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三十歲做的都是牛頓的工作，下一部電影要實現的是類似電影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這樣的意義，但我很難跟別人講清楚，電影有電影的文法、語言、界限，我想去一切過去電影沒有抵達的地方。
文藝片「黑馬」《路邊野餐》今日上映 導演畢贛29歲曾是加油站工人
《路邊野餐》的故事很「玄」，講詩人陳昇帶著母親的遺願，踏上旅途尋找弟弟拋棄的孩子，來到一個叫蕩麥的地方，他似乎在這個地方，經歷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並與他逝去的愛人在一個神秘的時空獲得重逢。
7月15日終於上映的《路邊野餐》已經讓不少文藝片愛好者翹首以待許久。這部沒有明星的青年導演處女作拿下過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金馬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與臺北金馬影展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在國際上，這部電影獲得了第68屆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當代影人」競賽單元最佳新導演獎以及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處女作兩項大獎，以及第37屆法國南特三大洲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氣球」獎。「驚豔」幾乎是不同地區和文化背景的電影人對這部電影眾口一詞的評價。
《電影手冊》稱之為「無法被復刻的處女作」；《紐約時報》說「精心安排的結局充滿情感的震顫」；《好萊塢報導》評價「像一個夢，一旦電影結束，就會把觀眾迷住」；《綜藝》贊「大師的雛形，創造力和美感讓人如痴如醉」。
這些盛讚讓這部橫空出世的電影成為過去一年裡華語電影中一部黑馬「文藝片神作」。這匹「黑馬」絲毫無關票房，更接近電影的意義本身，這是讓畢贛覺得有成就感的事。
1989年生的畢贛從十五六歲開始在QQ空間裡寫詩，儘管那個時候他也並不認為那是詩，只是不願意太過直白地去與人分享他的所見所感。寫詩讓他時常能夠在生活中聯繫各式各樣的想像作為意象。後來他去拍電影，作品出來有些晦澀難懂，他還是不願意直白地解釋分享，又接受導演必須作為電影的「翻譯者」這個工作，於是他還是用他的那些意象去解釋——
他說他的電影是一場大雨，希望觀眾不要帶傘。
他說有的電影院是一個遊泳池，大家看電影就是一起遊泳。
他說時間是一隻鳥，為了讓觀眾看見這隻鳥，他得找個鳥籠。那個40多分鐘的長鏡頭就是他的鳥籠。
有趣的是，這些比喻讓畢贛自嘲陷入了一種「無效」的死循環之中——因為最近常有記者或者觀眾問他這些比喻是什麼意思。「我就是因為不想說明我的電影才說這些比喻，結果現在又讓我解釋我的比喻。」
「偉大」的電影：實現了與時間對話
《路邊野餐》最初的名字叫《惶然錄》，這個名字也許更加貼合影片的氣質，看完電影的人也許並不能完全明白電影說了什麼，但那種恍惚的感覺卻是會實實在在縈繞心頭的。
畢贛是那種被某道「靈光」劈中了的人，在他的電影裡，能感受到這個導演具備屬於影像的直覺。儘管這種直覺裡也帶著致敬他鍾愛的侯孝賢或者塔可夫斯基，甚至錫蘭和阿彼察邦的影子，但這種致敬絕不是拙劣的模仿，倒是在這些電影作者的時空語法裡領悟到自己的語言。
這是一個並不怕劇透的電影，劇情簡介看起來很「玄乎」，大致是說一個年輕時候坐過牢的詩人陳昇帶著母親的遺願，踏上旅途尋找弟弟拋棄的孩子，去鎮遠縣城的路上，來到了一個叫做蕩麥的地方。那裡的時間不是線性的，他似乎在這個地方，經歷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並與他逝去的愛人在一個神秘的時空獲得重逢。
要認可這部電影，也許很重要的一點是，觀看的人要能夠認同詩歌的價值。詩歌所提供的閱讀美感，支離破碎的詞句拼湊之下延伸出廣闊的想像空間，這與這部電影有高度的相似性。
《路邊野餐》的文學策劃陳驥還記得在拍攝過程中，因為總是窮得彈盡糧絕，他和另一位副導演楊瀟都要和畢贛一起給整個劇組「打雞血」，向大家宣揚，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但畢贛說的「偉大」是認真的，「《路邊野餐》對時間時態的運用上是過去沒有電影做到的，那它就是偉大的。能隔著魚缸把金魚抓出來的人特別特別少，我覺得我在做這樣的事情，這就是偉大的。我當時像牛頓研究某種物理一樣，告訴大家蘋果為什麼會掉在地上，我們一起拍電影就像研究這個落地的過程，這就是偉大的。」等到電影拍完，在國際上拿獎，參加了數十個電影節，畢贛確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夠藉由這部電影跟時間這種讓人捉摸不透的東西對上話了，就特別有成就感。追憶、跟時間對話，我竟然對話到了，就特別喜悅，覺得當時預期的偉大套現了。」
拍電影不是為了和觀眾交流
畢贛說起許多話來都是輕描淡寫的，就連那個被無數專業人士稱道的長鏡頭，在他說起來，也不過就是曾經和朋友一起拍過一段時間的婚慶練就的嫻熟跟拍經驗以及平時喜歡看實況足球積累的直覺。
畢贛畢業於山西的一所專科學校，在學校裡的時候拍了幾部學生作業，自認都不太成功。他曾經一度放棄了電影夢想，卻在加油站打工的時候被一聲聲「加油」所激勵。如果《路邊野餐》沒有成功，也許他現在會是貴州凱裡的一個爆破員。
不過他還是決定賭一把，把埋在心裡的一個故事拍成電影。這個故事關於他的小姑夫陳永忠，就是電影裡男主角陳昇的扮演者。畢贛從小崇拜他的小姑夫，儘管他坐牢、混黑社會的經歷在旁人看來並不算光彩，「我覺得他和金庸、古龍小說裡的人物一樣。以前我爸被偷了一件皮衣，被我小姑父三天找回來，那他的身份是不光彩的嗎？對我們家人來說，那反而是一種英雄主義。我覺得我的電影也是英雄主義的，陳昇就是老炮兒。」
畢贛崇拜姑父，也喜歡揣測人心，於是他去刻畫一個中年失意的男人。「我們有一個創作慣性，20歲就寫20歲，但其實可以試一下去寫40歲，也許會寫得更好，沒經歷過反而會富於幻想，幻想才有趣。寫眼前知道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幻想的餘地。」
《路邊野餐》的成本不過20萬，總是拍著拍著就沒錢了，過幾天又磨蹭到一筆錢打過來。劇組每個人都身兼數職。文學策劃統籌的陳驥每天的工作進度表格都幾乎形同虛設，「劇本每天都在改，不是因為想法多或者沒想好，就是因為沒錢，到了實地發現實現不了，只能就地取材想怎麼能不花錢達到想要的效果。」畢贛說。
因為缺錢，拍攝的條件很是艱苦，不過窮歸窮，《路邊野餐》的劇組裡，有一樣東西必不可少，就是酒。幾乎每天收工，劇組都要聚在一起喝酒，貴州的米酒勁道足，畢贛喜歡看組裡人喝醉的醜態，有時候也會因為前一晚喝多耽誤了第二天的工期。也許《路邊野餐》裡始終透露出微醺恍惚的氣質與此也有些關聯。
《路邊野餐》最初不過是一個極為單純的初衷。畢贛連同影展上認識的朋友，又聯絡了北京一些藝術院校的學生，組了個「草臺班子」劇組，大家利用暑假時間想完成一個長片。當時電影甚至沒有報備龍標，許可證是在影片送往瑞士洛迦諾參賽期間才補上的。但由於影片上乘的藝術水準，吸引了製片人沈暘的介入，作為監製，注入資金，完成了更加成熟的後期。之後更多的獎項加持，讓幾家宣發公司先後表達了發行這部電影的意向。
既然意外地有人願意發行，畢贛要面對的事情就不再是創作的單純。十八個城市的路演，畢贛要一遍遍地向觀眾說明他的電影觀。
接受採訪多了，他也漸漸習慣這些附加的工作。「以前100%拒絕，現在拒絕70%和外界對話。目前我已經被開掘到最大的合作限度。」
不過，《路邊野餐》的確是個晦澀的片子，表示「看不懂」的觀眾大有人在，發行方讓畢贛錄製了一條導演音軌，解說電影中的鏡頭、拍攝方式及導演意圖。畢贛雖不認為這是好辦法，但也配合了。「錄音軌是一個不太好的主意，但不至於特別傻逼，也沒有違背任何倫理道德，那我就配合一下。」但畢贛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或者意願去接近觀眾，「從我寫劇本到拍完的每一天，都不是為了要與他們對話。作品自然會找到能夠對話的人。」
很快，畢贛會和《路邊野餐》的製片人一起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蕩麥影業」。畢贛開這公司的目的聽起來也很自我，「做公司完全不在計劃中，我就是想有自己的節奏，如果我的片子是別人來主投的話，那就難免要被別人牽著走。」
原本定檔6月的《路邊野餐》選擇延期到國產片保護月，不過1%的排片對於一部院線電影來說，還是相當「慘烈」。對於這樣的結果，畢贛倒是很坦然，「我去了幾個影院，發現影院經理都還蠻辛苦的。他們要考慮的指標，雖然不合理，但是可以理解。」
畢贛其實想著，忙完電影上映，他要趕緊回到自己下一部電影的創作中去。下一部電影叫《地球最後的夜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依然特別的偉大」，「二三十歲做的都是牛頓的工作，下一部電影要實現的是類似電影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這樣的意義，但我很難跟別人講清楚，電影有電影的文法、語言、界限，我想去一切過去電影沒有抵達的地方。」（文/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