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30日，一名男嬰誕生於無錫七房橋一個書香門第；百年後，他被稱為「中華最後一位通儒」。
錢穆，原名恩鑅，17歲改名穆，字賓四。中學時他被迫輟學，卻自學成才；任鄉間教師長達10年，憑才學登上大學講堂終而聞名北大；晚年旅居香港和臺灣，艱苦辦學，筆耕不輟，為中華文化續命，走完傳奇一生。
無錫當地流傳一句老話「東有七房橋，西有七尺場」，說的是無錫錢氏出了三位國學大師：教育家錢基博以及聲名更隆的其子錢鍾書，錢基博錢鍾書父子是出自七尺場錢氏，而另一位被稱為當代中國最後一位大師的錢穆便是七房橋錢氏。
1900年，虛歲7歲的錢穆開始上私塾，他聰穎異常，記憶絕佳，能一日學得生字二十，先生給增至三十，還能輕鬆記住，又給他增到四十，如此遞增直到日讀七八十都還能勉力記住。
一天傍晚，父親來到私塾，看到他正在讀《大學章句序》至「及孟子沒」，這個是先生還沒有講到的課程，父親指「沒」字問他：「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他回答，「如人落水，沒頭顛倒。」父親問：「汝何知此沒字乃落水？」錢穆回答：「因字旁稱三點水猜測之。」父親摸著他的頭跟先生說「此兒或可前生曾讀書來。」先生也點頭說他聰慧過人。
1911年，錢穆轉入南京鐘英學校讀五年級。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由於時局混亂，校方宣布全體師生離校，至此，他結束了10歲以來的新式學校讀書生涯。
錢穆輟學之後，自知家貧，便決意在家自學，自此他再未進入學校讀書。1912年春天，由遠房親戚介紹，錢穆離開老家七房橋，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小學教師，由此他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桑梓鄉教生涯。
1919年，這年杜威博士訪華，講教育哲學，錢穆讀到他的講辭，非常感興趣，但覺得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天差地別，所以他準備去教初級小學，和幼童接觸，來做一番教學實驗。
當時學人提倡白話文，初小教科書已也已經全部改為白話文了，錢穆先生準備親自查看白話文對於幼童初學的利弊得失。晚年錢穆有一次在和金庸的談話中就說到：教大學不如教中學，教中學不如教小學。小學和中學是有感情和生命的，同事如兄弟，師生如家人，每天吃在學校住在學校，像個大家庭，而到了大學，大家都自覺做了教授，師生關係反而疏遠了，彼此客客氣氣。
因此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錢穆便毛遂自薦擔任了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錢穆先生到任之後，改革教學方法，使課程規章生活化，學生生活課程規章化，使其兩方面融為一體，於是廢除體操唱歌的課程，但是每天上下午又有體操歌唱，全體師生參加，成為學校全體活動，後來又加上國語，採用的是相同的方式。又廢除了體罰，遇事循循善誘。作文課的時候，常帶著學生到校外，指導學生觀察討論，自由發揮，讓學習像生活一樣。
1927年秋，錢穆轉到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同時也是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錢穆在蘇州中學的時候，課餘研究先秦史，撰寫了《先秦諸子系年》。著名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偶然間讀到了錢穆《先秦諸家論禮與法》一講詞，覺得甚為相投，曾寫信詳加討論。1929年夏，蒙文通從四川來到南京支那內學院聽歐陽漸先生講佛學，有一天他來到蘇州中學拜訪錢穆，讀了《先秦諸子系年》手稿，以為體大精深，非常欣賞，唯清初顧亭林諸老可比。
這年9月，剛剛被聘任為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的顧頡剛先生從廣州回到老家蘇州省親，隨東吳大學陳天一先生一起來到蘇州中學拜訪錢穆。顧先生讀了《先秦諸子系年》手稿之後，當面就對錢穆說「君不宜久在中學教國文，當在大學教歷史」，隨後他便向中山大學推薦，讓錢穆去接任他的空缺。不久中山大學來電致聘，但是由於時任蘇州中學校長汪懋祖先生挽留，中山大學便沒有去成。中山大學沒有去成，顧頡剛又向錢穆為《燕京學報》約稿，錢穆之前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很有疑惑，於是便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來駁斥康有為的觀點。而以古史辨出名的顧頡剛這時正在燕京大學講授康有為，錢穆這篇文章的觀點與顧先生的觀點是有爭議，但是顧先生卻沒有門戶之見，先將論文發表了出來，接著又推薦錢穆到同校任教。
在顧頡剛的大力推薦之下，1930年9月錢穆離開蘇州，前往北平燕京大學任教大一大二兩班國文。1931年夏，錢穆人在蘇州收到北京大學聘書，剛到北平，又接到清華聘書，後又為情面所迫，在燕京大學和師範大學兼課，盛情難卻，錢穆只好在四個大學之間奔波。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自學者居然同時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學執教，一時名動京城，這一年錢穆年僅37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打響，其時「偌大的華北，已經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了，不久北平淪陷，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併，在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隨著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日軍的戰火燒進了南京、武漢和長沙。長沙臨時大學只好入滇轉進昆明，改名西南聯大。由於校舍不足，西南聯大文學院設在遠離昆明的蒙自市。
蒙自的條件雖然趕不上北平和長沙，但山清水秀，環境幽雅怡人，著實適宜寄情山水、著書立說。1938年5月，錢穆在同事陳夢家的多次促勸和國難家仇的刺激下，開始在教書之餘卜居宜良巖泉寺整理舊稿，正式寫作《國史大綱》。期間，中國二十世紀的又一位史學大師兼文學大家陳寅恪專程造訪，兩位大師徹夜長談，演繹了戰亂時期學術交流的一段佳話。
1939年6月，《國史大綱》全稿殺青。因當時昆明已遭日軍空襲，錢穆怕書稿毀於戰火，決定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為了出版《國史大綱》，從昆明赴香港，又從香港到上海。好事多磨，《國史大綱》在經歷重重審查後，直到1940年6月才獲出版。
1941年，47歲的錢穆前往成都任教齊魯大學以及在武漢大學兼職。1943年，先後任教於華西大學和四川大學。此後錢穆曾赴廣州華僑大學任教， 1949年2月，隨著解放戰爭的局勢逐漸明朗，不願留在大陸的錢穆在華僑大學僅僅執教2個月之後，便隨著華僑大學南遷到香港。
1967年，錢穆正式遷居臺北。
晚年的錢穆一力潛心著述，但是身體卻是每況愈下，70歲的時候，患上了青光眼，到八十四歲的時候，雙眼已經是完全看不見了。錢穆一向下筆千言，字跡工整，經常是數千字的稿子，只需要改寥寥數字甚至不用改就可以付印。就是眼睛完全看不見的時候，展紙落筆千言，往往也就是只有一兩個字寫重疊了，所以這個時候他仍然能夠撰文，只是無法親自修訂了，所以就讓夫人來念，然後指出問題讓夫人代為校訂。所以他晚年仍能著述不輟，最後一本書是《晚學盲言》，雖然是自謙，但是也是紀實。
錢穆壯年時代雖然體魄強健，但是作為傳統書生，不能自己料理生活。抗戰期間，在後方輾轉，沒有家人照料，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苦受折磨。後來到了香港再次成婚，有了新夫人的照料才好了起來。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裡，腦力大衰且無法進食，夫人千方百計尋醫問藥，但是終究是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終於在1990年8月30日上午9點15分，在「亞伯」颱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臺北杭州南路寓所裡無疾而終，平靜、安詳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刻。一代大師謝世，隱入歷史，享年96歲。
來源：綜合中國網、搜狐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