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蓋棺論定」，一個人無論生前多麼權勢滔天、不可一世，可讓後人評價他的標準卻是死後的「諡號」。所以在中國古代，帝王將相等地位高的人死後，朝廷會根據他的生平功績、所作所為，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或褒獎或批評或同情，也就是「諡號」。
對於文官而言，最崇高的諡號是「文正」。所謂經天緯地曰文，內外賓服曰正，文正合在一起，就是說一個人生前無論個人修養還是對國家朝廷的貢獻都首屈一指，才能給予「文正」這一諡號。自唐朝以後，文人就夢寐以求能得到文正這個諡號。
北宋的大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就曾經說：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認為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極值、人臣諡號的頂點。兩宋三百多年，僅有九人諡號文正，就包括司馬光和範仲淹。就連王安石這等出類拔萃的人物，也僅僅諡「文」，而不是「文正」。
宋朝之後，元朝有五人獲得文正諡號，明朝僅有4人。且方孝孺的幾百年後的追諡，李東陽的是自己臨死前求得的。可到了清朝，居然有8個人獲得了文正的諡號！難道清朝真有這麼多人功績大到了頂點了嗎？
清朝諡號文正的大臣中，確實有四個人是功績極大。第一個人是湯斌，湯斌是清初的理學大家，繼承並調整了明末以來的王學，具有強烈的務實精神，所到之處體恤民艱，弊絕風清，政績斐然。第二個是劉統勳，是雍正乾隆二朝的股肱之臣，官至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三部尚書，勞苦功高，他的長子就是「宰相劉羅鍋」劉墉。第三個曹振鏞則是為官52年，首席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以平定喀什噶爾功績晉封太子太師、太傅，並賜畫像入紫光閣，列次功臣之首，名副其實的人臣之極。第四位則最富盛名，是擊滅太平天國、挽救了大清的中興名臣曾國藩，曾國藩對大清可謂是再造之功。
可是另外四個人朱珪、杜受田、李鴻藻、孫家鼐，雖然也是地位高功績大，但相比曾國藩他們而言，卻又明顯不足了。他們之所以能獲得文正諡號，就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好學生——未來的皇帝，也就是他們的身份都是帝師：朱珪為嘉慶帝師，杜受田為鹹豐帝師，李鴻藻為同治帝師，孫家鼐為光緒帝師。
嘉慶在為皇子時，乾隆寵信的是大臣和珅，嘉慶也一度被和珅打壓，全靠老師朱珪從旁保護。所嘉慶登基上對朱珪極為感激，特意在他去世後賜予文正。
鹹豐的經歷則和嘉慶有相似之處，鹹豐幼年喪母對老師杜受田感情很深。他弟弟就是大名鼎鼎的恭親王奕訢，無論文才武功，都在鹹豐之上。但鹹豐用杜受田之計，表現出自己仁孝過人，讓道光大為感動，於是才在正大光明匾後立鹹豐為太子。
也就是從此而起，帝師獲封文正成為了一個慣例。所以，後來的同治的老師李鴻藻、光緒的老師孫家鼐，作為大臣都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功業貢獻，但因為自己的學生是皇帝，所以運氣好就獲得了其他文人夢寐以求的文正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