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器》:透過隱藏的過去,探尋犯罪動機背後的社會性根源

2020-12-25 心鳴堂

「我是孤獨的孩子,在寂靜的河邊堆制砂器。有不期而至的大雨,在砂器初成之際。」

電影《砂器》改編自日本文壇推理大師松本清張的同名小說,由日本著名導演野村芳太郎執導,集合了黑澤明的御用編劇橋本忍和大導演山田洋次做聯合編劇,並由著名作曲家芥川也寸志編曲,被日本影壇盛譽為「金字塔之作」。

故事講述了東京蒲田火車站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兇殺案件,被害人是一位受人愛戴、仁慈慷慨的老人三木謙一。奉命調查此案的今西警官和同事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殺人動機,但是在他們鍥而不捨的追尋之下,漸漸撥開層層迷霧,揭開了一段涉及到聲譽漸隆的天才音樂家的神秘身世以及案件的真相。

影片將對主人公悲苦命運的如泣如訴的描述和案件曲折複雜的偵破過程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通過音樂家和賀英良的矛盾形象,向觀眾揭示了一場不可逆轉的社會悲劇,即引人入勝又發人深思,這或許正是這部經典推理電影最吸引人的地方。

《砂器》不追求離奇驚險,而是以推理剖析主人公的犯罪動機和社會成因,大膽揭露社會的真實暗面,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我將從這部電影的創作背景、角色人物的藝術塑造、結合犯罪動機背後的社會性根源來談談這部作品的獨特藝術魅力,以及它給現代文明的發展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一、日本文壇的「清張革命」造就了更廣闊的推理空間

說到《砂器》,就不得不提到原作者松本清張,他與柯南道爾、阿加莎·克裡斯蒂並稱為推理小說三大宗師。

如果說柯南道爾和阿加莎·克裡斯蒂的作品主要是旨在設計一個精巧的布局或者鋪成開一個撲朔迷離的案情調查、意圖創造某個智慧過人的偵探,那麼,松本清張則是將注意點放在了案件背後所反映出的人情冷暖和社會百態。

松本清張是一名敢於揭露日本社會黑暗面的寫實作家,在他的筆下,並沒有天生的壞人,但是戰爭結束後的日本,因為畸形的社會環境與遺留的歷史問題塑造出了畸形的人性,最終在特定的環境下激發出人性中的邪惡。

不可迴避的是,犯罪人本身有某種令人同情與惋惜的地方,而松本清張的作品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做一種對時代與個體命運的反思,這或許與他大器晚成的坎坷人生經歷不無關聯。

1909年12月21日,松本清張出生於日本北九州市板櫃町一戶農民家中。1924年從高等小學畢業後的松本清張,進入一家小公司負責收發物件和打掃衛生等雜事。在繁雜無趣的工作之餘,松本清張非常渴求知識,但囊中羞澀的他,只能利用空閒時間去書店蹭閱讀。

當時的《新青年》雜誌上有一些被介紹到日本的歐美偵探小說,極大地開闊了松本的眼界,松本清張被推理小說的魅力深深吸引,常常在閱讀時陷入廢寢忘食的境地。

1928年,松本清張應聘到朝日新聞社在當地設立的西部分社,當時社裡有一名叫淺野的同事酷愛考古,經常找一些文物碎片展示給松本看,這大大激發了他的考古興趣,也是日後松本清張選擇「砂器」作為推理小說作品線索的重要原因。

松本清張自1955年開始致力於推理小說的創作,1957年是對他至關重要的一年,他的短篇推理小說集《顏》獲得日本推理小說界的最高榮譽——推理作家協會獎。之後,松本清張發表了自己的代表作《點與線》,憑藉這部經典作品,他被譽為日本「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開山鼻祖。

縱觀松本清張的一生,與昭和時代緊密相連,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作為二戰老兵的松本戰後返回家鄉,因貧困輾轉於各種工作之間,目睹了日本被美軍佔領的種種情形。後來又親歷了日本經濟的騰飛,也使得松本清張得以洞察到現代社會的各個角落、階層與秘密。

豐富的經歷最終孕育出松本清張穿透表面現象,直擊核心矛盾的犀利目光。因為站得高、望得遠,松本清張的文學視野特別寬廣,能夠發現並且批判種種社會問題,正是秉持著一種家國大情懷,他才得以改造了日本推理小說的格局。

在松本清張之前,日本的推理小說偏重案情剖析,對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情感和社會背景著墨不多。而松本清張因為自己貧寒的出生,命運多舛,再加上經受了戰爭的洗禮,這種長期受歧視受屈辱的生活,也為他的思想發展提供了真實的社會投射和心理依據。

也正因如此,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往往會通過逆境中人物的人生道路與命運失敗來呈現時代與社會生活,在保留嚴密推理的基礎上,重視挖掘案情發生的動機,追究犯罪的社會原因。

這場日本文壇的「清張革命」真正革掉的,是日本文化中的「迴避真相與責任」,透過表層意象看到本質內核,揭示現代日本社會中存在的不真實、虛假以及人們內心的壓抑特性,看到人心和人性的黑暗面,真正是應了那句「真相藏在時間背後,不會沉睡太久」。

二、不論人生的旅途如何變化,父與子的「宿命」永恆不變

作為小說家松本清張唯一信任的導演,野村芳太郎改變了推理片的格調,他令極度的寫實與極度的抒情得以淋漓盡致的並存於這部影片之中。

通常,寫實要求影像風格簡約而真實,而抒情則仰賴情緒的鋪陳,簡單與繁複、質樸與華麗這樣獨具匠心的搭配,便形成了魅力驚人,超越原作的經典影片。毫無疑問,這部1974年版的《砂器》可以說是野村芳太郎的巔峰之作。

野村芳太郎運用極致的寫實拍攝手法將松本清張的紙本小說變得更有質感、更為真實,成功塑造出了一個如「砂器」般脆弱、即悲慘無助又冷酷殘忍的天才藝術家,將小說《砂器》推向了一個更高的新境界。

影片開頭有一段序幕,一個小男孩在海灘上用沙子做成碗狀的器皿,因為沙子難以成器,所以遇上風吹雨淋便毀壞殆盡,給人一種空無和宿命的感覺。此時,銀幕上推出片名「砂器」,寓意著主人公和賀英良的短暫一生:苦難、奮鬥、成名、犯罪、伏法。

一個幼年不幸的孩子,通過改名與奮力拼搏成為了年輕有為前途無量的的天才音樂家。為了掩蓋自己與身患麻風病的本浦千代吉的父子關係,一念之差,毀掉了恩人的性命,也斷送了自己的前程。和賀英良的人生就如同海灘上那個脆弱的砂土器皿,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這部電影比原作更為「高明」的地方體現在兩處:

一處是和賀英良挑戰交響樂。導演通過和賀英良作曲並演奏的鋼琴協奏曲《宿命》那激動人心的旋律,以及配合樂曲內容所呈現出來的畫面,獨樹一幟的向觀眾展示了和賀英良的隱秘身世。

樂曲時而激越、時而哀傷、時而充滿沉痛的悼念與狂怒的控訴,主人公和賀英良用他的藝術作品宣洩著他的矛盾與痛苦,他的不幸與絕望。

當畫面中出現父子倆浪跡天涯的身影,協奏曲柔緩而低沉,這是和賀英良對昔日父子情的隱忍思念和卑微抗拒;當出現養父母三木夫婦為幼年的本浦秀夫修剪頭髮、清洗身體、往他碗裡夾菜的場景時,協奏曲的旋律變得沉痛而哀傷,這是和賀英良對被自己殺害的養父三木謙一的悼念。

當三木聲嘶力竭地大喊本浦秀夫的名字找尋他時,開始的畫面是幼年秀夫躲藏在樹幹後含淚望著遠處三木焦急的身影,而三木的最後一聲呼喊,卻落在正在音樂會上演奏的和賀英良的身上。

導演通過畫面語言告訴我們:和賀英良的耳邊至今仍迴蕩著養父三木當年的呼喊聲。此時,和賀英良早已不再存在,在臺上演奏的是正在與自己積攢了20年怨恨與悲傷的宿命對話的木浦秀夫。

影片中的交響樂《宿命》氣勢恢宏、寬廣壯闊,具有可獨立於電影之外的非凡藝術成就,折射出和賀英良那掙也掙不開、甩也甩不掉的命運。他拼命想要忘記,甚至以為自己早已經忘記,卻不過是自欺欺人。

另一處是導演將原作中和賀英良的被捕地點,由登機前的機場改成了演出的舞臺上。

我們可以從和賀英良演奏樂曲時悲憤交加的形象中,明顯看出導演對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的刻意借用,這也是影片對主人公進行藝術化塑造的關鍵性一筆。

於是,此處舞臺上的樂曲起到了一石二鳥的作用,不但呈現了原作中未曾展現過的犯罪者的心理活動及精神世界,同時又為影片導入了「宿命」這個重要的主題表達。

影片的最後,導演特意對本浦父子間的「宿命」關係進行了點化:今西警官在上前逮捕和賀英良之前,充滿同情地對同事說:「和賀其實是很想見到他的父親的,只不過他只能在音樂裡和父親相會。」

片尾處更是出現了字幕提示說,「象本浦千代吉那樣的患者在日本已經不存在了。然而,無論人生的旅途如何變化,象這樣的父與子的宿命,卻是永遠都無法改變的。」

這段用於升華電影主題的文字,看起來語焉不詳,但又非常淺顯易懂地傳遞除了70年代的社會繁榮之下,被壓抑在人們內心深處的一種悲情——無論後人們如何努力,都永遠無法從前人留下的「歷史陰影」中擺脫出來。

三、透過隱藏的過去,探尋犯罪動機背後的社會性根源

在《砂器》中,音樂天才和賀英良是一個既幸運又不幸的悲劇性人物,更是當時日本社會體制之下的一個犧牲品。

幼年時,他跟隨得了麻風病的父親本浦千代吉乞討流浪,嘗盡辛酸,長期受盡歧視的屈辱生活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痛。

後來他逃離生父與養父身邊,偽造戶籍,經過勤奮學習和努力,成為了一名音樂家。卻沒想到在自己獲得榮譽和名利之時,養父三木卻找到他,讓他去看望自己仍在世的親生父親。

回憶對和賀英良來說,是他最羞於啟齒、想要永遠隱藏的秘密。改名換姓的木浦秀夫,內心早已失去溫潤的善意,只剩下乾涸的冷酷。

而和賀英良殺害三木的動機,就是害怕暴露自己和麻風病父親的關係,不僅會回到幼年時期被人歧視的歲月中,還會毀掉來之不易的名譽和前程。

當時的麻風病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病菌本身,而是患者所遭受到的難以想像的社會歧視。

雖然麻風病並非無藥可醫,傳染力也較低,但由於患者皮膚潰爛,嚴重時還會因肢體變形而面目猙獰,於是,20世紀的人們堅信麻風病是不治之症,並對麻風病患者抱有極大恐懼和厭惡,集體性地將其排除在社會之外。

日本進入昭和時代後,人們對麻風病患者的偏見仍然根深蒂固,以致患者在就職、結婚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視,低人一等。

原作者松本清張正是發現了這一社會現象,他對漫長歷史進程中不公平的社會歧視進行了大膽揭露,將其作為犯罪的社會性根源融入作品。和賀英良為了隱藏麻風病父親的黑暗過去而謀殺恩人養父,便是對社會歧視的一種有力諷刺。

《砂器》是一個以悲劇收尾的沉重的故事,但是,我們無法做到象今西警官那樣對和賀英良報以深切同情。對於這樣一個具有奮鬥的毅力和音樂的天賦,卻又不擇手段追逐名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應予以無限惋惜的批判。

我們也應看到,和賀英良利己主義的惡性膨脹是因為有那樣的社會環境提供溫床。 資本主義社會鼓勵極端的個人奮鬥和自由競爭、極端的優勝劣敗和弱肉強食,那就必然使極端利己乃至殺人害命這種社會現象無法根除。

寫在最後

電影《砂器》中展示的犯罪模式體現了「隱藏過去」,因此,這部電影一經公映,便深深觸動了戰後日本民眾的內心,在日本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受眾。

可以說,「隱藏過去」在戰後日本社會已然成為了大眾心理和群體意識,日本政府用自欺欺人的方式來麻痺自我,試圖遺忘和隱藏戰爭給本國國民和他國人民帶來的深重傷痛。

電影《砂器》勇敢地將真實的日本現實通過直白而又震撼心靈的視覺畫面,揭露人們無法迴避的社會問題,迫使人們不得不正視無法改變的黑暗過往。因為創作者們深知:只有正視過去 ,才能奔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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