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準備託福考試，然後申請聯合世界學院（UWC），到國外去留學。」17歲的曹小靜一邊煮飯，一邊告訴記者。她的父母來自安徽農村，過去很多年裡，在上海四處遊走，做些小生意。
幾乎每天晚上，曹小靜和她幾十個同樣命運的孩子都會聚集在上海市楊浦區大學路的一所小房子裡，學英語、彈鋼琴、讀史作畫，各得其所。這個叫「久牽青少年活動中心」的小屋，裝修得精緻整潔，桔黃色的燈光充滿一屋子的溫暖，晚飯時間，會有人在廚房裡做飯，這一切都努力營造著一種中產階層家庭的氛圍。
那些來自農民工家庭的孩子們，一個個彬彬有禮、口齒伶俐、談吐大方，言行舉止一點不亞於那些有教養的城市家庭的子女，與他們在大上海最底層從事著各種艱苦勞動的父輩們看起來更是差別巨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受困於父輩的戶籍不能進入上海較好的公立學校讀書，卻又都不甘於被命運推進技校、職高等等培養勞工的機構，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有著超越自身階層的生活理想。而「久牽」給這種理想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戶，這是一家立志長久為進城農民工子女提供教育服務的非盈利民間組織，「久牽」意為「長久牽手」。
2011年4月，久牽的學員，就讀於職業高中的女生王新月打敗國內高手如雲的眾多競爭者，成功獲得UWC全額獎學金，開始了在UWC加拿大分院兩年的求學生活。（UWC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學預科學歷的教育機構，它提倡在不同民族、文化、種族、宗教以及社會經濟背景的人群間發展關係，增進理解；每年都會錄取來自不同國家、種族和宗教的優秀學生共同學習，學生遍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
王新月也成了孩子們最大的榜樣。在這個教育資源整體向強勢人群傾斜，向城市市民傾斜的年代，作為城市邊沿人群的農民工，其子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越來越渺茫；階層再生產現象，在農民工子女身上尤為普遍：父母是農民工，子女長大後大多只能去幹一些等同或類似於農民工的工作，無從改變。久牽的努力，為這種殘酷現實底色塗抹了一絲暖意。
「放牛班的孩子」在上海
「如果申請不上UWC的獎學金呢？」
「那我就好好準備中專升大專，然後讀大學。」
「要是大學也考不上呢？」
「那就去工作，作為一個中專生，我相信憑自己的技能也可以活得很好。」
12月的一天夜裡，記者造訪了久牽活動中心，當我拿最殘酷的命運安排來追問曹小靜時，這個17歲的小女孩，滿是淡定與自信，一點也沒有沮喪，雖然她在大約5年多前，剛剛懂事的時候就明白並且一點一點遭遇了作為農民工子女在這個城市受到的排斥與委屈。
在我們談話的間隙，久牽的另兩個學員陸霞妹和唐燦興衝衝地闖了進來，她們的攝影作品被教攝影課的志願者老師裝訂成了精美的作品集。在這本作品集裡，他們不少作品發表在上海當地的各家報紙上。久牽的專職老師高天翔告訴記者說，孩子們在繪畫、音樂、攝影等課程上出了不少成績，比如有同學已經拿到聲樂9級證書，有人拿到笛子4級證書。
久牽的服務對象主要是10~16歲的在滬農民工子女，主要內容是為他們免費開設音樂、美術、電腦、英語、寫作、美學、攝影、詩歌鑑賞、歷史、自然科學等等課程——這些課程往往因為民工子弟學校的條件限制或師資問題不能正常開設。老師主要是來自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等一批滬上著名高校的大學生志願支教團隊，久牽的資助方之一摩根大通的很多白領也是志願者。
此外，久牽還會不定期邀請作家、音樂家、律師、記者、學者、編導、醫生等各界人士為孩子們做專題演講。內部的各種事務則通過一套規則建設，比如圖書管理、網站編輯、清潔值日、活動組織策劃等等，都由孩子們自己主導，實現自我管理。
這一切努力的目的，正如創始人張軼超所言：要為那些在教育體系中處於弱勢的民工子弟提供平等的教育資源，要為那些因為貧困而無法發展其天賦的孩子提供一個屬於他們的教育環境，培養他們成為有獨立人格、有社會責任感和公益心、自信自強的現代公民。
久牽有一個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團，現在由上海音樂學院一位聲樂教師專門志願指導，這個合唱團每年都會組織兩場專場音樂會，參與各種文藝演出，一方面為久牽籌措辦學資金，擴大知名度，另一方面，也讓孩子們在燈光與掌聲中提升自信。合唱團每年還會組織一次別開生面的「回鄉之旅」，每年選擇學員所屬的某個原籍省份，帶領他們回到老家的村莊給鄉親們演出，按張軼超的話說，一方面讓孩子們去認識自己的家鄉，對照家鄉與自己所處的城市之間的差異，讓他們珍惜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同時在鄉村進行調研活動，鍛鍊孩子們的交往和調查能力，培養他們的社會意識，這樣，不管相比城裡的孩子還是鄉下的孩子，久牽的孩子都擁有更開闊的視野。
長久牽手的辛酸與堅定
久牽從事農民工子弟教育，到今天為止已經快10年，所取得的成就放諸整個國家，依然稱得上是微不足道，但點滴成就背後卻是異常艱辛的付出。10年前，創始人張軼超還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是家族裡最高學歷的擁有者，父母的驕傲。10年後，張軼超年僅35歲，鬢髮已有些許斑白。他未婚，沒什麼財產，只有一輛為出行方便從朋友那裡廉價購得的二手雪佛蘭小汽車，手機是一款形似蘋果的山寨低端機，面對物質生活的匱乏，父母的失望與壓力，似有說不得的愁苦。但無論如何，他對記者表示，這個公益事業他還會一如既往地做下去。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相比那些專注於各自世俗生活的普通人來說，他顯得太突兀。
本科學習文學、研究生學習哲學的張軼超對「生命」、「價值」之類的字眼尤為敏感。2001年，還是復旦大學《常識》報社主編的他，一開始只是出於調查的目的走訪了楊浦周邊的一些民工子弟學校，發現這些學校的落後與教學質量的低下之後，他開始組織同學和朋友出於愛心捐獻書籍、文具、衣服、體育用品。
有一次，他把帶來的一袋糖果分給孩子們，卻引發他們為了糖果而互相廝打和哄搶、哭鬧成一片，那個場面讓他久久無法釋懷，也開始想到將幫助的重心從募集實物轉向教育。對於此事，張軼超感慨：就算擁有現代化的電腦房，擁有標準的足球場，在這樣一個教育環境裡，這些孩子又能學到什麼呢？他們的生活不會有本質的改變。他堅信，這些孩子最需要的不是物質上暫時的改變，而是優秀的教師和系統的教育。
於是，張軼超和朋友很快在校內拉起一支志願者服務隊，承擔起復旦周邊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英語、自然科學、電腦等科目的教學。一開始，人數眾多的志願者服務隊積極性很高，可很快，他們就發現，在這些缺乏紀律的民工子弟學校，孩子們自由散漫慣了，搗蛋鬼眾多，上課秩序混亂，教學計劃並不總是能得到很好執行。更要命的是，一個學期之後，家長向校方反映志願者教學質量太差，孩子成績普遍下降。原來，農民工子弟學校之間普遍存在搶生源的劇烈競爭，學校為了招生，考試很多都是走形式，動輒給學生90多分的成績，一個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平時在學校英語成績可以考90多分，而到一般公立學校，可能30分都考不到。
校方拒絕了志願者繼續執教的請求，張軼超等人決定開闢獨立的教學場所，於是便有了後來的久牽青少年活動中心。不過，不是所有農民工家庭都歡迎他們的這個中心，只有那些對子女教育較為積極和抱有期望的父母會允許自己的孩子前來報名上課，而大部分不重視教育，下了課還要讓孩子幫忙做各種家務，希望他們早早中小學畢業就可以去勞動市場餬口的父母，是不會允許自己的孩子到久牽來的。
研究生畢業以後，同伴們大部分都放棄了這些事，到現在，只有張軼超一個人還在堅持。如今，他一邊在上海一家貴族學校當兼職教師，靠微薄的工資養活自己，一邊辛苦支撐著久牽的整體運轉。久牽如今在浦東區和楊浦區各有一個中心，只有3個固定帶薪工作人員，學員90多人，涵蓋從小學到中專、高職、技校不同年齡的孩子。為了維持這不算大的規模，張軼超每年需要辛苦募捐到50萬元活動經費，目前主要來自摩根大通等外企的捐贈，民政、團委等政府部門以及一些企業和個人也會給一些。
張軼超也考慮過，多開幾個中心，把久牽做大，但是鑑於資金籌措，管理等問題，一直沒有太大進展。對於這種模式的可複製性，張軼超也很悲觀，他說，在上海，旨在幫助農民工子女成長的公益組織不算少，比如綠絲帶、樂群、熱愛家園等，一方面這讓自己感到「吾道不孤」，一方面也存在資源整合不夠的問題，並且不少公益組織只是從社會工作的角度接觸農民工子女，而不是進行長遠教育，整體跳不開「獻愛心」範疇。
弱勢者改變命運有多難？
在一次演講中，張軼超滿懷熱情地倡議：「你應該有這樣一種驕傲，你的自尊心要求這個世界的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同等的教育機會，從而你可以和他們進行公平的競爭，因為如果沒有這一前提，那麼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功將失去其重量……」
不過，現實往往太殘酷。王新月、曹小靜、陸霞妹和唐燦這些孩子，從小生活在上海，又受到久牽較好的教育，資質都不差，但由於非上海戶籍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註定他們無論多優秀，只能在農民工子弟學校或質量比較差的公辦中小學就讀，讀完初中後，再不能在上海的高中就讀，不能在上海參加高考，只能報考本地的中專、職校、技校。而回到原籍，就面臨與父母分離，教材迥異的苦惱。
所有這些，逼得很多孩子最終選擇留在上海的中專、職校、技校等這些在上海本地人看來屬於末途的地方就學。「在這些學校，學生們多處於放養狀態，只能無聊尋樂子和空虛度日。」曹小靜說，她跟班裡同學內心有很大隔閡。
相反，與他們資質相差無幾的上海本地同學，則可以輕鬆就讀條件好的公立學校，屆時又借著上海高考招生方面的地方保護，以及各重點高校以綜合素質取才的自主招生政策，踏入大學門檻。再相比各大城市對外來農民工子女就學的政策而言，雖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上海的政策無疑更嚴苛。在北京，外來人口至少還可以就讀高中，而上海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這種現實制度的不平等，對於張軼超「公平競爭」的呼籲是最殘酷的打擊。
退一步說，很多上海農民工子女，迫於成長環境的壓力，選擇在上海就讀中專、技校和高職，在這個需要大量優秀技術工人的國家，也許不能算末途，如果這個國家這個城市足夠重視技術教育，尊重技術工人的話。但事實也遠非如此。
長期研究農民工子女問題的復旦大學政治學者熊易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政府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孩子推向技校、中專，更應該為他們拓寬向上流動的空間，這需要一些相應的配套措施。譬如，建立更加完善的技工職級制度，保障級別較高的技工有望過上中產階層水準的生活，讓有潛力的年輕人樂意投身技工領域，而不是千軍萬馬奔向高考這一獨木橋。相比之下，高級技工在西方國家，甚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都是受人尊敬的體面職業，而在當下中國，情況並非如此。
對於這一切不公平，張軼超倒很淡然。他相信這種不公平應該會慢慢有所改善，而他更希望在不公平的現狀之下，還能做些實事：比如久牽的孩子都能養成獨立和創造的能力，人格健全，有更多像王新月一樣的孩子能被國外好的學校接收深造，或者有好的企業願意接收久牽的孩子去實習就業，等再過20年，這些學生都成長壯大起來，能夠回饋社會，社會也更加進步，自己的公益事業也算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