證明。
對於上述排擠、刁難的說法，A公司副總裁矢口否認，「完全沒這回事」，「走到這一步誰也不願意」。
當澎湃新聞提出採訪她時，她說這事太複雜了，電話裡說不清，必須面談，當面給記者看證據。她兩次告訴記者來上海出差時面談，之後又以「開會忙」為由取消了出差行程，直至後來不再接電話。
「懷孕被排擠了怎麼辦？」
懷孕後，劉怡然身子弱、需要臥床保胎，母親在老家照顧病重的姥爺，公婆身體不好、常年住院，丈夫只得辭職照顧她。
此前，兩人都不怎麼攢錢，有多少花多少。沒了收入來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去菜場，得時刻想著菜多少錢；遇到喜歡的東西，不敢再買；她甚至將家中電器、首飾等放網上變賣。
最窘迫的是2017年11月、距離預產期不到兩個月時，兩人積蓄花沒了，沒錢給孩子準備嬰兒用品，只得找朋友借。她覺得心酸又難過，對不起孩子。
仲裁結果出來前，她幾乎每天打投訴熱線，焦慮得睡不著。工作上的遭遇和生活壓力，讓她覺得撐不下去，「很多次想到了自殺。」
生完孩子後，她沒有坐月子，也沒有請月嫂，和丈夫輪流照顧孩子。一休完產假，丈夫便去工作。她拿到離職證明後，也馬上找工作。
2018年10月，她進入一家有上千人的國企，從事品牌公關方面的工作，工資只有之前的一半。
她記得剛入職時，部門有個女孩懷孕，同事們都很照顧她，幫她分擔重活累活；快下班時，領導會讓她先回去，讓她很是羨慕。
她想起了自己懷孕後的遭遇，那是「對身心和精神持續性的壓迫」。
上網搜索時她發現，那些在網上問「我懷孕被排擠了怎麼辦」的人，在被建議去投訴和仲裁後，往往會問「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劉怡然理解這種心情。她身邊的朋友都勸她，「你跟公司耗不起的，公司聘一個法務專門幹這事，你得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
起初，她也想大事化小、儘快解決，「但後來一直被壓迫、欺負，所有的鬥志都被燃起來了。」
劉怡然至今不敢告訴父母自己的遭遇，怕他們擔心。她身邊有朋友懷孕後被刁難、孤立，忍不了，便自己辭職，「很多人覺得吃點虧算了，但如果所有人都覺得走法律途徑太折騰了，那麼這個事情永遠都停滯在當下的狀態。」
程欣語有相似的感受。她在一家連鎖餐飲公司工作過。面試時，29歲的她被問到有無男友，她說有，不過近期沒結婚打算。
入職一個月左右，她被查出是宮外孕。住院期間，仍運營公司微博，出院在家休息時，也每天寫文案、發布文章。
然而等她休完病假回公司，領導以她懷孕了沒告訴公司、耽誤公司宣傳為由，要求她離職。
流產、被辭退，讓她備受打擊，患上了抑鬱症，覺得「被欺負到極限了」。
她去申請勞動仲裁，獲得勝訴，法院判定公司支付她1萬多元工資。公司不服上訴，目前判決結果還未出來。她想好了，如果輸了，就繼續申訴，「支撐我的信念就是這件事情我沒有做錯，我必須要一個結果。」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幾乎是遭遇懷孕歧視女性的共同困惑。
懷孕歧視通常被認為是就業性別歧視的一種，也稱「育齡女性就業歧視」，指用人單位招聘時拒錄懷孕婦女，女員工懷孕後將其解僱、降薪或態度上有歧視表現，休完產假回來上班後將其解僱等行為。
職場女性的生育權與用人單位的利益間，似乎天然存在著矛盾。辭退懷孕女員工、要求女員工排隊生育、懷孕要報批等屢見報端。
從業六年的HR韓鵬介紹，公司為員工承擔的人力成本約為其個人收入的兩倍。女員工懷孕後，公司用人成本增加，很多工作也不太適合做了。她休產假時，工作需要有人做，如果再招一個人，女員工休完產假回來後，新招的人怎麼安排，會比較尷尬；安排其他人分擔，又會增加其他員工的工作量。
為此，企業招聘時，一般會問年輕女員工的婚育狀況，「已婚未育的女性，找工作時競爭力會下降很多。」
這導致一些育齡女性找工作時會「隱孕」：隱瞞已懷孕或打算懷孕。
程欣語覺得，30多歲對職場女性來說是個非常尷尬的年紀，沒生孩子，找工作會很難；生了孩子回到職場，之前的成績可能不在了，還會被擔心生二胎。
她有時想，找工作時說自己離婚了、不打算要孩子了，「這樣入職會簡單些吧？」
《勞動法 》、《勞動合同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明文規定，女職工在懷孕期、哺乳期、產期的，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資或解除勞動合同。
韓鵬說，確實有一些女員工會利用法規的保護，為了在孕產期拿到工資、不讓社保斷檔，入職沒多久就懷孕，休完產假就離職；還有的懷孕後故意長時間休病假不上班。
他的一個HR朋友曾招聘過一個女前臺，三年裡連著生兩個孩子，生完二胎回來工作半個月就離職，「等於女員工從企業白拿了三年工資。正是因為這種情況多了，企業在招聘時會採取措施規避這種風險，不敢再去賭這個人的人品怎麼樣。」
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死結，加劇了性別歧視壁壘。
2019年2月21日，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禁止招聘時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
韓鵬覺得，這個政策對企業的約束作用並不大，企業在招聘信息中不會寫明，但篩選簡歷時可以看；不直接問婚育情況，但可以間接問，「這種東西只要不露在檯面上，就沒有辦法特別好地監管。」
當女員工懷孕後，用人單位一般不會直接辭退或勸退，但可能會在工資上有一定的考慮，少發獎金、績效等浮動工資，只發固定工資，「這其中還是有可操作的空間，《勞動法》中還沒有明確的規避性條款。」
一些用人單位甚至轉向隱形歧視，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懷孕女員工自動辭職。一旦懷孕婦女在《辭職申請書》上簽字，很難證明脅迫事由，進而增加了維權難度。
「想要一個勝訴判決」
2018年8月24日，劉怡然以公司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11月7日立案成功。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將「平等就業權糾紛」增加到「人格權糾紛」中。
1月28日，劉怡然申請將案由從「一般人格權」變更為「平等就業權」。代理律師劉明輝解釋，一般人格權屬於侵權責任法；平等就業權屬於勞動法。公司不給工資、經濟補償金等無法作為侵犯一般人格權的證據立案，變更案由後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5月15日庭前談話時，公司提交了18項證據，其中一項被發現和原件不一致。目前還在等待下次開庭。
在此之前，孕婦維權有例可循。國內首例孕婦歧視集體維權案發生在2017年12月。中鐵物流集團倉儲管理有限公司的三位女員工——兩位處於孕期，一位在哺乳期，先是被公司降職降薪，之後以「架空」、清走辦公用品、註銷指紋打卡權限等方式驅逐，直至被辭退。三人先後提起勞動仲裁申請，互為人證。最終，都取得勝訴。
劉明輝介紹，過往懷孕歧視案大多為勞動爭議，這是首次以平等就業權來起訴的懷孕歧視案，或將成為國內平等就業權糾紛第一案。公司表面上雖沒有辭退劉怡然，但實際上她屬於被辭退的狀態，既沒崗位也沒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她和法官交流過，都有些發愁，依據什麼來認定是懷孕歧視、就業歧視、侵犯平等就業權。這方面，國內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
一些發達國家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有推定解僱制度——如果從一些排擠的行為，推定出用人單位有辭退員工的故意，可以定性為「推定解僱」，適用非法解僱的法律責任，員工可要求復職或雙倍經濟補償金。
為此，她期望，這個案件能推動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在《勞動合同法》中加入推定解僱制度。「我們想要一個勝訴判決，哪怕認定這是一種性別歧視，侵犯了女職工的平等就業權，都很有意義。」
在劉明輝看來，遇到這類情況，多數女性選擇隱忍，劉怡然則屬於高級白領，維權和取證意識強。即便如此，「對方公司還是認為我們不可能贏，因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又沒辭退你，你告什麼？」
經歷近兩年的維權拉鋸，劉怡然發現，很多有過類似經歷的女性，不知如何維權，她希望能給她們一些啟示。未來，她想考法律系在職研究生，幫助在法律上遇到困難的人。
眼下，漫長的訴訟如同一道溝渠橫在面前。她努力想跨過，卻寸步難行。她記得，電影《秋菊打官司》開頭，秋菊丈夫被村長打了，她去找村長理論，村長把錢扔在地上，說你愛上哪兒告上哪兒告去。
很多個瞬間，她覺得自己像極了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