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尤其令魯迅不滿的是，文網漸密後，北新書局將重點轉向教材和兒童讀物，且為了賺錢，李小峰竟在《語絲》中刊登性病廣告。
李小峰與妻子
「小峰卻還有點傻氣。前兩三年，別家不肯出版的書，我一紹介，他便付印，這事我至今記得的。雖然我所紹介的作者，現在往往翻臉在罵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魯迅在致友人信中，這樣談起李小峰。
李小峰是魯迅的弟子，北新書局老闆，也是魯迅作品的主要出版商。
據《魯迅日記》，李小峰親自或派人拜訪過魯迅123次，魯迅則訪李小峰80次，雙方書信往來480封，同桌聚餐34次。
然而，1929年8月至12月，因「版稅風波」，魯迅幾乎將李小峰告上法庭，經鬱達夫等調解，雙方協商解決，可魯迅去世後，1936年許廣平與李小峰就魯迅作品版稅問題再起風波。
在《魯迅回憶錄》中，許廣平斥責道：「在上海的北新，後來已經與流氓、特務、政客結成一夥……以剝削作家為能事。」
從密切合作，到出現裂痕，再到分道揚鑣，魯迅與李小峰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從新潮社獲得出版經驗
李小峰生於1897年，祖上開繭行，非常富有，但父輩時家境已敗落。李小峰6歲喪父，12歲喪母，由長兄撫養成人，21歲時考入北大哲學系。
進北大不久，正逢傅斯年、羅家倫等辦新潮社，出版《新潮》雜誌，李小峰是第四批加入的社員，初期只負責雜誌校對、記錄等雜務。
在陳獨秀支持下，《新潮》初期由北大出資，創刊號便印了一萬冊，「五四運動」爆發後，《新潮》知名度躥升，全國代銷處達40多處。因作者多是北大學生，尚寫不好理論文章，故以文藝創作取勝，康白情、顧頡剛、俞平伯、朱自清、歐陽予倩等，均藉此走上文壇。
但，《新潮》很快陷入困境。
一是傅斯年、羅家倫先後出國留學，到後來，40多名社員中，30多人在國外，只好把周作人拉入新潮社，讓他主編雜誌，可周作人是教授，不管瑣事，具體工作交顧頡剛、孫伏園、李小峰把持。
二是北大取消了給《新潮》的經費，加上新潮社投資失誤，在推出「新潮叢書」時，市場預期過高，將周作人《點滴》印了七千冊，《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印了1萬冊，定價亦貴，結果砸在手中。為扭轉頹勢，孫伏園、李小峰等曾借北大25周年校慶，在會場設攤賣書。
1922年3月，《新潮》停刊，李小峰等人策劃推出「新潮文藝叢書」，第一本是冰心的《春水》，第二本是魯迅譯《桃色的雲》，都比較暢銷，但改變局面的是第三本書，魯迅的《吶喊》。
《吶喊》出版前，魯迅還墊了200元，沒想到引起巨大轟動，新潮社從此走出困境。
基本壟斷了魯迅的著作
經此歷練，李小峰有了自立門戶的想法，便去找魯迅商量。魯迅早年幹過出版，但他推出的《域外小說集》在東京、上海各賣了20多本，據徐欽文說：「魯迅先生初次作稿的時候，是投到某大書店裡去的，可是不收；寄去，退回來；再寄去，又退回來。」
魯迅深知出版重要，但此前與出版業打交道，留下的多是不愉快的經驗，李小峰願開闢一片新陣地，魯迅自然極力贊同。
1925年3月15日，北新書局成立，所謂「北新」，即「北京大學新潮社」的簡稱。
北新書局初期股東有孫伏園、劉半農、謝冰心等，李小峰將老家的祖產變賣了一些，加上公開招股，湊足資本。
魯迅除墊資外，最大的支持是提供了大量佳作。北新書局出版或經銷的魯迅著、譯、編的書籍，達39種之多。據學者陳樹萍統計，北新書局翻版次數最多的14種新文學著作中，魯迅就佔了6種，其中《吶喊》翻了22版，《彷徨》翻了15版，《吶喊》第14版時，印數已達4.3萬冊。
顯然，魯迅是北新書局的頂梁柱，而李小峰給魯迅的版稅也很慷慨，高達25%，而當時各書店最高版稅是15%，一般為12%。魯迅曾說：「我以為我與北新，並非『勢利之交』……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舊學生，情不可卻外，我決不將創作給與別人……」
文學青年成名的「終南捷徑」
不僅提供自己的作品，魯迅還向李小峰推薦了許多別人的作品，每次都被迅速推出，其中一些成為暢銷書。此外，周氏兄弟編輯的《語絲》也是北新的拳頭產品。
在當時，肯出新文學作品的出版社不多，亞東圖書館、泰東書局名聲雖大，但亞東是胡適、陳獨秀的陣地，泰東被創造社把持，幫派氣息濃烈，只有北新書局願扶持新人，沈從文、李金髮、馮至等人的處女作均在北新出版，甚至徐志摩的第一本散文詩集《落葉》也交給了北新。
在北新書局當過小夥計的蕭乾先生說：「如果把當時每天進出翠花胡同（北新書局初期所在地）的文學界人物開列出來，也許會佔那個時期半部文學史。」
因關係密切，魯迅常插手北新書局內部工作。比如出版徐志摩《落葉》，乃至聘陳翰笙為主任編輯，魯迅都曾幹預。北新書局準備出版章廷謙校點《遊仙窟》時，因印刷延誤，魯迅不停催促，因為他聽說鄭振鐸等人也要出版此書，生怕誤了市場檔期。
許廣平說魯迅對北新書局是「有些偏愛，或甚至溺愛的」。1927年，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執教，業餘開了一家書店，只賣北新書局、未名社的書，並將此店命名為「北新書屋」。
北新書局初期發展順利，1926年6月建了上海分社，1929年10月北新書局在招股廣告中稱：「以四年半的短期間，數千元的小資本，造成今日出書三百五十餘種，銷書三百萬冊，分銷處三百餘處，盈餘近十萬元。」
師徒差點對簿公堂
但，隨著北新做大，麻煩亦來。
1926年，因《語絲》直斥劉和珍等人被殘殺的行徑，當局以「宣傳赤化」的名義查封了北新書局，1927年，張作霖殺入北京，北新書局再度被禁，只好將本店轉到上海。
1928年2月，李小峰的二哥李仲丹去世，他原本負責上海北新書局的運營與發行，他的去世，使李小峰的工作負擔陡增。到1929年初，魯迅也開始抱怨北新書局的糊塗與怠慢了，他給李小峰去信，李小峰也不回。
不久，更多負面消息傳出，如李小峰的兄弟挪用北新書局的錢去嫖妓、養姨太太、運動做官等。魯迅離開北京前，北新書局按月向魯迅支付版稅，可魯迅在廈門、廣州期間，北新未付版稅，1927年10月起，雖又向魯迅支付版稅，但數額甚少，而此時北新正出版著魯迅的14本書，魯迅此時專職創作，版稅已成唯一收入來源。
尤其令魯迅不滿的是，文網漸密後，北新書局將重點轉向教材和兒童讀物，且為了賺錢，李小峰竟在《語絲》中刊登性病廣告。
為討回版稅，魯迅準備與李小峰法庭相見，經鬱達夫勸說，同意和解，李小峰表示：「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實為19122.334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後來李小峰曾對何滿子解釋說，當時韋素園正生病，急需錢，正逢北新書局資金緊張，便未經同意，挪用了魯迅的版稅。他說：「先生也許後來也知道了實情，終於諒解了。」
兩度出手卻難挽頹勢
風波過後，魯迅依然支持北新書局，但雙方已有隔閡。此後北新出魯迅的書，每本需向魯迅申請印花一枚，貼在書上，以核定印數，但許廣平抱怨說，除上海之外，許多書根本不貼印花。
1931年3月，北新書局再度被封，理由是出版魯迅、蔣光慈、馮雪峰等人的禁書，為了過關，李小峰連夜指揮員工將相關書籍扔到後院天井中，舉火焚燒，火光徹夜不絕。全家將細軟置於箱中，放在房門口，準備隨時拿起來就走。後來湊了三萬元銀洋，託人上南京走了門路，才算了事。為幫助李小峰，魯迅將《三閒集》、《出了象牙之塔》交北新出版。
1932年4月，魯迅開始編《二心集》，並交給北新書局，卻遭拒絕，魯迅戲稱為「罵趙景深駙馬太多之故」。此時北新書局總編是李小峰的妹夫趙景深，他力主翻譯先求順，寧可「不信」，而《二心集》中恰好有好幾篇文章批駁了此觀點。
1932年10月，北新書局因編輯不慎，出版了侮辱少數民族的書籍，被第四次封門，一度改名為「青光書局」，魯迅又將《兩地書》、《偽自由書》、《魯迅雜感選集》等交給李小峰出版，幫助他渡過難關。
1935年，北新書局經營困難，李小峰寫信請魯迅幫忙，魯迅回信道：「況我亦年漸衰邁，體力己不如前哉？區區一二本書，恐無甚效，而北新又須選擇，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穩，如何是好。」相惜之情，溢於言表。
背著「剝削魯迅」的罪名逝去
魯迅去世後，有媒體稱李小峰仍欠魯迅版稅，李小峰忙在報刊上發聲明，但數據有誤，令許廣平不滿，北新書局不得不公開帳目，可許廣平的律師張志讓發現，其中有明顯漏洞。雖帳目不清，時有拖欠，但李小峰一直在支付版稅，直到抗戰爆發。
魯迅與李小峰的衝突，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兩人均在商不言商，對於版稅，魯迅初期是「他不說，我也不問」，埋下了隱患；其次是李小峰溝通能力奇差，「講話訥訥不能達意」；其三是北新書局是小社，勉強排入二流社，管理一直欠規範，據蕭乾說，李小峰也剋扣過冰心的版稅。
但最關鍵的原因是：在當時環境下，要發展，北新書局就要放棄力推新文學的理想，而這卻是魯迅無法容忍的。抗戰期間，李小峰在安徽勉強維持，抗戰勝利後，北新書局重回上海，1954年，北新書局與廣益、大中國等合併為四聯出版社，公私合營後，併入上海文化出版社。
李小峰不僅是出版家，還是翻譯家，一生翻譯了12種以上的作品，且有個人著作45種，但他時而署C.F.女士（原女友張近芬的名字），時而署Y.D.（他的字榮弟），時而署林蘭，以林蘭名義公開活動時，都讓夫人蔡漱六出面，很多人以為這是蔡的筆名，李小峰與蔡經濟獨立，但以林蘭為名獲得的稿費，李小峰都交給蔡。
反右時，以「剝削魯迅」的罪名，李小峰被打成右派，面對批鬥，他「不交代，更不答辯，一切莫須有的不實之詞都照單全收」。1971年9月3日，李小峰逝於「文革」中。（文/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