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中國近代地緣政治變動及其規律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
四、中國與周邊地緣政治互動棋譜中的「支軸國家」
五、簡短的結語
民族的崛起是人的自覺過程和歷史的自然過程的統一。中國的地緣政治及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互動結果，既是中國人民自覺奮鬥過程的反映，也是中國自身地緣政治自然演變的結果。因此，整體地而不是局部地把握和認識這些過程，研究其中的規律和特點，對於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建設及與此相關的國家安全戰略的研究，是有益的。
一、中國近代地緣政治變動及其規律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陸海鄰國較多的國家。北面有俄羅斯【1】、蒙古；西北面有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面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由西南往東依次有印度、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和越南。東北面同中國陸鄰的國家有朝鮮、韓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東南面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等與中國隔海相望。
在這些國家中，對亞洲地緣政治具有地區重要影響的國家，有俄羅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對中國地緣政治具有支軸意義的國家則是東北亞的朝鮮、東南亞的印尼、柬埔寨、緬甸以及南亞的巴基斯坦和西亞的伊朗等國家。
南中國海是美國進入印度洋、波斯灣的必經之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驅走日本人後開始重點經營這一地區，迄今在此仍保存著重要的影響力。
與歐洲的地緣政治版圖由外而內大幅碎化的布局恰好相反，除傳統意義上屬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外，亞洲國家版圖整合程度呈現以中國為中心由外而內大幅提升的特徵。這種特徵是亞洲歷史的穩定性優於歐洲的主要原因。
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家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其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鴉片戰爭以前的時期。此間，亞洲尤其是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尚處在相對隔離、沒有外力幹預，因而只能以中國為中心的相對封閉狀態。這時的中國不管從版圖（俄羅斯除外）還是影響力上說都是亞洲最大的國家。與亞洲國家尤其與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的關係，有許多還是中央王朝和藩屬【2】國的關係。建立在這種關係之上的體系被學者命名為「華夏秩序」或「天朝禮治體系」【3】。由於沒有出現與中國構成力量對稱的國家力量，這一時期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對中國而言，不屬於多主體和多中心的近代主權意義上的國家體系，而是以中國為主體和中心的中世紀宗法權力體系。由此便可以解釋明朝鄭和七次橫穿太平洋和印度洋遠行——由於沒有主權對手——得以所向披靡的原因。
第二個階段是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此間，亞洲尤其是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體系，在西方新老列強和新崛起的日本的衝擊下解體。以往的宗法國家或與中心王朝中國有藩屬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先後被這些列強佔領並成為它們的殖民地。這一階段的中國也分別經受並反抗了西方列強和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的反抗既使中國完成了從宗法權力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同時也擴大了中國人關於中國域外，當然首先是亞洲的地緣政治的認識【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大多數國家很快實現了主權獨立。1949年中國也從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後中國與其藩屬國的關係轉變為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5】的主權平等的現代國家關係，其間，中國在亞洲傳統的主體板塊和主體作用沒有改變，而國家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則發生了改變。這是我們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亞洲國際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質變意義的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及其周邊的版圖在第二階段所發生的相應變化。由於近代以來中國北方的陸權強國沙俄和西方的海權強國英、法、美等國向遠東擴張對中國形成的南北擠壓，導致中國版圖南北出現收縮性鬆動，最終演變成南北扁東西長的形狀；而在這之前，中國版圖（如不算當時的「藩屬國」）則呈飽滿的大三角形狀。這就是說，近代以來中國版圖受到損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陸強國南北兩向的擠壓而不主要來自它們的東西擠壓。中國能夠保留下來的版圖基本都保持在陸權和海權大國（俄國、英國、美國等）在亞洲的關鍵利益線之外並因此受到擠壓較少的區域。那些夾在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的地區，則由原來向心並環繞於中國周邊的「藩屬」地帶轉變為陸海霸權兩種力量在中國南北兩向與中國拉扯出的破碎緩衝帶：在南太平洋、印度洋與亞洲大陸之間出現一大片破碎的島陸小國；在北方，日本崛起後，中日之間的朝鮮、中俄之間的蒙古、英屬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尼泊爾等也加入到這片破碎帶。這些環布於中國周邊的破碎地帶在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起到了獨特的緩衝作用，它們的破碎程度則根據佔據東亞大陸主體地理板塊的中國與外來的陸海霸權國家力量變化而伸縮。
國家版圖形狀是國家力量博弈結果積澱下來的活化石。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的地理「拉鋸」式博弈伸縮變化的歷史結果表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蠶食在中國的抵抗下最終還是有底線和極限的。在當時中國較弱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線就是列強侵犯中國的力量極限。在這條線上雙方誰也吃不掉誰。從目前留下的中國版圖面積看，中華民族抵禦強權侵犯的能力還是相當頑強的。中國抵抗南北兩向壓力的抗壓能力在20世紀前半葉又遭受日本人攔腰打擊的極限測試——當時日本已將中國東部分裂出若干個傀儡政權，其結果是日本初勝後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戰勝利後中國人民又經受了蘇聯和美國利用《雅爾達協定》一分為二分裂中國的外交高壓的測試，其結果是1949年中國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最終確定了在反覆測試後沉澱下來的中國國力抗壓的底線，也使西方認識到它們分裂亞洲和在東亞擴張的極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國的主體地理板塊不垮，亞洲目前這種經過一百多年反覆以至極限壓力測試後表現出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有利於亞洲穩定的非對稱破碎特點不會改變。
如果將中國放到全球考察，中國在亞洲版圖中的主體地位以及倚陸向海的地理特徵【6】使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具有「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優勢。中國廣袤的版圖不僅處於亞洲中心，而且還處於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東接太平洋，有漫長的海岸線，這利於中國對外開放，特別是對日美等發達國家開放，以獲取中國發展不可缺少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促進貿易拓展；它西直接與中亞富油地區接壤，不必經過海上而只需經過友鄰巴基斯坦從陸上抄近直入荷姆茲海峽，這利於中國避開海上風險獲取經濟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資源。「這種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在當代世界各大國中是較為獨到的」【7】，當然也是中國在未來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中應當充分注意和利用的。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所謂「亞洲」，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是通過其與周邊國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牽引的力學結構表現出來的。在這個結構中，中國北方特別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歷史上往往是中國政治穩定的破局地帶，鑑於此，筆者也從中國位於北方的俄羅斯破題並由此逐次展開討論。
俄羅斯
俄羅斯是一個因沒有得到藍水卻在陸地上受到上帝特別恩惠的國家。亞洲北方地區的主要國家關係是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的關係，它是中國與夾在中俄兩國之間的所有其他國家關係的晴雨表。在這對關係中，俄羅斯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土地而是通向出海口的土地，它在西面的波羅的海、黑海和印度洋方向擴張受挫後，便徑直向東擴張。在這個東擴進程中，它考慮最多的是遠東最接近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區。俄羅斯曾一度擴張到阿拉斯加地區。但由此帶來的悖論是這麼遠的出海口——如果再考慮葉尼塞河以東地區高原山地特徵【8】——已超出了俄羅斯防禦能力的極限。正因此，在美國通過南北戰爭實現國家統一後不久的1867年，為了縮短防線以便專門經營遠東地區，俄羅斯便將阿拉斯加出售給了美國【9】。在這一地區，俄國佔據日本海西北角的海參崴，但這一港口是半凍港，況且還受日本在東面遏制，其戰略作用受到限制；位於日本海之外、鄂霍次克海東面的堪察加半島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首府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是可以直接進入太平洋且受日本海暖流的影響可全年通航的天然良港，但由於它離俄羅斯經濟中心太遠，其戰略裝備運輸不僅要北繞舍列霍夫灣，而且還要克服十分複雜的地形結構和氣候條件【10】，這使得堪察加半島的戰略地位在俄羅斯手中很難被充分利用。蘇聯解體後，情形更是如此。
對俄國出海最有利因而也最令俄國人嚮往的港口是中國旅順港。它位於中國東北遼東半島的最南端，西北瀕臨渤海，東南面向黃海；與海參崴、堪察加半島等比較，它是俄羅斯最稀缺的全年不凍的暖港，更是俄羅斯暢通無阻地進入太平洋戰略性區域的最便捷的港口。俄羅斯曾誘使中國清政府同意修築從俄國赤塔直抵旅順港的中東鐵路【11】。在太平洋戰爭接近結束的1945年，美國為了拉上蘇聯加入遠東對日作戰，便與蘇聯籤訂《雅爾達協定》，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求外蒙古「現狀必須維持」，第二條是要求「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以恢復」。【12】美國南北戰爭中國家統一後，沙俄出於無力控制不如做順水人情的動機，主動將阿拉斯加讓與美國，出於同樣的道理，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蘇聯將中東鐵路和旅順港分別於1952年和1955年歸還中國。此後俄羅斯在遠東極不情願地放棄對中國東北的控制並再次陷入「望洋興嘆」的窘境。
蒙古
在大國之間剝離出碎片小國是緩衝大國衝突的常用策略，蒙古便是俄國在中國地緣政治的關鍵區以犧牲中國為前提被蘇聯硬剝離出來的這樣的國家。蒙古國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是一把雙刃劍，它北上可截斷俄羅斯的東西聯繫——正因此，日本於1939年在蒙古諾門坎向蘇聯發起挑釁性衝突並遭到蘇聯紅軍的迎頭痛擊；也正是這個理由，史達林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前提下堅持蒙古獨立。1945年夏，蔣經國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獨立問題與史達林交換看法，史達林告訴他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13】俄羅斯東西相距太遠，這使得它的中間部分顯得特別脆弱。在這個脆弱地帶分離出一個小國，猶如在俄羅斯的軟腹下加了一層護墊。
蒙古獨立對新中國的北部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它在蘇聯將其安全邊界大大向中國方向南推的同時，也壓近了中國北方邊界與中國首都北京的距離：由蒙古南下可迅速抵進中國的京畿重地，威脅中國政治心臟的安全，並由此切斷中國東北與新疆地區的聯繫，強化那裡的分離傾向。因此，建國之初毛澤東將「蘭新線」鐵路建設放在優先地位，而不是將史達林提出的「從中國北部開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鐵路修建」的建議【14】放在優先地位。
但是，近代以來，外蒙古地區地緣政治的上述作用在北邊俄國的壓力下只能是被動的即在被大國利用的條件下才能存在。與東南亞臨海小國不同，蒙古國與大海隔絕，是一個在內陸且在中俄兩大國「合掌」中存在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如沒有世界資源的自由輸入，在海權時代，如果再不倚仗大國扶助，是不能持續發展遑論崛起的。由於蒙古境內沒有出海通道，其所能倚仗的大國就不能是遠在天邊的西方國家，而只能是近在眼前的中國或俄國，其外交傾向只能遵循中俄關係及其力量對比的變化。比如在前清時期，由於中國東南沿海尚未出現大規模的危機，那時中國清政府尚可控制外興安嶺至庫頁島一線，並於1689年迫使沙俄與中國籤訂《尼布楚條約》。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外蒙古獨立就是不可思議的事。可到鴉片戰爭後，中國北線的防禦能力就不得不大幅後退，並在《璦琿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中被迫讓出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以及中國西陲共約150萬平方公裡的領土。在中國半殖民地的歷史條件下，外蒙古在俄國人的操縱下逐漸脫離中國並轉向獨立。
蒙古國的老政治家明白其國家所處的這樣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蘇聯解體後，他們便堅持符合蒙古國地緣政治特點的不結盟、等距離、全方位和多支點的外交戰略。進入21世紀後，蒙古國年輕的政治家們開始脫離中立外交路線，向西方靠攏。2004年，蒙古國加入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亞洲夥伴國；2012年3月，蒙古國成為北約合作夥伴國；2012年10月31日，正式申請加入歐安組織，很快便得到批准【15】。如果我們了解了上述蒙古國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便知蒙古國的這些外交舉動無助於改善它的安全環境。
承諾，尤其是安全承諾，如果它過於遙遠的話，是無法得到兌現的。前事不忘，後世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法不也給予波蘭安全承諾嗎？其結果是在德蘇大兵壓境的時候，英法卻愛莫能助，波蘭也只有呼天不應。1939年的波蘭況且如此，那又怎能設想西方為深入內陸且比波蘭更遠的蒙古國提供安全保障呢？目前各國戰略研究因缺乏沙場歷練經驗而日顯書生論兵特點，蒙古國加入歐安會的外交舉動便是其中的經典案例。
蒙古國是夾在中國和俄國家門口的國家，而且蒙古國目前90%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國，中國商品已佔蒙古國進口總量的1/3，不斷上升的對華貿易額目前已佔到蒙古國經濟的3/4。【16】在這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勢和這樣高的對華經濟依存度中，蒙古國選擇加入遠在天邊的歐安會的結果可想而知。如果用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的「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17】這一比喻來概括蒙古國加入歐安會後的難堪境遇，是比較貼切的。
對蒙古國目前所表現出的外交幼稚病及其可能後果而言，這裡需要提前預警的是，當歷史進入21世紀，新的地緣政治變量正在北亞出現。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及因氣候變暖造成的北極解凍速度加快【18】、北極航道【19】通航時間日益延長等因素的出現，俄羅斯將破天荒地面臨來自北方的安全壓力並因此改變其原有的無「後顧之憂」的國防結構——這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南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徵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的情形非常相似。鑑於俄羅斯人口增長速度過於緩慢以及北方邊境過於漫長，這種新產生安全的壓力對未來俄羅斯來說將是難以承受的，但這同時又對中俄戰略合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若這樣的歷史條件出現，在國境內沒有獨立出海口的蒙古國的經濟重心及其他相關要素將不能不對中國做出更多的傾斜。在經濟日益向中國傾斜的條件下，其外交卻不做相當調整，其自相矛盾的外交後果必然是陷在鼠首兩端困局中不能自拔。
東北亞
如果說蒙古國在中俄之間有著緩衝矛盾的作用的話，那麼中俄則在東北亞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儘管東北亞遠離俄羅斯的經濟中心，但它卻關乎俄羅斯進入太平洋的戰略通道的安全，對俄羅斯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價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不僅收復了1905年日本攫取的南千島群島等領土，還佔領日本聲稱的「北方四島」，由此便保障了從海參崴海軍基地經過俄國人可控制的宗谷海峽進入太平洋線路的安全。在俄國人將旅順港歸還新中國後，如果考慮到1905年被俄國海軍在對馬海峽和黃海遭到日海軍重創的教訓，這條從海參崴經宗谷海峽的海上通道就成了俄羅斯遠東海軍進入太平洋的生命線。而正是這條生命線及俄國遠東國防力量的薄弱使得俄羅斯對遠東的政治形勢的任何變動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19世紀末，中國國勢衰落，甲午戰爭後日本崛起，沙俄意識到東北亞的戰略平衡將被打破，迅速與中國聯手，將日本逼出遼東半島。此後沙俄認為幹涉還遼「有功」，反手傷害中國：迫使清政府與之於1898年3月27日籤訂了《旅大租地條約》，規定沙俄租借軍港旅順口、商港大連灣25年。稍後又於當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與之籤訂《旅大租地續約》。1900年，義和團事變中，俄國藉機佔領了東北全境。這些行為破壞了俄國在中國的信譽並為5年後對日作戰的失敗埋下種子。
1903年，從哈爾濱到旅順、縱貫整個滿洲的中東鐵路南滿支線全部完工。俄國租借旅順的7年期間，試圖獨佔滿洲並進而威脅朝鮮，這引發日本的強烈不滿並促使日本於1902年1月30日與英國締結同盟條約。經一年準備，1904年2月8日，日軍便向旅順口發起偷襲，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爆發，沙俄戰敗。隨後遼東半島為日本佔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全面佔領中國東北，蘇聯與中國再次聯手並於1945年將日本再次逐出中國東北。此後蘇聯又老病重犯，利用其強國地位再次反手傷害中國並為日後的衰落埋下伏筆。史達林與美國、英國背著中國秘密達成了《雅爾達協定》，並據此佔用中國旅順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展現出「獨有英雄驅虎豹」的力量，也讓俄國人意識到中國「更無豪傑怕熊羆」【20】的底氣，1952年底蘇聯將中東鐵路歸還中國，3年後又將旅順歸還中國。
中俄在東北亞近半個世紀磨合的結果說明，俄羅斯在遠東的有效攻勢不出其版圖，它在東北亞若有較大動作，其效果取決於中國是否配合。俄國只有在與中國的合作的條件下才能在東北亞實現它的戰略目的，這正如中國在西陲若有任何較大的外交舉動，也只有在與俄羅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樣。與以往不同的是，20世紀末出現的蘇聯解體、北極解凍和中國崛起的現實變化使俄國在遠東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的需求持續加大，中國在東北亞從以往的從屬地位開始向對等地位轉變，中俄在東北亞地區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礎。
朝鮮半島
目前東北亞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紀50年代美蘇冷戰的產物。朝鮮半島的「三八線」【21】本是戰勝國美國與蘇聯接受日本投降地區的臨界線，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並挑起韓戰【22】後，「三八線」就成了維繫朝鮮半島冷戰均勢的標誌線。曾是挑起太平洋戰場罪魁的日本則渾水摸魚，在冷戰體系中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盟國，而牽動遠東「兩大陣營」最敏感神經的就是「三八線」：朝鮮半島若由北方統一，那就意味著中國和俄羅斯的力量逼到美國的盟國日本的家門口並為美國和日本不容；反之，則不能為中國和俄國所接受；在冷戰沒有完全消除的條件下，即使朝鮮半島統一，它在東北亞東西兩大張力的拉鋸中也很難保持絕對中立的外交立場。這樣，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刻度的力量對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變動就成了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變化的重要風標。也就是說，只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放棄對中國和俄羅斯實施的帶有遏制性質的「冷戰」政策，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刻度的南北分裂態勢必會繼續保持下去。
朝鮮是中國和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對俄國而言，朝鮮則是它保障東西伯利亞安全和進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橋頭堡。朝鮮更是中國東北安全的門戶，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也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將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衝擊。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多出自從新疆至東北三省乃至朝鮮半島的「廣大條形地區」【23】；這一地區兩端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定鼎於此線的長安、洛陽、北京等國家京畿中樞，如果中樞對發生於這一地區的事變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退向中國長江一線。而中原政權退至江南引發的必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對打過「三八線」並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美軍採取堅決反擊的深層原因。
有鑑於上，東北亞地區若出現任何影響中國和俄國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國、日本還是美國——的介入，其必然的結果就是中國和俄國或結盟或強化合作關係，而中俄在東北亞的合作往往是它們戰略結盟從而引發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先聲。
日本
進入21世紀後，日本這塊美國戰略的「基石」有了一種逐漸「沉沒」【24】的感覺。
對東亞和平威脅最大也是能讓日本右翼有些「膽氣」的是日本的核潛力。2005年7月，英國《獨立報》稱，日本目前至少已經儲存45公斤鈽。同年9月14日的《亞洲時報》預計到2020年，日本的鈽儲量將高達145噸，成為世界最大的武器級鈽持有者，遠遠超過美國核武庫中100噸的數量。【25】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擔任議員時曾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周之內製造出核武器。」【26】隨著日本軍事力量的加強，日本政界滋生出強烈的發展核武器的願望。2002年5月，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稱：「只要堅持專守防衛，日本也可以擁有核武器。沒有不準擁有核武器的理由。」2003年年底，83名新當選的日本國會議員更是公開認為，如果國際形勢需要，日本應當發展核武器，實施核武裝。這其中就有曾是小泉內閣中的農林水產大臣中川昭一、外務大臣麻生太郎、環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以及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等政壇重量級人物。【27】2009年澳大利亞《國際事務雜誌》7月號刊載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詹姆斯·麥尼考姆和安德魯·奧尼爾題為《中日戰略關係：競爭會導致對抗嗎？》的文章對日本的核能力做出評價，認為「日本毫無疑問是一個新興的核武器國家，它擁有能在極短時間內生產核武器的技術能力、知識和材料，只要決策者做出決定即可付諸實施」；「雖然日本奉行無核三原則，但是如果一旦決定將其能源從民用轉為軍用，日本確實擁有獲得核武器的手段」【28】。
但是，一方面，朝鮮核力量的崛起從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島」問題和南面釣魚島問題牽制的日本安全形勢雪上加霜；它使已經擁有核威懾力的日本軍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鮮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鮮成為日本防務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方面，這對日本實施南下戰略在俄羅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鮮這個更為不確定但更具威懾力的因素。確切地說，具有不確定性的朝鮮核力量對日本南下戰略形成了比俄羅斯因素更為有力的牽制。
對美國人而言，美國並不需要一個再次強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個「體質」不是很健康並因此更聽話的日本。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核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已擁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的絕對敵人，而無核的日本則是可以讓美國放手納入「後院」且死心塌地為美國效命的「盟友」。2011年日本東部地區發生的「311」九級大地震在瞬間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發展的核能力。同時也為美國放手接納日本除去了心病。
從中國方面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19世紀末的中國。目前中國擁有的地緣政治環境已使日本的軍事技術優勢大打折扣，而日本的軍事技術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才能發揮其優勢。今天的黃海和東海——與19世紀90年代的甲午海戰時相比——對擁有中遠程飛彈精確打擊技術的中國來說，已屬伸手可觸的近海海域。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永不沉沒的超級大「航母」而言，任何進入它東面近海的他國航母都無異於兒童戲水輕舟，在對中國具有威懾力的日本潛在核能力因朝鮮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壞大幅縮水後，日本相對優越的軍事技術對中國根本構不成威懾力。
今天的東亞也不是20世紀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風喚雨的東亞。現在的日本——與德國不同——因其對二戰侵略罪行的無悔態度，迄今仍未獲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感情上的接納，這使得日本戰後投降迄今與東亞國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論盟友的關係。2010年4月和7月，中國海軍在東海至宮古島東南公海海域組織正常訓練【29】，此舉令日本感到震驚並表示抗議【30】。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過度反應並沒有得到亞洲其他國家的任何呼應。這只能說明日本在亞洲沒有盟友遑論盟國。日本人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2010年8月10日，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為了拉住韓國人，在東京「對殖民時期給韓國人造成的傷害表示深深的歉意」【31】。不料此舉卻遭到韓國民眾更為強烈的不滿，2010年10月5日，韓國政府發布《馬紹爾群島朝鮮人抵抗事件和日軍鎮壓真相調查報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日本軍隊強徵至南太平洋的朝鮮勞工因日軍欺騙他們吃人肉而反抗，慘遭集體屠殺。【32】同年11月3日，韓國《朝鮮日報》稱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視察南千島群島，是「日本帝國主義遭到的報應」【33】。這說明日本與韓國的「盟友」關係只是美國強力撮合的關係，如果考慮到日本與持不妥協立場的韓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島嶼（比如獨島）之爭，不難斷定，日韓結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礎。
韓國尚且如此，東亞其他國家與日本的真實關係更是可想而知。2010年11月，第十八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在日本橫濱舉行。按照十多年來的慣例，與會的領導人要身著會議東道主國家的民族服裝併集體合影。本次APEC峰會讓東道主日本感到尷尬的是，在拍攝大會合影時，會議不選擇日本民族服裝和服，認為只要「普通的正裝就可以了」。服裝的選擇其實也是語言的選擇。在APEC峰會上用服裝表達東亞團結「語言」的慣例始於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茂物峰會。時任印尼總統蘇哈託為每位與會領導人送了一件蠟染印尼襯衣。此後，APEC會議主辦國都會依照這個慣例，為領導人準備獨具本國特色的民族服飾。這十多年間只有日本主辦的會議「沒有統一服飾」【34】。服裝的不統一意味著東亞國家與日本沒有基本的認知統一，這暗示著日本在東亞仍面臨著失道寡助的外交環境。1941年5月5日，史達林在紅軍學院講演中分析國家戰前需要具備的政治條件時說：
為了很好地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就不僅需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且必須在政治上為戰爭做好準備。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什麼呢？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要有足夠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國。【35】
顯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準備——至少與今天的德國相比——是極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來尤其是朝鮮成功核試以來的外交戰略已有些「病急亂投醫」的莽撞，其內閣一年一換宛如走馬燈，其對外政策更是東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東亞地區力量均勢的天平正在向有利於大陸國家而不利於日本的方向傾斜。
黃海、東海和南海
中國海區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徵，大類分為黃海、東海、南海三個海區。黃海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在濟州島北側，約140米。東海平均水深為370米，最深處是東海海槽，最大水深2719米。南海平均水深1212米，最深處大致位於中部，達5559米。隔開臺灣與大陸的臺灣海峽，長約370公裡，寬約130至409公裡，平均寬度約200公裡，北通東海，南接南海，東臨太平洋，東北鄰琉球群島，相隔約600公裡；南接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隔約300公裡；西隔臺灣海峽與福建相望，最窄處為130公裡。位於臺灣東北方向的釣魚列島距中國溫州市約356公裡、距福州市約385公裡、距臺灣167～277公裡；【36】但臺海兩岸分離的現實使中國對相當部分的深海區域不具有完全和有效控制力。
黃海歷來是中國國防的「命門」，當然也是中國近代海權的「軟肋」。黃海關乎東海的穩定和臺灣地區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國臺灣就是從控制黃海制海權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臺灣問題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斷日本南取臺灣的關鍵，還是對黃海的控制。這是從制海權的角度考慮。如果從制陸權的角度考慮，黃海不僅毗鄰中國經濟發達的江蘇和山東兩省，同時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門戶。在此區域發生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對中國政治安全有著全局性的嚴重威脅。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臺灣動，而臺灣動則中國從而東亞動。因此，近代以來的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1950年的韓戰——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看得明白，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37】
控制黃海的目的在於從側翼保護臺灣。臺灣是西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實現臺海統一後，制海範圍就可直推至臺灣以東的深海區，並對臺灣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賓外交向日本傾斜的主要原因【38】。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並使中國海南島、臺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漢代賈誼所說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39】之勢。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並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順利解決。
朝鮮半島位於中國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以至中國臺灣的安全，而臺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海看做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於下臂，海南島相當於手掌；而位於東海的臺灣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臺灣不保；臺灣失控，中國在海南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臺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在臺灣南北兩段中，臺灣以北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臺灣尤其是臺灣北側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列島就接近控制了臺灣，而控制了臺灣，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臺灣，就是1872年吞併琉球後的邏輯結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國臺灣就是當年甲午海戰勝利的直接後果；1951年，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也從封鎖臺灣海峽開始。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臺海兩岸分離才使中國在南海的攻勢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對民主人士周世釗和王季範談他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結果的考慮時說：
不錯，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國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40】
在南海方面，中國面臨兩個戰略通道：一是進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峽，它在臺灣和菲律賓之間，平均寬185公裡，與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相距大致為500～900公裡。但與東海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相比，巴士海峽離中國大陸較遠，而且與有島嶼爭議的國家菲律賓較近。釣魚列島與日本相距近1000公裡，而巴士海峽如與中國臺灣平均的話，與菲律賓則相距不到100公裡，顯然，如果不考慮臺灣當局的態度，中國大陸通過巴士海峽的護航條件遠不如釣魚島。另一就是進入印度洋的必經的馬六甲海峽。但馬六甲海峽離中國大陸過於遙遠，其路途上的糾紛也比較複雜，其矛盾性質也不同於東海，中國當用團結南海國家的方法，共同維護這一地區的通道安全。
需要說明的是，在「三海」即黃海、東海和南海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臺灣為中界，在臺灣以北的黃海和東海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是實現臺海統一，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主要對手是日本。我們知道，臺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國共同建立的雅爾達和平體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國反覆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基礎，也是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拒絕臺灣當局進入聯合國的法理基礎。日本——與美國和東南亞諸國不同——從1972年至今仍堅持不承認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國關於「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表面上看是挑戰中國，但究其實質是在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國建立的雅爾達和平體系。事實上，自蘇聯解體及由此引起的雅爾達體系在歐洲自行消失後，日本就開始著手為顛覆遠東雅爾達和平體系做前期準備。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邊事態法》和2003年國會通過的「有事三法案」【41】及其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舉動表明，日本已開始為其軍國主義立場翻案。對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中講得直截了當：
還有關於憲法問題最大的爭論點，也就是第九條的問題，第一項的規定保留著尚可，但對於第二項「不保持陸海空和其他戰鬥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等內容，就應該進行修改了。
對持續了近六十年的戰後體制進行歷史性轉換的時機已經來臨，而且也必須進行轉變。不僅自民黨，所有的政黨都必須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自己的立足點。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來。不能修正自己觀點的政黨，就是所謂舊時代的政黨。這就是至今為止的進展情況。還固守以前被麥克阿瑟佔領後二三十年間的觀念的政黨，在國民中明顯落伍。國民正在不斷進步，所以遺留在舊體制中的東西就會被拋棄，而且我認為這種趨勢會越來越強。【42】
日本是二戰中亞洲唯一與德意法西斯籤訂同盟條約的國家，因此，日本顛覆戰後雅爾達和平體系的舉動，引起的不僅是中日之間而且是日本與整個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矛盾。比如，日本與韓國是冷戰中以美國為盟主的盟國關係，但近年韓日在島嶼主權爭端中所表現出的卻是日本挑戰雅爾達和平體系的矛盾。和平體系一定是法權體系，遠東的雅爾達法權體系是以鎮壓和剝奪日本法西斯及其權利為前提的，而現在日本要利用「冷戰」與美國綁在一起來顛覆這個前提，在俄羅斯南千島群島、韓國獨島、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等提出所謂「主權」的要求，其結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問題上，中國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爾達和平體系賦予中國而中國卻沒有事實享用的利益，這樣的要求有理、有利、有節，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勝算的。在臺灣問題上，亞洲國家寧可接受一個資源供給豐富且有巨大迴旋餘地的中國，也不願接受資源奇缺和生存空間狹小的日本。
在臺灣以南的南海地區的矛盾相對比較單一，這裡並不存在與雅爾達和平體系相矛盾的國家。南海國家之間的矛盾更多地表現為雅爾達和平體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戰」關係在內的矛盾。冷戰是產生於雅爾達體系中盟國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比如中蘇之間存廢《雅爾達協定》的鬥爭、蘇美之間在朝鮮半島勢力範圍的爭奪等，以及由這些矛盾產生的「兩個陣營」——不管表現得如何激烈，它們都不出雅爾達法權體系。比如，美國從不對蘇聯或俄羅斯在日本所說的「北方四島」的佔領權提出異議，蘇聯或俄羅斯也從不對美國在衝繩的佔領權提出異議。在南海地區，在雅爾達和平體系中存在著兩種矛盾：一種是「冷戰」矛盾，另一種是歷史領土糾紛。兩種矛盾時而涇渭分明，比如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針對中國和蘇聯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時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賓參與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的同時又在黃巖島主權問題上向中國叫板。前者是「冷戰」矛盾，後者則是歷史矛盾。但不管什麼矛盾，它們本質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爾達和平體系中誕生的國家之間因而不是絕對對立並且是可調整的同一法權體系內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並沒有得到東南亞國家的響應。更由於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有著相互依存的需求，它們——與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數國家始終與美國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保持相當的距離，其原因，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43】。有鑑於此，目前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積極響應，也正因此，美國更希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生衝突，讓中國在這衝突中為美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採」【44】，將本不願緊跟美國的大多數南海國家推向美國，並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45】，使我們解決臺灣問題面臨的形勢更為困難。對此，中國應予以高度警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第一，黃海、東海和南海對中國海權建設而言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個海域，臺海兩岸的分治是中國三海不能形成一體聯動的關鍵環節，因而臺海統一是南海和東海所有問題解決的主要矛盾，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東海問題屬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可調和的雅爾達體系內部的矛盾，後者屬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調和的雅爾達和平體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現也比較孤立。第三，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於南海。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從東海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於護航因而必須全力維護的關鍵地帶。通過它，中國海上力量東進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進入巴士海峽的東北口，由此既可對臺灣東海岸實行有力保護，也可從外圍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力量相呼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日本相距近千公裡，而距中國大陸（溫州市）僅有356公裡，屬中國須傾其全力保衛的核心利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離日本的盟國美國的本土更遠，不屬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不會——除非出現象希特勒那樣對史達林蘇聯失去了起碼的判斷力的領導人——也不值得在此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太平洋戰爭後，衝繩為美國所佔領並成為美國軍事基地至今。這名義上為遏制中國，其實連日本也明白，它還有監控日本的作用：美國要防止日本鹹魚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報復美國。駐紮在衝繩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國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發揮，卻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國沒有撤離衝繩前，日本海軍南下的調門可能很高，因顧忌美國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羅斯在「北方四島」上施加的壓力，其步伐可能不會太快。
對中國而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與臺灣的「接榫」地帶，日本對釣魚島的企圖本質上是對臺灣的企圖，因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決定臺海統一大業的成敗，也決定中國在西北太平洋海權建設的成敗。由此可說，中國推進「三海一體」建設的關鍵在臺海統一，而實現臺海統一的關鍵在於實現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
臺灣
在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思考中，臺灣問題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打開北太平洋海權困局的破局地帶。他告誡在臺海統一問題上「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係中突出的問題是臺灣問題」【46】；臺海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47】。
「戰略考慮」就是對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慮。鄧小平同志的考慮是清醒的。東海和南海出了那麼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臺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臺海統一，臺灣這個「肘關節」得以「痊癒」，那麼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48】之間就會連為一體，其間的海上力量就會形成巨大的合力並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構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在此基礎上，東海和南海的其他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
鄧小平同志是從「三海一體」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國面臨的海洋島嶼爭議問題而且還將解決臺灣問題看做是破解這錯綜交織矛盾的關鍵環節，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1978年年底，鄧小平就考慮利用中美關係改善的時機，將「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49】。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幹部會議上提出「80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在臺灣問題上，鄧小平特別強調說：「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50】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可以說是小平同志上述設想的政策體現，其間語氣真誠而迫切，希望「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時至今日，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利，可謂萬事俱備，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我們如果儘快結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則所能貢獻於人類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實現祖國統一，不僅是全中國人民包括臺灣同胞的共同心願，也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共同希望」。【51】
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臺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臺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臺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
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臺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徵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臺灣和長江兩岸十裡以南的地區」【52】。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臺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臺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
福摩薩【53】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臺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衝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54】
臺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
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55】
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臺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徵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56】。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臺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臺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
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57】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58】
通過控制臺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森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森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59】
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臺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臺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臺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
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臺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臺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臺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韓戰，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臺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臺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臺灣則要勞師徵遠。對美國而言，臺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
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60】。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
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61】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史達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臺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臺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臺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如上所述，臺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臺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
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臺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連結，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
東南亞、西南亞
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裡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
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韓戰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