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所面臨的威脅，除了來自經濟發展的因素外，在許多地區越來越明顯地與本土文化的喪失有關。」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論壇上，牧區問題專家、國家民委監督檢查司民族關係處副處長胡敬萍的演講通篇都是談文化。
胡敬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國不同遊牧民族文化傳統和傳統的社會經濟組織制度都具有其社會歷史的合理性，應該成為當前人類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啟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對不同文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制度安排和體制創新的有益參考。
第一財經日報：為什麼在這樣一個生態保護的論壇上，要花那麼多篇幅談文化？
胡敬萍：說到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文化，不少人會立刻想到音樂、舞蹈、戲劇、文學、語言文字，乃至服飾、飲食、建築、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而往往忽略了為這些表層文化起著基底和支撐作用的深層文化，即少數民族生計方式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以藏民族文化為例，其音樂、舞蹈、戲劇乃至以自然為中心的宗教觀、生態觀、價值觀，都是藏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遊牧生計方式才是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因此，文化不是一個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性概念。
在文化結構內各文化表現形式之間的關係中，主要表現為生計方式以及與此相聯繫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習俗性規範。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麼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表層、中層文化也會隨之在或長或短的時間長河中逐漸衰落與消失。因此，對於文化，特別是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文化，我們更應該把她作為一種整體加以理解和尊重。
日報：那麼，文化的多樣性與生態環境又是什麼關係呢？
胡敬萍：文化多樣性之於生物多樣性猶如唯物辯證法所說的精神之於物質的關係，是一種辯證統一的關係。二者之間既相互聯繫、相互依賴，又相互區別、相互作用，形成一種協同演化的關係。
藏民族的遊牧文化是藏民族為適應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熱條件而形成的以遊動放牧為主要特徵的草原文化。這種遊牧的生計方式不僅是確保藏民族及其他遊牧民族生計的適應性生產戰略，同時也是促進自然資源可持續管理的生活方式。
我認為，藏民族遊牧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科學的生態文明觀。千百年來遊牧文化促進了草場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僅維繫著中國的生態安全，甚至維繫著整個人類的生態安全。
值得強調的是，草原牧區是一個具有生態、經濟、社會、文化「四元一體」的耦合體系統，而其生態系統絕非僅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體」的耦合系統的穩態關係被打破，帶來的將不僅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態的退化與社會組織結構與關係的全面失衡。
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趨勢多與文化多樣性的喪失有關。比如，目前全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就是荒漠化問題，即生態環境的惡化問題，而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原因不只存在於全球氣候變暖之中，單純地追求普遍的工業化帶來的西方現代化文化取向，對文化多樣性價值的蔑視，違背生態系統的演替規律，都是導致生態災難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日報：你所說的這些文化多樣性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生計方式，對於解決目前的生態環境問題具有哪些作用？
胡敬萍：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環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樣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地區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是因為這些文化在當地居民千百年與自然和諧相處過程中形成的，它飽含著這些民族世代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
諸如藏族的部落（日固）、蒙古族的阿寅勒、哈薩克族的阿吾勒等，我國不同遊牧民族文化傳統和傳統的社會經濟組織制度都具有其社會歷史的合理性，應該成為當前人類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啟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對不同地區特別是不同文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進行制度安排和體制創新的有益參考。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對少數民族深層文化價值要給予充分的尊重與重視，不能因為它的古老就認為落後，而應該成為我們制定少數民族、民族地區發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實踐一再證明，在民族地區採取與漢族地區「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會導致意想不到而又更為窘迫的政策效果。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弘揚優秀的少數民族文化傳統，還應該尊重少數民族群體作為主體在本地區建設發展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我認為，在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的決策方面，首先要進一步提高相關決策部門對少數民族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深層文化價值的認識，並在地區發展政策的制定中給予它應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進少數民族成為當地地區發展、生態保護的主體，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倡導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參與到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決策過程中去。第三要充分重視牧業社區在牧區發展中提供服務與管理的基礎性作用，並通過村委會、合作社、協會，甚至是傳統社會組織制度的創新作為載體，為它們提供必要的指導、培訓和能力建設。第四要發揮非政府組織在促進牧區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彌補政府力量鞭長莫及的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