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英國作家。迄今已有十多部小說問世，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福樓拜的鸚鵡》(1984)、《英格蘭，英格蘭》(1998)、《阿瑟與喬治》(2005)、《終結感》(2011)。2011年以小說《終結感》獲得英國布克文學獎。同時，他還是獲得梅迪西獎和婦女獎的唯一英國作家。
朱利安·巴恩斯，這位與伊恩·麥克尤恩、馬丁·阿米斯並稱「英國文壇三巨頭」的作家，憑藉《福樓拜的鸚鵡》《英格蘭，英格蘭》《阿瑟與喬治》三度衝擊布克獎，而最終讓他榮膺該獎項的，卻是其另一部作品《終結感》。在2011年布克獎的頒獎現場，巴恩斯盡顯英國式的冷幽默，表示，「對待這個獎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它當成買彩票，一直等到中獎的那天。」
布克獎評委會主席斯特拉·裡明頓稱讚這本書，「擁有英語文學經典作品的品質，它筆法精湛，構思巧妙，而且每讀一次都能揭示新的深度內涵。我們認為這是一本寫給21世紀人類的書。」
巴恩斯喜歡探究真實的歷史人物，在他看來，所謂真實的歷史，其實並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本報選取《巴黎評論》第165期巴恩斯專訪，讓讀者了解作者創作背後的故事。
小說告知世界更多的真相
《巴黎評論》：閱讀你的作品，讓人產生兩種感覺。一種感覺是非常歐洲化，這在英國小說家中很少見；另一種感覺是那種非常地道的英國文學，尤其是對於外國人來說。例如，在法國，人們認為你又是英國文學的典型代表。那麼，你如何看待自己？
巴恩斯：你說的非常對。在英國，我經常被看作是具有歐洲文學色彩的作家，就是那種深受法國影響創作的作家。但是如果你在歐洲，尤其是法國聽到的評論則是，「不，他是典型的英國作家。」
《巴黎評論》：薩特曾經寫過一篇名為《什麼是文學》的論文，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或者文學對於你而言，意味著什麼？
巴恩斯：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很多種，其中最簡練的回答就是文學是告知真相的最佳途徑。文學的魅力在於那些華麗、優美的辭藻所堆砌而成的文章，它們告訴我們的真相遠遠勝於一堆乾巴巴的事實。除此之外，文學還可以讓我們感到快樂，也讓我們同從不會遇到的人保持那種神秘且親密溝通的一種方式。
《巴黎評論》：文學可以有很多種呈現方式，如散文、詩歌、小說，它們都在努力用文字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真相。在進行小說創作之前，你已經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評論家和記者，你為什麼選擇小說創作這條道路？
巴恩斯：事實上，在我看來，我寫小說向讀者所告知的世界真相遠遠多於我寫報刊文章。雖然這兩種媒介方式我都熱愛，並一直在練習。但是說句不中聽的話，當你在寫報刊文章時，你的工作是讓世界變得簡易和更易於理解，讓讀者不費力讀懂你所表達的內容。而你在進行小說創作時，則試圖全面反映這個世界的複雜性和多發性，在報刊雜誌上讀來簡單明了的語言不會出現在小說中，同時，你還希望讀者不僅讀懂小說字面上所表達的意思，更期待他們在深層次的閱讀中去品味字裡行間所隱藏的信息。
讀書多到「貪得無厭」
《巴黎評論》：你曾經說過自己讀書多到「貪得無厭」，你盡讀哪些作家的書？
巴恩斯：在我十四五歲時，我才開始讀法國文學，我第一次讀到《包法利夫人》時還是英文寫的。當時因為我們的語文老師為我們列了一張書單，書單中有很多歐洲文學經典名著，很多作品我之前從未聽說過。
那個時候，我們每周要穿上軍裝為士兵們進行一次義務演出，那時叫做參加聯合軍事。我到現在都記得自己當年在野外實習時，一邊吃著三明治，一邊看著《罪與罰》，感覺當時自己的世界完全顛覆了，沉浸在書本之中，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進行了大量的基礎閱讀。我那時讀了很多作品，其中，俄羅斯作家包括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萊蒙託夫、屠格涅夫等；法國作家，如伏爾泰、蒙田、福樓拜、波德萊爾等；英國則主要關注於現代文學，如伊夫林·沃、格雷厄姆·格林、奧爾德斯·赫胥黎等，當然，也包括哈代、霍普金斯等。
《巴黎評論》：你什麼時候開始想到或許自己也能成為作家，寫出作品來，並有讀者願意去讀？
巴恩斯：我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大約是二十出頭。那時我正參與《牛津大詞典》(增補本)的編纂工作，覺得自己有時候很無聊，就嘗試著去寫一些東西，並且真的寫成了一本關於牛津旅遊指南的書，主要是記錄了那些來過這座城市和牛津大學的作家們。
編纂完《牛津大詞典》之後，那時我大約25歲，我開始試圖去創作一部小說，這是一個漫長且經常被打斷的過程，期間充滿了各種質疑以及情緒低落，但最終這些都成為我第一部小說《倫敦郊區》問世的動力，這部小說出版時我34歲。這中間八九年的時間裡，我都將這部小說束之高閣。很顯然，我對這部小說的創作一點信心都沒有，我自己都沒法說服自己。我從未覺得自己成為小說家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有所選擇有所擔當
《巴黎評論》：短篇小說集《穿越海峽》中，《隧道》這個故事裡的老人說道，「成為一個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你必須學會拒絕生活。」你認為自己需要在文學和生活兩者之間作出抉擇嗎？
巴恩斯：不，在我看來，我們不用，也無法在二者之間選擇。「要麼完美生活，要麼完美工作」——葉芝的這句話經常觸動我。當然，藝術家肯定會作出一些犧牲，大到政治家，小到奶酪工、父母等也同樣有所犧牲。但是，如果藝術家沒有正常穩定的生活，他又將如何存在呢？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所投入的程度而已。福樓拜曾經說過，「藝術家應該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生活的大海中，但是這生活的大海不要把我們淹沒。」很多時候藝術家投入的程度過深以至於忘了自己的初心。
《巴黎評論》：寫作對於你來說，容易嗎？佩雷爾曼曾經說過，有兩種作家，一種是寫作於他們而言，輕鬆即得；另一種是嘔心瀝血，字字推敲。佩雷爾曼將自己歸類為第二種，你認為自己更像哪種？
巴恩斯：對於用生命來寫作之類的抱怨，我一點也不同情，因為沒有人強迫你成為作家。我曾經聽到過別人說「好孤獨」之類的話，如果你不喜歡這種孤單，你可以選擇不做。很多作家的這種抱怨，在我看來，更多的是一種炫耀。當然，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因此你就要忍受這份辛苦。正所謂有所選擇，有所擔當。
(李婧璇譯自《巴黎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