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民黨政府接管臺灣後，約有二百萬人從大陸先後來臺。尤其在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倉皇撤臺的外省人，逃難似的擠滿臺灣這小小島嶼的碼頭、機場，骨肉離散，挨擠在陌生的日式房舍。
時日愈久，原本以為來臺灣避難、不久就走的人，逐漸開始擔心得在這塊土地長久待下去。生活在臺灣，好比是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裡，豢養著「反共復國」的美夢。
這種坐困圍城的心情，頗似《四郎探母》中的楊延輝，坐在番邦宮院自思自嘆：「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淺水龍，被困沙灘；我好比彈打雁，失群飛散；我好比離山虎，落在平川！思老母不由兒肝腸痛斷；想老娘不由人珠淚不幹……」
老媒體人王健壯自小聽他父親哼唱無數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隨軍隊初抵基隆的孫越，以為就是平常移防，只是這次移得比較遠，得搭船渡海，沒想到一待六十年。
外省人有離散的哀愁，臺灣人也有無法吐露的鬱卒。
吳念真的礦工父親有一次帶著他走入深山野廟，面對眼前綿延的青山，忽然有感而發，用閩南語說了和四郎一模一樣的話：「我就像一隻雕仔，飛進籠子裡。」給年幼的吳念真極大震撼。
這當然不只是指他入贅吳家的個人歷程，而是一整個世代政治上的壓抑。吳念真父親有句名言：「阿伊嗚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ㄟ，漢語拼音ei音；ㄅㄆㄇ依次為b、p、m音。）籠中鳥何止一隻，1950年初，國民黨當局嚴禁日語，一整代接受日語教育長大的臺灣多桑（日語，爸爸），不分閩、客、少數民族，擔任公、教、寫作、媒體等職業的本省人，一時間都變成了邊緣族。
陳芳明的父親成長於日據時期，戰後為了養家，賣舊貨、擺麵攤、開碾米廠，最後開了一家小小的電氣商店。他像很多臺灣多桑一樣辛苦工作，但始終悶悶不樂。多年後，陳芳明慢慢發現：「父親從商，語言對他竟是一大羈絆，甚至閱讀報紙也頗為吃力。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總是因為自己破碎的北京話，而感到難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他父親一輩子都在為北京話奮鬥，但仍是殘缺不全。陳芳明兒時眼中的父親，白天裡要面對商場討生活的壓力，晚上回家，喝了酒，就沉浸在美空雲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歌聲裡。
熟悉的語言都生鏽了，失語之人，傾聽異鳥鳴囀。
摘自《臺灣，請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