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報記者就讀者關心的上古音研究、語言資料庫建設、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等問題，採訪了語言學家、上海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E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復旦大學語言與文獻大數據中心潘悟雲教授。
記者：潘老師，我們注意到，在漢語上古音研究中，經常會提到和引用白一平的《上古音手冊》。據了解，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在加緊翻譯這部重要的著作，請您談談《上古音手冊》的價值。
潘悟云：在漢語上古音的研究領域，以前有很多學派，包括王力，李方桂，包擬古，白一平等等，大約有七八家。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的視線逐漸聚集到兩家，一家是鄭張-潘體系，另一家是白一平-沙加爾體系，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採用上古漢語六元音系統。白一平的老師是包擬古，包擬古是李方桂的學生，這一家原來就叫包-白體系，這是在李方桂的基礎上進行構擬的。後來包擬古去世了，現在稱作白一平-沙加爾體系。與此相近的還有斯塔羅斯金體系，但是斯塔羅斯金也已經去世。鄭張-潘這一家在國際上影響不大，原因是我們的著作不是用英語寫的。白一平的《上古音手冊》是用英語寫的，所以在國際上影響巨大。現在歐美大學和研究機構大都認同白一平體系。可以說，白一平是歐美漢語上古音研究的代表人物。
記者：研究上古音，對認識我國文明和古代歷史會起到什麼作用？
潘悟云：音韻學是鑰匙。整個漢學研究，不管歷史、地理、哲學、文化，總是要用到語言吧，不藉助語言研究的成果，怎麼去研究古代的文獻呢？古代漢語的關鍵點就是語音。因為所有的語言都是有聲語言。因為漢語是不表音的，上古漢語很多語音問題搞不清楚。現在你把語音弄清楚了，就知道漢語的來龍去脈，還包括我們跟其他民族語的一些關係，比如與藏語、緬甸語、泰語等等，漢語與這些語言的關係都會因此搞清楚。語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載體，於是整個東亞文明的起源和傳播，也可以通過語言研究進一步弄清楚。清代的文獻為什麼達到這樣一個高度？因為它重視音韻學研究。早期的訓詁學，好一些語言文字問題解釋不通，不知道怎麼解釋，清儒提出以音韻通訓詁的方法，這些存在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從顧炎武開始，像段玉裁、王念孫等等，都是訓詁大家，也是音韻學大家。文字學也是這樣。古文字學界，很長時間用來用去都是很陳舊的音韻學材料。我們的上古音研究成果能解決一些文字學以前不能解釋的一些現象。所以文字學要突破也要依賴於上古音研究。
記者：中國是一個大國，語言資源非常豐富，有很多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我們現在正在做各種各樣的語言資料庫，您也在主持一個語言資料庫建設。您認為，這些豐富的語言資源我們應該怎樣利用？
潘悟云：現在很多人在建資料庫，都是為建資料庫而建資料庫，有什麼用並不很明確。語言資料庫，用處很多，包括人工智慧、言語工程，都用得著。但是我們的語言大資料庫建設則是另一個目的，就是想完成東亞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19世紀的時候，幾乎歐洲全部的語言學家都投入到印歐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做了一個多世紀才把它完成。完成以後，整個印歐語系諸語言的發展演變就搞清楚了。中國和東亞地區的比較語言學在19世紀還沒開始。直到上個世紀前半段，還處於起步階段。上世紀40年代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的譯本發表以後，歐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傳到中國來，成了一門顯學。不要說趙元任、李方桂這些大家，就是不專門研究語言學的學者，也都投入到這個潮流。像陳獨秀、林語堂、魯迅、胡適、陳寅恪等等。這僅僅是開了一個頭，四九年以後就走向低潮了。這當然有很多因素，一個是印歐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已經搞好了，歐美的語言學家就轉到語言的共時研究方面去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在中國雖然就開了個頭，但是也要跟世界潮流，國際潮流是搞共時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大多搞共時研究去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就冷落了。還有一個就是政治原因，就是極左思潮的影響。
但是中國和東亞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是不能不搞的。你不搞的話，整個漢語的歷史，整個東亞語言的歷史，就留下了空白。語言分化與人群的分化密切相關。人類最早走出非洲以後，經過印度次大陸到中印半島，然後向北走。原始的人群剛從非洲到東亞的時候，說的一種語言，然後不斷分化。人群的分化導致語言的分化，就形成許許多多的語言。也就是說，語言的起源和傳播、分化、演變，是跟人群的起源和傳播、分化、演變高度一致的。通過研究人群和語言，再進一步就可以研究東亞文明的起源、傳播、演變。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記者：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材料，是怎樣來揭示古代歷史的呢？
潘悟云：以前研究古代文明通常更注重兩個東西：一是考古，一是古代的歷史文獻。歷史的文獻資料一般不超過幾千年，而且歷史文獻很稀缺。如果沒有歷史文獻，你怎麼搞歷史？口頭傳說是不可靠的。考古雖然比較可靠。但是考古要有東西好考，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幸運，能發現古代人類的頭蓋骨，也不是每個地方都能發現古代遺蹟的。這兩者的時空限制，阻礙了古代文明的研究。
但是人身上有兩個東西是隨時可以得到的。一個是基因，一個是語言。這兩樣東西每個人身上都有，而且又很便宜，不需要花大本錢。考古研究，即使發現了什麼古文化，你還要申報政府，自己不能去挖，要投入很多資金。利用人身上的東西就簡單多了，基因通過抽血，現在唾液就可以了。語言就是說話。這兩個東西是最可靠的，又容易得到。人的基因是從古代基因傳下來的，我們可以倒推上去，從現代人的基因推到古代去。現代人的語言是古代人的語言傳下來的。從現代的語言倒推上去，可以把古代語言還原出來，這就是歷史比較法。歷史比較法就是對很多語言進行比較。以方言為例，通過比較上海話、北京話、南京話、成都話等，找出他們共同的東西。漢語是由同一個祖先傳下來的，通過比較，可以把祖先的話比出來。漢語跟藏緬語是同源的，用古漢語再跟藏緬諸語言進行比較，可以還原共同的漢藏語。漢藏語構擬好之後，再與侗臺、苗瑤、阿爾泰的語言進行比較，一直往上推，這就是歷史比較法。這種方法的基本材料就是語言。
19世紀的時候沒有資料庫，全靠語言學家用手工記下來，所以花了那麼多時間。現在我們建成資料庫後就用機器去比較，效率高很多。人家搞了一個世紀，我們能夠用幾年時間把它搞出來，但是前提是建好資料庫。我們建資料庫很明確，就是這個目的。我們已經建成漢語方言資料庫1100個，最終規模最好是一縣一點，2000多個的規模。最難的是民族語言，我們已經調查了兩三百個少數民族語言。初步調查結束以後，還要對語料進行整理、加工，切成詞，再切成語素，語素再切分聲韻調。在此基礎上分析各種語言的語音對應關係，最後把同源詞確定下來。這是一項非常龐大、複雜的工作。
記者：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在過去是如此重要，您認為哪些課題會成為當今和未來語言學研究的熱點？
潘悟云：現在的熱點，恐怕還是共時語言研究。剛才說到，19世紀的熱門歷史比較語言學，到了20世紀，語言學家幾乎不搞了，搞共時研究去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一些語言學家的興趣又開始回到歷史上面來。因為共時研究相對充分的時候，歷史的問題還是要擺出來的。比較語言學這一課，我們是要補的。但是現在的歷時研究不是回到歷史比較語言學，我們要建立新的歷史語言學。在19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基礎上再做什麼研究？核心工作是音變研究。人類的音變規則是普遍的。為什麼呢？因為影響音變最重要的是兩個因素，一是人的發音器官，一是聽覺器官（耳朵）。耳朵非常重要，耳朵常常聽錯發音，聽錯了就發錯了，所以就產生變化。但這兩個器官，外國人和我們是一樣的，古代人同我們也是一樣的，古今中外都一樣。既然是一樣的，所造成的音變規律也應該是一樣的。這個很值得研究。全世界到底有哪些音，哪些音變規則，要把它們找出來。找出來以後，研究方法就不是以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那種比較做法了，而是從音變規律來推求古代語言，這就是引入了演繹的思想和方法，就像數學物理一樣，從一個結論邏輯地推出另一個結論。
我們現在搞資料庫，一是補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課，把它補好；二是建立新的歷史語言學。最前沿的一些語言學家已經看到這一點了。我們的研究跟歐美比，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我們建立了很大的資料庫。音變規律是通過各種方言語言比較出來的，也就是從資料庫抓出來的。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在建立了大量資料庫後通過機器，把音變的規則歸納出來，再建立音變庫，從而建立新的歷史語言學。我想，這可能是本世紀語言學研究的最大的熱點。
原文見第1604號《語言文字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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