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屬於情志養生範疇。被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後一位代表的曾國藩，是國學的集大成者。中國古代正規儒學教育從完成「小學」後起，就按《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嚴格端正學生思想，強調德育為先，樹立學子正確的道德觀與人生觀。少惱怒，就屬於君子的「絜矩之道」，即「恕道」。曾國藩說：「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所以曾氏強調：「善莫大於恕。」
曾國藩這個八本之一的「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其實在勸誡九弟時用得最多。鹹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江西湖口慘敗後，被太平軍圍困南昌周圍的狹小地區，處境十分險惡。曾國荃為了救援其兄，與吉安知府黃冕勸捐募勇3000人，援救江西，連陷安福等地，進圍吉安。曾國荃的「吉字營」由此成為曾國藩的核心嫡系部隊，曾國荃的驍勇善戰也由此得到曾氏內外的肯定。以後攻安慶，陷天京，曾國荃都以外號「曾鐵桶」的豪強與霸蠻而終於成就打下金陵第一功。
本事大的老九，脾氣也同樣大得很。早年在京讀書與哥嫂不和便執拗回湘，歸途中引得曾國藩在北京夜夜擔驚。從軍後，用財、用人都很獨斷專寵，濫保隨弁，構訟同僚，好大喜功，功名心極強。《清史稿》評價他「國荃功高多謗」。倘若不是曾國藩一直苦苦叮囑訓誡，老九到不了功成名就的那天，曾國藩也可能成不了「勳高柱石」。
在奪下安慶大功後，自信心膨脹的曾老九以兩萬人之力，欲合圍天京金陵，儘管後來增至五萬以上，要知道六朝古都的南京城圍達九十裡之長，城中數十萬太平軍，顯然力不從心。以致圍城兩年之久，以病死季弟曾國葆為代價，最終僥倖成功。
破金陵之前的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曾國藩給九弟信說「餘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病非藥餌所能為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緊跟著五月初十日又給老九信問「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餘所深知，膚疼則不知何證？屢觀《郎山脈案》，以扶脾為主，不求速效，餘深以為然。」從這些可知為了打下金陵，兄弟倆心血耗費之大，老兄對弟關心之切。不亂服藥的曾氏兄弟，歸脾湯成為他們常賴以休憩歸恬、皮膚病稍緩的常用中藥方劑。
然而萬事都不是一廂情願存在。因為李秀成保護幼天王逃走，將士搶奪金陵財物，朝廷上諭「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曾國藩）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對曾氏有所指責。曾國藩因「沅弟溼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癒。溼毒因太勞之故，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立馬協商老九奏請開缺回籍。
金陵剛破，湘軍尤其是陸勇立即十撤其九，曾國藩自請裁抑職務，曾國荃請開缺回籍養傷，這些雖然都是曾國藩按部就班之題，為的是落實他那臨深履薄的「求闋觀」，就像祖父星岡公所說「曉得下塘，須要曉得上岸」，但老實說，這何嘗不是曾氏家族身體遺傳基因的一個通病——無長壽基因所致呢？體弱多病，又久耽事功，曾氏兄弟需要以眼前處境為慮，用道學涵養安慰自己，以耐制煩，停下來舔舐累累傷痕，餘生才能如願以償，平安從宦海上岸，追求自己文人的精神家園。曾國藩多次說過一生最遺憾的是沒有在文壇上獨樹一幟，哪料到後世文壇主流如錢鍾書的父親國學大師錢基博等公推曾國藩為古文湘鄉派宗主，這也許是曾文正公的不情之請吧。
撲滅太平天國後，老九曾國荃在任湖北巡撫時期與湖廣總督官文鬧翻，連大哥曾國藩的話也不再聽，當然還是本性難移的衝動性格所致。加上剿捻無功，導致再次開缺，回家賦閒達八年之久，直到光緒元年才起用陝西巡撫，度過大哥死後自己波瀾不驚的十幾年宦海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