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李新是四川人，1918年出生，2004年逝世。生前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編過《中國革命史》十二卷，《中華民國史》十三卷，《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四卷，是中共黨史和中華民國史研究領域公認的大家。他主張寫史要秉筆直書。他說：「自古以來，要想寫真史是很難的，首先在政治上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說明寫真史會遭到殺身之禍。但是，中國的史學正因此而形成了一個光榮而偉大的傳統，即認為寫史而不真，有違史德，喪失了史學家的良心。」
他留下了一部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身後由陳鐵鍵整理出版，記述了許多親歷的重要細節。此書行文樸實無華，作者熟知前人治史的得失，了解歷史整體脈絡和關節所在，每每讓人掩卷長思。
且舉二例。
1948年８月，時任河北永年縣委書記的李新即將轉任華北局青委負責人，到西柏坡向中央五大書記之一的任弼時匯報工作，長談三日。任弼時詳細地詢問了全縣黨務工作幹部的情況，縣委多少人，常委幾人，縣委機關多少人，每年需要多少經費，全縣共有多少脫產的黨務人員，全縣黨務工作的經費大約多少？李新回答之後，任弼時提出一個問題：「你們現在的黨務幹部不很多，全縣只有幾十個人，開支也不大，你看，如果不靠政府供給，自己搞生產，能解決問題嗎？」李新回答：「我們能組織生產推進社，解決幾十個黨務幹部的生計和黨務經費，是不成問題的。」他反問：「弼時同志，你為什麼單問我黨務幹部的生計和黨務工作的經費呢？難道要停止對我們的供給了嗎？」任弼時回答：「你放心，不會讓你們沒飯吃。」他又說：「現在不是要準備召開新政協，成立新政府嗎？新政府是聯合政府，不只有共產黨，還有各黨派；那時，如果各黨各派的經費都是自給的，我們共產黨的經費怎好由政府供給呢？」李新又問：「黨務經費為什麼一定要自給呢？將來新政府成立，對各黨派也給點經費不就行了嗎？」任弼時說：「問題不那麼簡單。你給他們多少？給共產黨多少？誰來決定？而且，政黨的經費由政府供給，這樣好嗎？」
1964年夏天，李新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周恩來主持，在京政治局委員和元帥都到場，劉少奇講話，要求領導幹部下去參加四清，還說王光美下去了，發現了許多新問題，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周恩來也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做報告嘛。李新說當時的感受是：「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過一個鐘頭。在這麼大熱天把這麼多高級幹部集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臺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我也曾聽到一位老人說起聽王光美做四清報告的感受，和李新的回憶相當吻合。當時高級幹部這方面心理活動的文字記載甚少。其實，這是理解當時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側面。
李新談到自己撰寫回憶錄的動機：「因為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實，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學家』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責任把它糾正過來，因此我必須寫回憶錄。」
感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