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聲音愈發變得微弱，並不是因為阿拉伯文化落後於時代。這種衰落更多地可能是因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經濟環境遏制了阿拉伯語在當代的創造力和影響力。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當代阿拉伯語的危機
自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地區的政治動亂掩蓋了這個地區以更加不為人注意的方式出現的危機——如果以書面文化進行衡量，阿拉伯語世界正處在低谷。以書籍出版為例，橫向比較來看，將所有阿拉伯國家視作一個整體，也已經無法與土耳其或者伊朗相比。根據法蘭克福書展組織方提供的數據，擁有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土耳其在2012年出版了42626本擁有ISBN號的新書。有當代歷史學家估計，其中大約有1.1萬冊是翻譯的外國引進文獻。這四萬餘冊新書大約印了2.4億冊。相較之下，因為出版行業並沒有與其他地區的版權相銜接，阿拉伯世界缺少準確的數據。據估計，2012年阿拉伯世界大約出版了17000冊新書，其中大約有2000餘冊是翻譯引進作品。每本書的印數在1000冊到3000冊之間。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阿拉伯國家在2012年總共擁有將近3.6億人口。不論是出版書目、書籍的購買數量、人均數量還是引進作品的相對數量和絕對數量，整個阿拉伯世界加在一起都遠遠落後於土耳其。如果考慮到阿拉伯世界出版的書籍大約有40%從來沒有被出售過，這樣差距也就更加明顯。在縱向的歷史維度上，以出版了阿拉伯世界70%圖書的埃及為例，現有的數據表明，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埃及的圖書印刷量和出版書目出現了下降。
這樣的式微還體現在標準語和方言的使用上。同世界上大多數語言一樣，阿拉伯語長久以來也有著標準語和方言的區別。在古蘭經降臨之前，阿拉伯半島就有數種不同的方言存在。在古蘭經降世之後，出於對古蘭經解讀的需要，形成了古典阿拉伯語的基礎，即阿語使用者常說的「Fusha」。但是教法學的發展和古典阿拉伯語的出現並沒有終結方言的存在。至少有兩個因素促進了這一點：首先，教法學家內部對於某些單詞和句子應該採納何種發音或者讀法尚有爭議；其次，隨著伊斯蘭大徵服的展開，阿拉伯語不可避免地變得多樣化了起來。阿拉伯世界的疆域從西邊的馬格里布一直延展到了東邊的波斯，大大地超出了原有的阿拉伯半島的範圍。在這個徵服的過程中，諸如波斯語、科普特語、柏柏爾語乃至希臘語等大量的外來詞彙和表達也進入了阿拉伯語。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與當地文化的融合產生了一些與標準語大相逕庭的方言。進入近代以來，在古典阿拉伯語的基礎上，又誕生了新的現代阿拉伯標準語。這種標準語接替了古典阿拉伯語在政治領域和公共領域中的地位。從理論上來說，我們現在在阿拉伯國家的官方電視臺所看到的節目，阿拉伯國家政治領導人發表講話等等都使用的是標準語。絕大多數報紙和文學作品也都是用標準阿拉伯語寫作。因此，有些人又將現代標準阿拉伯語稱之為標準阿拉伯書面語，或者新聞阿拉伯語。不管是在中國、歐洲國家還是美國，這種方言和標準語的區別都在阿拉伯語的訓練中被保留了下來。絕大多數的阿拉伯語訓練是以標準語為基礎，輔以一定的方言訓練。
然而，現在無論是標準語還是方言都面臨著破碎化的危險。一方面，標準語在紙面上的位置也逐漸不保。當支撐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結構解體之後，標準語的地位愈加尷尬。新聞節目中的主播常常講著標準語和方言的混合體，政治家的標準語也講得磕磕絆絆。不會標準語本來就對人們的日常生活沒有什麼影響。商務和政治領域中英語的使用進一步削弱了標準語的地位。但是，方言並沒有呈現出能夠完全替代標準語的趨勢。標準語既有的地位依然影響著方言的創造力：阿拉伯世界教育依舊以標準語為準，標準語和方言依舊是區分文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官方依舊不認同方言文化。更加詭譎的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衰落帶來的還有方言的破碎化。原來一家獨大的埃及方言被更多的地方方言所挑戰。雖然以方言創作的作品越來越多，它們的流傳和接受範圍卻越來越小。作為阿拉伯文化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埃及方言的影響曾以影視作品出口的形式輻射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然而臨近二十一世初期，埃及每年拍攝的新的電影數目不足三十部，甚至趕不上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新興的網際網路上，如果我們將社交網絡上的語言使用視作語言新發展的一種體現，那麼我們幾乎找不到標準語的使用者。但是，也沒有一種方言被網際網路的使用者廣泛的接受，不同地區的年輕人在網際網路上使用不同的方言進行交流。網際網路挑戰了原來因流行文化獲得了優勢地位的埃及方言。
危機的背後
阿拉伯語的這種式微與很多因素相關。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經濟結構在其中發揮了重道的作用。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治的失敗使得標準阿拉伯語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大大下降。而敘利亞、利比亞、埃及、伊拉克等曾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流砥柱的國家，也都面臨著各種政治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的後果之一便是中等教育的衰敗。以埃及為例，因為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困難幾乎使得埃及的中等教育陷入停滯，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依舊是文盲。年輕人也基本不再使用阿拉伯標準語。
另一方面，阿拉伯語的式微同阿拉伯國家對於文藝創作和人文社會科研究的審查也密切相關。一方面，為阿拉伯語創作創造了直接的阻力，另一方面，使得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生產愈加的碎片化。因為對母國政府持異議，很多著名的阿拉伯作家和藝術家只得流亡海外，在海外從事藝術創作。中國讀者相對熟悉的阿多尼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比爾，他於1930年出身於敘利亞的一個小村莊，後畢業於大馬士革大學哲學系。在他畢業之後不久，便因為政治活動被判入獄。出獄後阿多尼斯便離開了敘利亞，之後輾轉於黎巴嫩和歐洲。經歷與他類似的阿拉伯作家還有不少。長期的與母國的隔離影響了這些作家對於原生社會的感受力，也使得他們更多地為其他地方的讀者而創作。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
在社會科學領域，對政治敏感內容的過度審查中斷了可能的本土化進程。越來越多的人文社科學者開始使用英語寫作。這一方面有英語作為學術霸權語言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政府的大量的審查針對的是阿拉伯語內容，因此使用英語寫作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規避。（值得一提的是，這種策略也是其他中東國家人文社科學者的普遍策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這種方式便被廣泛的使用。當時即有不少阿拉伯社會學家（如 Iman Ghazalla等人）指出，這使得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無法關注阿以問題、對西方國家的依賴、社會不平等等在阿拉伯世界具有現實重要性的問題，只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社會學的理論和問題域。即使採納了這種方式，也不一定能夠保證自己能夠完全不受審查的影響。在穆巴拉克政府的強力壓制下，不少對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研究者紛紛被噤聲，原先能在社會學領域佔據一席之地的埃及傳統現在已經近乎被人所遺忘。
這樣造成的後果相對複雜，不能假定它一定是有效的。但無疑它會使得作者的目標讀者群體發生變化，並影響了出版社對已出版書籍的推廣。比如說，黎巴嫩並不存在出版前的書籍審查制度，但是書籍在列印後可能會因為其中的內容被審查所影響。以總部在黎巴嫩貝魯特的 Dar al-Saqi 出版社為例，2008年，它準備前往沙特利雅德參展的350本書籍有90%被禁止參展。類似的是，它的560本新書中，有230本被2007年的科威特書展所拒絕。在理想狀態下，以標準阿拉伯語出版的書籍應該能被整個阿拉伯世界所閱讀，但是現實情況與之相距甚遠。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圈越來越被現有的國家框架所割裂。具體到特定國家，審查也造成了文化活動的退步。在2013年7月塞西上臺之後，作為文學出版新生力量的埃及Merit出版社很快就停止了公開的活動。它位於市中心的書店和辦公室也屢遭騷擾，最終在2017年十一月被政府關閉。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很多其他的出版社乃至圖書館。甚至作為中東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的開羅書展也飽受影響。
捲土重來的東方主義
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愛德華·薩義德。
與阿拉伯語活力衰弱相對應的是，薩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正以新的形式出現。薩義德將作為學科建制的「東方學」擴展成為了一種思想方式的「東方主義」。這種思想方式不但預設了東西方世界在本體論意義上的區別，還與西方世界對於東方（在薩義德的作品中，主要是伊斯蘭世界）的霸權重疊在了一起。對東方的知識是通過這一霸權得以構建的，同時又服務於這一霸權，而不是服務於對知識本身的追尋。正如薩義德在卷首引用馬克思在《霧月十八》中的話來說，在這種霸權之下：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這句名言正越來越成為一種現實。阿拉伯世界沒有能力用自己的語言表述自己，那麼用來表述它的只能是其他語言。這種東方主義即體現在歐美學界中對待阿拉伯語的態度上，也體現在其他社會（包括中國社會）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表述上。
在學界，阿拉伯語正越來越多地變成一種工具性語言。與上世紀末對東方主義反思的高潮時期相比，新一代的研究者對於阿拉伯語的掌握可能遠沒有他們的老師們紮實。西方學生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很多，有些是對學習語言感興趣，有些是為了更好地找工作，有些是宗教原因，有些則是祖輩是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當然，也有人是對阿拉伯世界感興趣，希望研究阿拉伯世界。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只對阿拉伯語標準語感興趣，或者說不願意投入過多的精力來學習方言。對於研究阿拉伯世界的西方學生來說，他們學習阿拉伯語時，並不將阿拉伯語當做一種思維的語言，並不是為了了解阿拉伯人的所思所想，關注阿拉伯人對自己世界的分析。相反，阿拉伯語僅僅是一種工具性的語言：要麼是為了做生意，完成公務，要麼是為了閱讀政府文獻、檔案或者古典文獻。在後者這個意義上，阿拉伯語的工具化使得作為研究對象的阿拉伯世界被固定了下來：阿拉伯世界只有兩種形象，要麼是充滿危機的現在和腐敗的政府，要麼則是他們輝煌的過去。這種對阿拉伯語的看法一方面根植於英語作為學術語言的霸權之上，另一方面則與東方主義的預設緊密相關：阿拉伯語並不被認為是一門能夠用來思考的語言，在說阿拉伯語的時候，阿拉伯人也一併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因此，這種思路認為，我們只需要工具性地使用阿拉伯語就可以了。薩義德筆下的東方主義的幽靈自然從來沒有消散。阿拉伯語本身活力的衰弱無疑與這種新型的以對語言的態度出現的東方主義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在社會科學領域，本土傳統的衰落使得相關的研究更多地以英語為語言出現。甚至在最近的一些關於阿拉伯世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大量的訪談可以用英語或者在翻譯的幫助下進行。
另一方面，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關於阿拉伯世界的謠言獲得了新的形式和新的傳播渠道。關於阿拉伯世界的謠言也不是什麼新東西，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之後的《報導伊斯蘭》中就曾詳細地描述過這一情況。但數十年後，社交網絡取代了電視媒體成為了謠言傳播的主要渠道。社交網絡中的謠言傳播的成本更低，更容易渲染情緒而不是傳播信息或是激起辯論。這種謠言傳播在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形式便是將所有的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與恐怖主義的支持者等同起來。這種等同不需要任何的事實或者歷史的支撐，只需要通過複製粘貼或是轉發等簡單的動作不停的重複關於穆斯林的成見即可。在阿拉伯世界越來越難生產其他令人關注的有影響力的信息的時候，這些謠言在輿論場上便少了有力的競爭對手。為阿拉伯世界辯護的作者也忙於闢謠，而沒有精力生產建設性的聲音。
阿拉伯世界的聲音愈發變得微弱，並不是因為阿拉伯文化落後於時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那樣，這種衰落更多地可能是因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經濟環境遏制了阿拉伯語在當代的創造力和影響力。阿拉伯世界並不缺少出色的作家、有洞察力的學者或是深邃的思想者。美國學者John L.Esposito和John O.Voll在本世紀初所著的《當代伊斯蘭的締造者》（Makers of Contemporary Islam）中就記述了不少來自阿拉伯世界的出色的思想家。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尋找和傾聽這些現在是微弱的聲音，與它們交談，幫助它們衝破阻礙、回到人們的視野。這不但是為了阿拉伯國家能夠打破東方主義的桎梏，也是為了豐富我們的經驗，更好地擁抱這個世界。一門有活力的語言，依靠的不是某種語言傳統長久的歷史——無數有著久遠歷史的語言現在已經死掉了。一個語言要能夠活著，需要有相應的實踐來支撐它，為它注入新的動力。開放的環境和以這種語言思考的自由對於它的生命力來說，與空氣和水對我們的生命一樣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