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周刊201151期封面 |
男孩危機
男孩危機，誕生在這樣一個微妙的兩性時代——
這一邊，美國國務卿席哈克·柯林頓站到前總統柯林頓的前面，克裡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從第一夫人，搖身成為阿根廷首位女總統。
而另一邊，女性就業歧視普遍存在，家庭暴力中受害方大多為女性，「剩女」處處優秀反而讓男人害怕。
因此，拷問「男孩怎麼了」，還不如先問問男人和女人是否正在糾結於自己的角色。
告別狩獵和農耕，體力優勢不再為男性贏得天生的領導權，女性則步步緊逼，追求自由、解放與自己的領地。但是，現代化未能完全抹殺傳統的兩性定位，沒有人能夠容忍男性的「落後」，包括女性自己。
於是，儘管男孩們在學校階段可能學業落後，但就業後，他們很快「鹹魚翻身」。
男孩危機，不過是兩性角色糾結的一個縮影。(黃 祺)
男孩，危機了沒？
男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該拷問的恐怕不是男生，也不僅僅是教育，而是我們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
記者 黃 祺 邵樂韻
A中的男生們
劉昊洋跟在女生主持人的後面走上舞臺，上一個節目是二重唱。按照彩排，兩位歌手下臺前，應該把無線話筒交給兩位主持人，但此時出現了意外情況，歌手帶走了無線話筒，舞臺上只剩下一隻有線話筒被固定在話筒架上。接下來的第一句話本來應該是劉昊洋說，可話筒沒了，他一時慌了神。負責藝術節閉幕晚會的邵老師看出了問題，驚得一頭冷汗。邵老師正著急，劉昊洋身邊的女生主持人鎮定地走到話筒架前，為下一個節目報幕，尷尬的冷場終於被打破。
「你看，男生就是呆些。」邵老師聽到別的老師議論。「能挑出男生做主持人就不錯了。」邵老師回答他們。為了給A中藝術節閉幕晚會調選男生主持人，邵老師沒少下功夫，「女生出色的很多，男生能上臺的就太少了。」老師們對男生「比較呆」的評價沒有貶義，特別是在文藝活動中，男生充當「配角」，已經成為許多中小學的「傳統」。
不僅是文藝活動，在劉昊洋的班級上，女生不論是學習成績還是其他表現，也總是顯得「突出」。劉昊洋成績不錯，不過，班上成績排前幾名的還是女生佔了多數，而且，在競選班幹部時，女生往往受到同學選民的青睞，班長、副班長都是女生。
班主任鄭老師也注意到了「陰盛陽衰」的局面。鄭老師的班級一共23人，男女生比例相當。如果以三分之一學生人數作為一個成績陣營，排在第一陣營的七八個學生中，男生只有3人。「最多3人，有時候男生還要掉下去一個。」鄭老師告訴記者，成績最差的陣營裡，男生倒是佔了多數。
鄭老師班級裡班幹部一共7人，只有學習委員和體育委員是男生。「當學習委員的那個男生成績好但不太愛說話，一般認為學習委員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溝通，只要輔助老師做一些工作就可以了。體育委員人高馬大，比較擅長體育。」鄭老師說，只有那些不太需要領導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工作，和體育這樣女生實在不擅長的項目上，男生才能略勝一籌。
在這樣一個女生「強勢」的環境裡，劉昊洋已經習慣了女生處處優秀的現狀。女生學習成績好，愛好廣泛，能說會道，更有「人緣」。甚至在體能上，女生也不比男生差，剛跨入高中的軍訓中，「撐不住」的不一定是女生。
不過，與那些沒能考上普通高中的初中男同學相比，劉昊洋起碼還有與女生競爭的機會，更多的男孩，在之前的考試中，就已經被淘汰了。
A中是上海市一所普通中學，生源按片區劃分，不擇校，因此，學校男女生比例代表了升學競爭的自然結果。A中擁有初中和高中兩個學部，初中在校學生600多人，男生人數略多，佔54.46%。但到了高中階段，男生人數驟然下降，近300名高中學生中，男生只佔43.4%。
誰淘汰了男孩？
A中男生們的處境不是特例，如今各類中小學裡，女生的出色已經顯而易見。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地區的中學裡，男生比不過女生的狀況存在多年。上海一所重點高中校長告訴記者，十年前，他的學校就已經明顯出現女生人數多於男生的狀況，他一度戲稱自己快要變成「女中」校長。這些年，為了扭轉女生太多的局面，在招收「推薦生」、「自薦生」時，學校會偏向招收男生。
作為上海某實驗性示範性高中理科班的競賽尖子生，小盧2011年被保送到了清華大學。開學伊始，他得知，這一屆3300多名本科新生的男女生比例接近2：1——而根據一份學生自行上傳到清華校內BBS上的清單，1991年2032名新生中，男女比例為4.22：1。不光女生總體數量在上升，原先男生一統天下的院系，如建築學院，女生也不再是「稀有物種」，甚至出現持平局面。早幾年就有女生發現，清華校門口的飾品店順勢多了起來。
環顧其他綜合性大學、理工科大學，女生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同濟大學(微博)一位退休教師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同濟大學工科專業，女生堪稱「熊貓」，有的班級甚至被叫做「光頭班」，到現在，一般一個班級裡女生至少佔三分之一。
再回看高校人才的輸出口——高中，尤其是實驗性示範性高中，「陰盛陽衰」的現象似乎更加明顯。過去「女少男多」的差距約4到6個百分點，2011學年開學後，上海部分重點高中班級男女生比例竟相差10%—20%。
據媒體在2011年新學期開學後作的調查，七寶中學2011年錄取的高一新生共481人，女生271名，男生210名；位育中學高一年級某班級39名學生中，男生僅16名；復旦附中高一某平行班，男生不到三分之一。有校長感嘆，以前是女生「略勝一籌」，現在是比例嚴重失調。學生幹部中，要選個男幹部「比以前難許多」。
男孩都去哪兒了？記者看到A中初中部2011年中考升學情況統計，統計顯示，升入市實驗性示範性高中(俗稱重點高中)的22人中，女生13人，男生9人。同時，進入中專職校的63人中，女生27人，男生36人。也就是說，A中初中部成績最好的學生中，女生佔多數，成績最差的學生中，男生佔多數。初中階段的男生，有一部分因為中考的淘汰，而不能進入普通高中。
在中國現狀下，進不了普通高中，意味著一個學生很難再有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在普通高校裡，女生人數多於男生的現象，也正在蔓延。2009年被高校錄取的上海高中生裡，不論「一本」、「二本」還是「高職高專」，女生人數都要多於男生。A中校園裡的光榮榜上，張貼著2011年高考成績最優秀的學生照片，10多名進入重點高校的學生展露著他們青春的笑容，不過，放眼望去，榜單上女孩子人數又一次佔了上風。
學校階段的陰盛陽衰，很可能已經延續到成人後直到婚戀階段。如今大城市中「剩女」盛行，如果女性要求自己的丈夫必須要比自己優秀，而學業又與職業、社會地位相關，那麼，製造「剩女」的根源，也許可以追溯到男生的學業危機。
世界性「男孩危機」
這樣的情況並非中國特有，在十多年前，國外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現象，並把它命名為「男孩危機」，男孩的「學業危機」是「男孩危機」裡最明顯的一個表現。
20世紀末，西方學者出版了一系列討論「男孩危機」的著作，在很多國家，男孩不如女孩的情況讓學者們感到焦慮。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人類學教授萊昂內爾·泰格則，在《男性的衰落》一書中寫道：「……似乎看來男學生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的確是成績欠佳，而女生的表現卻正變得越來越好。當然，這沒什麼不好。然而，問題仍然擺在那裡：男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學者很早就發現，不僅是考試制度，現代教育的教育方式，對於男孩的天性來說，是一種束縛。美國教育家杜威曾指出：「學校中『紀律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教師必須常常花大部分時間抑制學生的身體活動，這些活動使學生不把心思放在教材上。學校很重視寧靜；鼓勵沉默，獎勵呆板一律的姿勢和運動；助長機械地刺激學生的理智興趣的態度。教師的職責在於使學生遵守這些要求，如有違反就要加以懲罰。」
在每個人的記憶裡，應該都有一個班上最搗蛋的同學，而這個最讓老師頭痛的同學，恐怕十有八九是男生。男生的生理特徵，決定了他們更喜歡體育活動、動手實踐、挑戰和觀察，但現代學校教育，需要學生安靜、服從、按部就班。
學業危機，只是男孩危機的一個表現，事實上，不論體質還是心理健康，男生的水平都在下降。一份1985年－200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20年間，中國城市和鄉村男生，肺活量、速度、耐力、下肢爆發力、力量素質等指標，全都在下降。
男生都是「笨小孩」？
關於男孩「落後」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有的甚至追究到男性基因的悲劇宿命。男性擁有Y染色體，與女性的X染色體相比，Y染色體脆弱、不穩定、易變異，且難以修復。有人計算Y染色衰亡的速度，預言男性將最終消失。
這樣的解釋或許「聳人聽聞」，不過從生物學角度看，男性生理上的「落後」，從一出生就已經表現出來。有一項研究認為，一名剛出生的女嬰的身體機能，已經與出生6周左右的男嬰不相上下。
一些家長能夠接受嬰幼兒期的男孩比女孩落後的現實，然而，一旦將孩子送進學校，一夜之間，家長們似乎就忘記了男孩女孩之間的差別。
由於大腦結構的不同，女性在語言能力上普遍比男性更強，在偏重閱讀理解和語言表達的現代學校教育中，女性很容易表現出優勢。在上海市楊浦區某中學理科實驗班的面試中，面試老師發現，女生們普遍表達自如、詞彙豐富，而男生大多內斂、緊張。面試過後，女生很容易給面試老師留下較好的印象。
男孩的晚熟不僅表現在身體機能上，與同齡女孩相比，男孩的心智發育也更晚，自控能力更差，因此，他們更容易成癮。A中班主任鄭老師告訴記者，他班級裡成績較差的男生，普遍存在沉迷電腦遊戲的問題，沉迷遊戲的後果，不僅是影響學習成績，也限制了他們與其他同學溝通的能力。「他們只有在遊戲這個話題上能夠互相溝通，久而久之，這些男生變得越來越沉默，或者僅僅在一個小圈子裡交往。」
不管是家長、學校還是整個社會，似乎都很難接受男孩更加脆弱的現實，通常的觀念中，男孩總是被看作更聰明、情感上不那麼敏感，因此男孩不需要更多的關注。男生暫時「落後」的現象，很容易被家長和教育者忽略，而層層淘汰的考試制度，很可能讓那些「開竅」較晚的男生，錯失各種機會。
對於這一點，A中楊校長有過切身的體會。她曾教過一名男生，成績在年級中排倒數。由於喜好滑板，這名男生交了不少外國朋友，英文極好。初中畢業後，這名男生被家人送到美國讀書，門門成績得A。在楊校長的印象中，不少剛進校成績不好的男學生，在受到教師督促和鼓勵後，往往能成為「黑馬」，她發現，男生成績不好的原因，大多是精力耗費在學校學習以外的興趣上。
現代教育忽略了男生與女生的不同，男生的學業危機，正是這種不同被忽略後的結果。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教授嶽龍，關注男孩危機已經有很長時間，他認為，忽略性別差異去追求教育公平的過程，很可能製造出新的不平等。嶽龍提出「因性施教」的概念，教育者眼中的學生，不應該只是「學生」這樣一個抽象籠統的概念，「學生」中必須有男生和女生。
嶽龍在調研中發現，一些教學環節中，男生的「落後」很可能是教師造成的，而教師的行為並非故意，而是缺少性別教育觀念所致。嶽龍曾在一個小學班級聽課，他發現，老師提問次數最多的，是坐在前三排、教師左手邊的學生，這個班級前三排女生人數比較多，因此，女生被提問的機會大大多於男生。
課後，嶽龍向老師指出這個現象，這名老師自己也很驚訝，沒有想到無意識的習慣，竟然造成如此大的差別。嶽龍說，「因性施教」並不難，教師如果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再掌握一些技巧，就可以讓男生和女生各自發揮自己的特長和潛能，進而得到真正的平等教育。
男孩危機背後
現代教育體系中，男生為什麼顯得更「笨」？ 2010年出版的《拯救男孩》一書，第一次在中國公眾中引發關於「男孩危機」的討論。作者在書中指出：男孩危機其實是教育危機。
《拯救男孩》的作者之一李文道向記者解釋說，目前的教育對於男孩來說更不利，相比而言，女生更容易適應目前以考試為中心的教育方式。
某重點高中校長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如果某一年中考試題較難，男生升學人數會多一些，試題簡單，則女生多。楊校長解釋說，所謂簡單的試卷，往往比的就是誰細心，而男生在挑戰難題時，容易體現出爆發力。
上海大同中學高一年級組長魏薇指出，高中女生學業強勢現象與高中選拔制度有關。畢業考和中考合卷後，為了讓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學生順利畢業，題目的難易區分度不明顯，且依靠記憶內容較多，這方面女生細心刻苦，就佔了優勢；而男生心理髮育晚，自控能力較差，偏文的學科設置又使得他們在創造性領域發揮空間小，因此在這輪篩選中，有潛質的男生便不容易凸顯。
李文道解釋說，「男孩危機」傷害的不僅是男孩，在男孩危機的背後，是整個社會和教育的急功近利心態，在這樣的環境中，男孩顯得「落後」，而女孩則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嶽龍在論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家長和學校教育所關注和追求的，實質上是要男女學生都向著男性成功的標準和方向去努力。這也意味著，女生必須要做出超強的意志努力，改變自己的自然本性去適應既定的男性規則和標準。」嶽龍認為，「男孩危機」背後的實質是，無論當下的教育評價還是社會評價，都無視兩性的差別，用同樣的標準要求男性和女性。
現代教育和社會評價的改變，是世界各國「男孩危機」出現的背景，不過，「男孩危機」在中國還有著獨特的原因。中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結構，使得家長對孩子抱有強烈的期待，不管這個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在家長的眼中，女孩也必須有優秀的學業成績、強健的體魄、特長和豐富愛好，長大後，她要有一份好工作，要有自己的事業和社會地位。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女孩們必須時時繃緊神經，不能在任何競爭中失敗。
「因性施教」實驗
在上海等城市，一些中學已經開始試驗男女分班，目的是讓男生和女生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
早在10年前，市八中學就開始探索「男女同校實行男女分班」的第三種辦學模式，在新入學的高一年級9個班中選擇4個班級進行分班教學，一個男生班，一個女生班，兩個混合班。學校教師團隊據此開展了《構建按性別編班的辦學模式，促進男女學生和諧發展》的試驗和專題研究，當時獲得媒體很大關注。
據統計，實施分班後，市八中學女生班和男生班，語、數、外、理、化等課程的平均分，與另兩個混合班相比，高出8至30分不等。不少畢業學生尤其男生的家長也發表體會，覺得孩子在思維方面有了很大突破，為人處事方面老練許多，性格上變得堅強。
大同中學校長盧起升告訴記者，接下來學校可能會開設例如男子拳術、中國象棋、男子電聲樂團等男生課程，著重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邏輯推理能力、號召力和頑強意志。盧起升認為，很多國家擁有優秀的男子中學，等到今後條件成熟，上海也可以在基礎教育階段嘗試創辦男子中學。
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因性施教」的觀念。反對的聲音認為，男女分班違背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原則。因此，媒體對於學校男女分班實驗的關注，也讓盧起升表達倍感壓力，他擔心強調男女不同的教育，會被扣上性別歧視的帽子。
追溯歷史，上海市第八中學前身是「清心女子中學」，過了陸家浜路，對面就是清心男中(現上海市市南中學)。1953年，清心女中更名為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學，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男女兼收，學校遂改為上海市第八中學。目前，上海以性別組校的名校僅有市三女子中學。男女分校的傳統曾出現在很多國家的歷史上，但因為男女分校被認為不便於男女生之間的交流，影響性格塑造，現代教育大多廢棄了這樣的設置。
在學者看來，男女分班是一種比較「合適」的方法。他舉例說，如果男女分班，語文課上，那些表達能力稍差、原本很少得到提問機會的男生，可以得到更多表達的機會；而物理課上，原本可能動手能力稍差的女生，也能有更多時間參與實驗。
在國外，男女分班教學也有先例。英國艾薩克斯的一所綜合中學在1994年實施了男女分班教學。一般英國中學生認為最難的科目是「英文」，1996到1999年間，這所中學男生在英國中學會考中，「英文」拿A到C的比例增加了26%，女學生也增加了22%。男女分班的支持者表示，男生在整班都是男生的狀況下比較容易專心，如果班上有女生，男生們在上課時就會玩過頭。
2006年夏天，美國聯邦教育部做出決定，放寬對公立學校男女分班教學的限制，男女分班教育議題，再度引起全美各地的關注和討論。據統計，1998年單一性別班級在全美只有4個，至2006年已有32個州的至少223所公立學校設置了這類班級。有教師認為，在通常由一方佔據優勢的學科上，另一方的學生較少有出頭的機會。
研究人員曾在佛羅裡達州的伍德沃德小學展開實驗，把四年級學生分成兩個班級，一個是單一性別，一個是混合性別，經過兩年學習後讓他們接受全面考核。結果在混合性別班級內，只有57%的女孩和37%的男孩通過考試，而在單一性別班級內，則有多達75%的女孩和86%的男孩過關。
危機了沒？
不過，一些學者提出「男孩危機」是一個偽命題，這種觀點認為，在目前的教育環境和社會環境中，處於弱勢的仍然是女性。
學業上的暫時落後，就意味著「男孩危機」嗎？2011年，還是高中生的李申儒撰寫了調查報告《男孩視角的「男孩危機」研究》，他用大量的調查和統計數據證明，男生學業上落後於女生，已經是一個客觀的現實。但是，時隔一年，如今正在日本留學的李申儒，對於「男孩危機」又有了不同的看法。
李申儒認為，學業危機並不是「男孩危機」的核心，因為男孩們學業上暫時落後的局面，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扭轉，「男孩」們最嚴重的危機，是缺乏應有的勇氣和責任感。
來自大同中學的一些數據也許可以說明，男孩的學業危機的確存在，但可能僅限於某一個階段。大同中學高二年級教師仇璋瑛查看成績排名表後發現，排名年級前20%的學生中女生佔多數，但取最拔尖的10個學生看，還是男生稍多。「高中是個轉折期，高一高二階段男生或許不具備明顯優勢，但到了高三，部分男生後勁很足，他們不是缺乏優勢，只是顯現得比較晚。」
復旦附中副校長吳堅曾向媒體介紹，該校連續幾屆的高三畢業班，能被北大、清華、復旦等名牌大學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男生佔60%到65%，女生反而不見有多大的優勢。華師大二附中(微博)2011屆畢業生中，考取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港大的學生共有183人，其中男生佔到約65%。
「我不太贊同『危機』的說法，事情沒那麼嚴重。」 上海市大同中學教師王菲認為，不能把問題完全歸結於現行教育制度。「以前的社會誘惑少，現在孩子接觸的信息豐富、玩的東西也多，相對來說女生自控能力好，表現欲望強，所以投入相同的教育精力，女生更容易產出回報。」
正如李申儒所看到的，除了學業上的暫時落後，「男孩危機」更體現為男孩們缺少社會公認的「男子氣概」。
關於男孩們的「男子氣概」，女生們最有發言權。大同中學理科班學生、擔任年級自管會主席的李奕說：「有些男生在姿態和外觀上確實有女性化的表現，或者說心理上呈現中性化，這可能與家庭教育中母親等女性長輩管得多有關。」
李奕把男生們過於「溫柔」的特點，甚至歸結到城市文化上，她覺得，身邊很多男士，都像動畫片中的「灰太郎」。社會文化的「中性化」傾向，滲透到了學校。A中鄭老師發現了這樣的現象，過去，追求時尚幾乎是女生的專利，她們喜歡看時尚電視節目和雜誌，喜歡明星。但現在，男生們也有同樣的愛好。
男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該拷問的恐怕不是男生，也不僅僅是教育，而是我們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
(應接受採訪者要求，本文A中師生姓名均為化名，其他涉及的學生姓名為化名。)
男孩危機是個偽命題
記者—陳 冰
「中國男孩危機」並非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警言，而是一個危言聳聽的偽命題。我們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學業上的進步和優勢，而忽略了她們同樣是應試教育和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需要拯救的不僅是男孩，女孩子同樣需要拯救。
中國男孩「陷入全面危機」、需要被「拯救」的專家觀點引發熱議，一直致力於婚姻、家庭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安琪卻對此質疑，認為「男孩危機」並非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警言，而是一個危言聳聽的偽命題。
高考狀元女生越來越多？
全國高考狀元中的女生比例持續上升，甚至通常是男生「優勢領域」的理科狀元也逐漸被女生佔領，「女生獲得獎學金的比重超過男生」等一系列「陰盛陽衰」的例證被媒體和專家津津樂道，他們認定這是男孩學業危機的主要測量指標。
然而，根據徐安琪的調查，許多女生考分高的專業(文科為主)，都給予男生降低入學標準的優惠待遇，即在120%(最高為140%)投檔範圍內的男生，即使分數較低也可優先錄取。一些學校認為女生比例在50%以上就達到了性別平等(但實際上該專業的女生考分高於男生的佔60%-90%)，或藉口女性死讀書、創造性思維差、後勁不足、畢業分配難，甚至以學生宿舍中廁所等設置無法讓更多的女生入住等各種理由限制或少招女生。
許多學校在某些女生考分高的專業，通常在20%-40%的自主選擇中「惠男抑女」，這已是圈內人眾所周知的「合乎情理」的潛規則，也是未被公眾所監督的教育不公正的客觀事實。但在某些專業尤其是所謂的高端專業，即使男生考分較高或錄取率達70%-90%，也很少有學者或學校認為對女生不公平，並提議或採取將男生比例限制在50%的做法。
「男高女低、男強女弱依然被社會所普遍認同為常態、合理和公正的，反之則是非常態、不合理和不公正而需要糾正的。」徐安琪指出，儘管女生入學率上升較快，但仍然顯現出教育層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現象。2009年女生在大專、本科、碩士和博士生中所佔的比例分別為52.4%、48.9%、49.3和34.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2009年6月的數據統計顯示，在有相關資料的148個國家和地區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學生總數中的比例超過50%的有104個(達70.3%)，其中超過60%以上的就有27個，最高的達84.6% 。也就是說，女生學業成績優秀、升學率高是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普遍現象，即使在20年前，包括菲律賓、蒙古、古巴、科威特、阿根廷、牙買加等34個國家高等教育學生中的女性比例就已過半。而在中國不僅在高校，即使在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學，女生的比例也都只佔47%左右。也就是說，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國女孩的總體教育機會仍少於男孩，農村地區更是如此。
「假如以女生成績優秀、入學率升高來印證教育領域的『男孩日趨衰退』，那麼，許多國家在20年前、大多數國家在目前都將盛行『女孩威脅論』，目前更有70%的國家要驚呼『男生節節敗退』了！」徐安琪認為男孩的全線危機說言過其實。
其他學者的研究也部分印證了徐安琪的說法。
2009年幾所名牌大學在上海的錄取情況分別是，復旦大學錄取男生422人，女生488人；上海交大錄取男生632人，女生407人；清華大學錄取男生48人，女生32人；北大錄取男生29人，女生36人。
2010年，據湖北省對10年來高考狀元的性別統計發現，「陽盛陰衰」現象依然明顯：1979年以來，該省43名狀元的男女比例，仍然是男生偏多。43名狀元中26名為理科狀元，男生23人，女生3人，男生佔絕對優勢；文科狀元共有17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10人，女生略勝一籌。有趣的是，2000年以後，12名理科狀元中，女生只有1人；11名文科狀元中，男生卻上升到5人。
由此可見，在十幾年前、二十幾年前，名牌大學尤其是理工科名校，絕對是男生的天下，而現在總趨勢是，男女生「平分秋色」，這是社會進步、教育公平的結果，也是社會變化發展的總體趨勢。
應試教育是「男孩危機」最兇猛的殺手？
與此同時，徐安琪認為將男孩的學業成績已被女孩追上或超越歸咎於「應試教育」是「打錯了板子」。
在她看來，近年來的各類考試已經越來越偏重於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僅靠死記硬背已難以獲得高分。女生的成績日漸上升只能說明，當今的女孩並非只是擅長死記硬背，她們同樣聰明自信、勤奮刻苦。
徐安琪說，中國科學院的王極盛教授通過對四百多位高考狀元的研究，否定了高考狀元＝高分低能的偏頗評價，認為高考狀元並非聰明絕頂、每次考試都得第一，他們大多是普通工人的孩子，成為狀元既具有偶然性如臨場發揮好，也有外因如家庭教育和學校環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時，他們也不是讀書機器，而大多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科學文化和心理等綜合素質都較高。
「實際上，女生進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計劃生育國策全面推行的延伸。獨生子女的日漸普及，使女孩的價值有所提升，家長對男女孩抱有同樣的期望；在撫養、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資源和支持；女孩和男孩一樣承載著繼嗣、養老、帶給父母歡樂和成就感、實現父母未竟願望和激勵父母自身成長的功效；家庭中的重男輕女減弱，女孩的自尊、自信隨著自我價值和責任、壓力的提升而不斷強化，力爭學業成功成為她們及其家庭的主要奮鬥目標。」
其實，從長遠來看，女性無論是在招聘、錄用、下崗、解僱，還是在培訓、晉升、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明顯處於劣勢。男性在職場上的成功還是遠高於女性，領導力的優勢更顯著。所以即便在學業上真的完全超過男生，一旦踏入中國這個傳統的男權社會的職場，女性所謂的「學業優勢」也就喪失殆盡了。
至於一些專家和傳媒所列舉或強調的在各種成長熱線、諮詢機構、網癮戒除機構中，需要幫助的男孩多於女孩，男孩沉溺於網絡，患多動症、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等心理疾病的遠高於女孩，以及在工讀學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的男孩遠多於女孩，他們更易捲入暴力和犯罪等現象，即使具有較穩定的性別傾向，也未必表明男孩的心理和社會適應「面臨重重危機」。而且，把這些都歸因於應試教育扼殺了「男孩愛冒險、愛挑戰、愛爭吵、愛跑動」等天性和特長也缺乏充分的依據。
正如不少研究報告了青少年中具有焦慮、抑鬱症狀以及自殺意念和行為的女性更多，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女孩的心理和社會適應不良的結論。「況且，青少年的不良適應與應試教育之間並非是簡單的因果關係，難道女孩是受到應試教育的恩惠、發揮了所謂的『死記硬背的特長』，繼而減少了網癮、多動症、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和暴力行為？」徐安琪反詰道。
「父親榜樣缺失」導致「男孩陽衰」？
「男孩危機」的另一殺手被認定為男子漢榜樣的缺失，包括父親參與教育的不足以及男教師比重的下降。「男教缺失論」的基本邏輯為：母親都會本能地溺愛孩子、過度保護孩子，而「溺愛」是勇敢、堅強、獨立、果斷、寬容、大度、負責、有愛心等男子氣質形成的天敵，使培養男子漢的理想成為泡影。父親和男教師在男孩成長過程中具有示範和引導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的作用應大於母親。如在成長過程中缺少正確的男性榜樣，將會給男孩「帶來災難性的打擊」；在「女人圈」長大的男孩將「終身『缺鈣』」，以至「中性化」、「女孩化」和「邊緣化」。
徐安琪曾做過父職參與的專題研究，她指出中國父親在子女教養和關懷陪伴方面確實做得還很不夠，但由此貶損女性的教養方法、誇大男性主導作用以及將父教對男孩氣質的推斷尚缺乏充分的理論和實證依據——
首先，儘管早期的性別角色理論側重於研究父親與兒子的男子氣之間的關係，但並沒有發現兩者具有穩定的相關性。史蒂文斯等通過對6420個核心家庭和14000個無父單親家庭的追蹤研究發現，父親缺失家庭和雙親家庭中的男孩與女孩並無顯著差異，學前兒童的性別角色在沒有父親的環境下也能得到發展。
此外，徐安琪表示自己近30年來所做的以及其他學者有關親子關係的定量研究都顯示，中青年父親在與孩子的互動溝通、關懷陪伴方面，無論在主動與孩子談話或聊天、鼓勵、表揚孩子的行為或點滴進步、在孩子心情不好或遇到挫折時的安慰、引導、陪伴，或給孩子講故事，與孩子一起做遊戲、參加各種活動，還是在為孩子生日購買禮物，給予孩子擁抱與身體接觸等，都比以往的父親有更積極的關注和投入表現。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陽衰」男孩遞增的假設成立的話，那麼，隨著父親關懷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謂「中性化」、「娘娘腔」也應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啊！至於溺愛型教養方法無論在父親還是母親都只佔少數，不少研究表明溺愛型教養方法未呈顯著的性別差異，甚至顯示母親反而更少地溺愛孩子。
其次，國外的「父親缺失」的概念並非我們一些專家所認為的，是因為父親工作壓力大而參與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離婚或父親死亡等形成的單親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愛的現象。包括一些專家反覆引用的所謂「美國60%的強姦犯、72%的少年兇殺犯、70%的長期服役犯」來自父親缺失家庭，實際上是無父單親家庭(其中監護人為未婚母親的佔相當比例)，而並非父親參與教養少的家庭。
也就是說，父親缺失、缺席的嚴重後果主要是歐美國家針對離婚率上升、單親母親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撫養責任，而缺乏資源的少女媽媽又難以給孩子提供較好的成長條件，以致孩子在認知、情感發展、心理適應、學校表現和攻擊控制等方面遜於雙親家庭。大多數研究顯示，父親缺失的不良影響，不是因為孩子缺乏性別角色榜樣，而是由於父親的多重作用(經濟的、社會的和情感的)沒有實現，或者沒有恰當地被實現。
但另一方面，父親還通過他們所傳遞的行為、態度、信息等來間接地影響自己的孩子。總之，我們似未見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的作用應大於母親，或以母親為主的撫養教育方式會導致男孩的所謂「中性化」、「娘娘腔」。
再次，要求男孩具備陽剛氣、女孩要有溫柔心是因循刻板的性別角色意識，強調男孩更需要運動、實踐和體驗，而女孩更需要文學、閱讀和審美也缺乏依據。隨著女性越來越多地走向社會，和男子一樣在公共領域拼搏、奮進，男子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家務勞動和子女撫育，並被證明他們同樣具有撫育性和關懷天性。加上信息社會、和平時代對強悍、勇猛氣質的期待弱化，纖弱、柔順也不再是社會所青睞的女性特質。
「我認為那些『男孩軟弱、說話細聲細氣』、『女孩強勢、言行潑辣』之類的感嘆和憂心，反映了一些學者和公眾至今仍將男性視作具有睿智、自信、獨立、剛毅等品性且學業優秀、職場主角並馳騁世界的強勢群體。而性感、文弱、依賴、柔順被視作具有女性特質的常態，反之則是『缺乏女人味』、『中性化』。青少年如此狂熱地推崇超男、超女中的『中性偶像』，無疑顯示著性別差異縮小的社會發展趨勢。
「專家提出的拯救男孩、造就新時代男子漢所要培育的責任、智商、體商、情商和逆商，不同樣是培育女孩所必需的嗎？責任、智慧、體能、情商和韌性難道不同樣是女孩的特質嗎？」
徐安琪總結道，「中國男孩危機」並非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警言，而是一個危言聳聽的偽命題。我們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學業上的進步和優勢，而忽略了她們同樣是應試教育和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尤其在我們這個重男輕女的國度，大量農村女孩因家庭貧困或無繼嗣、養老價值而被迫輟學，不能獲得與男孩一樣的升學機會，有的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待遇都不如男孩，小小年紀還要幫助父母照顧弟妹、料理家務，女孩在越高層次教育中的落後和畢業後在擇業和就業上普遍受性別歧視的現狀更需要引起關注和改善。而出生人口性別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後就被大量扼殺，她們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比如女孩受性侵犯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受到更多的威脅、摧殘，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毋庸置疑。
徐安琪非常認同著名教育家、全國人大常委、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朱永新教授的一段話：
「女孩子的所有優勢，在大學生畢業的時候，幾乎『喪失殆盡』。用人單位或者明顯或者含糊，表現出重男輕女的傾向。其中， 除了對於女性需要經歷生育、哺乳等事情外，往往體現出男性價值觀支配下社會對於女孩子的總體認識與評價。所以，我說，需要拯救的不僅是男孩，女孩子同樣需要拯救。」
學業強勢未必職業強勢
在激烈的就業競爭環境下，女性職業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來自婚嫁、生育等階段。生育和撫養孩子成為了影響女性連續和平等就業的天然障礙。
記者—邵樂韻
在女狀元、女碩士、女博士越來越多的社會，女性學業強勢是否代表職業強勢？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所王芳博士不以為然。她甚至認為，女性的生理特性決定了進入職場就會出現弱勢，尤其是女研究生。
職場需要「拯救女生」
11月底，上海市統計局公布了《上海女性人口發展狀況及特徵分析》。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上海女性高學歷人數大幅增加，低學歷人口比重降低。與2000年相比，女性接受過大學專科、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分別上升了4.6個和7.9個百分點，未上過學或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女性比重分別下降了6.1個和5個百分點。
王芳覺得，女性在學校顯現的學業強勢並不主要與教育制度相關，而是伴著社會發展程度出現的，尤其是像上海之類的經濟發達地區，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對更高，是男女差距縮小、社會進步的體現，西方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對女性本身而言，學業強勢有助於其清晰社會定位和角色期待，並不是威脅男性的壞事。
美國學者蘇珊·麥吉·貝利就曾指出，「那些贊成『幫助女生就是傷害男生』的態度過於簡單化……男生的確面臨很多問題，而在『零和』式的教育體制中，人們機械地認為此性別的成功就等於彼性別的失敗。這樣的體制無益於任何人，卻傷害了每一個人。」
但是從學生畢業後的社會發展軌跡卻發現，女性的學業強勢並不能完全彌補男女的職業落差。各種數字和事實表明：大學生就業過程中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勞動力市場不僅沒有向女大學生提供與男大學生同等數量的就業機會，而且「崗位層次」和「工資待遇」存在明顯差異。
2007年，涵蓋31個省市2113所高校1276個專業(樣本80000)「女生畢業生薪資最高的行業中男女生薪資差異比較」調查顯示，同行業內薪資性別差異依然明顯，即使在女性畢業生薪資最高的行業中，男性畢業生的平均薪資仍高於或遠遠高於女性。
王芳指出，在激烈的就業競爭環境下，女性職業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來自婚嫁、生育等階段。曾經在企業做過十幾年人力資源管理的她發現，在招聘員工過程中，老闆更傾向於選擇男性員工，因為不必考慮生育保險、產假政策等；而如果是女性應聘者，老闆就顧慮，女研究生為公司服務不了多久就要去結婚生孩子了，用本科生時間或許可以更長久些。
王芳說，「生育和撫養孩子成為了影響女性連續和平等就業的天然障礙，這個職業斷層一下就能篩選掉很多人。」而當女性側重養育下一代的時候，男性正值連貫性的事業發展上升期。
據上海婦兒工委統計，「十一五」期間，上海女性高級專業人員和女生高層管理人員分別僅佔35.7%和36.1%。另據2009年全國婦聯關於女大學生就業狀況調研顯示，女大學生普遍求職難，平均投出9份簡歷，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試或筆試機會，平均需要投出44份，才能謀得一次就業的機會。
如果說中小學需要「拯救男孩」的話，那麼職場上更應該「拯救女生」。
魚和熊掌可否兼得？
作為女性就業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天然障礙，生育行為是導致這一強烈衝突的最突出因素，它構成了僱主對女性歧視的最重要原因。作為對此的反應，不少女性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也有部分女性選擇不生育或者少生育，世界上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低生育率就是這樣產生的。
為了緩解女性在家庭和職業上面臨的平衡矛盾，不少國家頒布了生育保險制度，希望通過提供產假和收入補償，保護女性在生育結束後回到原職繼續工作的權利，促進女性人力資本的連續積累，並有利於母子健康。但現行的生育保險制度是否幫助女性實現了魚和熊掌的兼得？
「一些公共政策的出發點是保護女性權益，然而有時候過多的保護反而無意中抬高了女性的就業門檻，因為這些政策給用人單位帶來很大的心理壓力，從經濟效益角度考慮，索性不用或儘量少用女性員工。」王芳說。
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微博)博士陳琳研究發現，生育保險制度可能通過動態中女性人力資本的連續積累提高其在勞動力市場中表現，但可能在短期內不利於女性就業。受到法律保護的產假的普及，在短期內必然使得僱主要面臨更多的由生育導致的崗位暫時空缺。而在工資比較自由的情況下，這一成本顯著地轉移到了女性僱員的工資中，導致性別工資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另外，大多數職業女性在產後幾個月內就迅速恢復了工作。但同時，過早返回工作導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問題可能會對嬰幼兒的成長產生不利影響，而兒童成長不僅對家庭和個人有重要意義，也關係到整個國家的人口發展。
王芳說，幫助女性回顧家庭、扮演好兒童照顧者的角色，需要有一個良好的福利、稅收體系來支撐。比如妻子在家中照顧孩子，丈夫工作所繳付的養老金可以覆蓋夫妻兩個人；個稅是否可以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徵收……
這幾年歐洲政壇出了不少彪悍的新媽媽部長，懷孕時堅持工作、生完孩子迅速上崗。例如2009年1月7日，5天前剛產下女兒的司法部長達蒂便銷假上班，出席這一年的首次內閣會議；西班牙副首相薩恩斯·德·桑塔瑪麗亞11月才剛生完孩子，次月就出席新一屆內閣成員首次集體亮相。
前不久，歐洲議會議員希亞·隆蘇依抱著孩子出席會議，她在舉手表決，孩子則坐在母親膝蓋上拿筆塗鴉。而這並不是小丫頭第一次「參會」，2010年，歐洲議會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為延長產假的提案舉行投票時，隆蘇依就把女兒放在育兒袋裡來工作了，也算一種無聲卻強烈的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