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有「小王朔」之稱 北大中文系畢業的石一楓為何愛寫失敗者的...

2020-12-14 北晚新視覺網

這個故事和《肖申克的救贖》有相通的地方,也是講一個越獄和逃犯的故事,這是表層的。更深層的說,《肖申克的救贖》講的是一個人在絕境中也不放棄,仍然向命運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杜湘東等人也是因為沒放棄,成了另類的英雄。

作者 陳夢溪

石一楓

《書鄉周刊》:小說名字是《借命而生》,這裡的「借命」是指什麼?

石一楓:從人物關係上最直接說是姚彬斌把他的命借給了許文革,犧牲自己救了兄弟。升華一點說是杜湘東向與他有經歷交割、有關係的人借命,再形而上地說,我們每個人活著都不是完全為自己活,一部分是為了別人而活著,每個人的生命與別人都有交集和分享,都是「借命而生」。

《書鄉周刊》:為什麼會想到寫一個三十年前(1988年)警察和逃犯的故事?

石一楓:一次無意間我看到一個信息,1992年版刑法比較嚴格,1997年又頒布了修改後的刑法,說過去犯罪的人,新刑法之後才被抓住的,判決的依據是「從輕不從重,從新不從舊」。於是我生出了一個小想法:假如有個人(上世紀)八十年代犯了罪,2000年才被抓住,那他會不會少判很多年?雖然判地輕,但這麼多年一直在當逃犯,他的生命到底是值了呢,還是虧了呢?我就想把它構思成一個小說。當然落實到創作上,寫一個傳奇的逃犯反而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寫作過程中發現,其實寫抓逃犯的警察更有意義,也更有意思,這樣警察就成了主角。

《書鄉周刊》:故事主角警校畢業的大學生杜湘東被分配到了北京郊區的「第二看守所」,小說裡寫「那時的北京,出了永定門就是一片倉庫,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東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邊緣的山底下」。你對那邊熟悉嗎?

石一楓:其我是爺爺奶奶來北京的,第三代,有資格說自己是北京人,但不是「老北京」。我小時候去南邊不多,多數了解是靠查資料,比如小說涉及到每個年代的監獄生活、法律條文、警察管理條例,還有城南一些國企工廠的情況。每一個細節都要查資料,甚至犯罪分子寫的自白。現在網絡時代查資料很方便,尤其一些視頻資料。

《書鄉周刊》:有評論稱這部小說是中國版的《肖申克的救贖》,你認同這個說法嗎?

石一楓:這個故事和《肖申克的救贖》有相通的地方,也是講一個越獄和逃犯的故事,這是表層的,當然我自己沒有史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贖》的作者)那麼偉大。更深層的說,《肖申克的救贖》講的是一個人在絕境中也不放棄,仍然向命運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我的故事裡,杜湘東等人也是因為沒放棄,成了另類的英雄。

《書鄉周刊》:杜湘東用一輩子去追捕這個逃犯,雖然沒有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但對自己的堅持有了交代。在你的小說裡似乎很少有成功者?

石一楓:講成功者的故事的地方太多了,文學還是應該講一些失敗者的故事,普通人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

《書鄉周刊》:這部小說中杜湘東的妻子是個比較強勢的女人,你的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的,比如《世間已無陳金芳》的陳金芳,《營救麥克黃》的顏小莉,《特別能戰鬥》裡面的北京大媽。

石一楓:這確實是個問題,我也一直在想。可能我印象中的女性都是很堅強、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有些作家可能會比較喜歡塑造柔弱如水的女性形象,可能那樣的人比較自信。我是因為自己在女性面前沒太多自信,所以我概念中的女性都精神強大。

《書鄉周刊》:與你早期的作品《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等作品相比,這次的寫作似乎不再以往幽默風趣的語言風格,變得嚴肅起來,你在有意做這樣的轉變嗎?

石一楓:這是一部第三人稱的作品,不是以「我」的視角敘述的,其次這是一個警匪的作品,小說本身的主題比較宏大和嚴肅。這些都不太適合那種插科打諢的方式,幽默自然就少了很多。該嬉皮笑臉的時候就嬉皮笑臉,不該嬉皮笑臉的時候就得正經了,說什麼事用什麼腔調。作為一個寫作者,多掌握一兩種腔調是必須的,我對自己(能掌握)也比較欣慰。

《書鄉周刊》:這是你第一次寫第三人稱的作品?

石一楓:《借命而生》對於我而言,剛開始是想解決我在寫作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人寫作到一定程度,都會存在一兩個問題,比如有的男作家寫女的不像,女作家寫男的不像,我的問題是寫第三人稱不靈,必須得通過「我」盲目式的寫,由「我」去看別人。《世間已無陳金芳》是由「我」去看陳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靈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媽。這幾部作品可能比以前的第一人稱更「狡猾」一點,「我」更複雜,有些文人氣息,這樣可以讓小說更複雜,但本質上是我不能寫第三人稱,這是我的最大的問題。你要是覺得自己還有點文學追求,就一定要嘗試解決問題,不要厚顏地說這是我的特色,這個問題就帶過去了,我們應該迎難而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書鄉周刊》:似乎作家都會經歷一個從自我經歷轉向他人經歷的過程,對你來說是這樣嗎?

石一楓:《借命而生》最早的動機是寫一個跟我個人生活不一樣的故事,因為陳金芳、安小男裡都有一個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環境相對融合的,就是大城市裡知識分子這種人,通過一個橋梁過去找與我不重合的人,而《借命而生》全是與我不重合的人。我以第三人稱寫與我不重合的人,這可能是一種成熟的方式。

《書鄉周刊》:故事裡有個很有意思的角色,就是杜湘東看守所的警察同事老吳,老吳快退休了,每天喝幾口五十六度的二鍋頭,之前杜湘東看不起老吳,覺得他「活在廉價的醉生夢死」中,後來等到杜湘東經歷了一些事,人到中年後,又覺得老吳「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

石一楓:我們可以想像老吳在年輕的時候,可能是另一個杜湘東。可能每個人都是這樣,我二十幾歲的時候最煩的就是我現在這樣的人,心想:您一個寫作的,一個當編輯的,有什麼了不起的?那時候我沒想著當作家,有些很空洞的理想,覺得自己特別厲害,輕輕鬆鬆就能偉大,具體怎麼偉大也不知道。我經歷了二十歲、三十歲、到現在四十歲,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都在經歷一個變化。

書評

我個人非常喜歡石一楓的作品。他的長篇小說我差不多都數的出來,《紅旗下的果兒》和《戀戀北京》寫得真是熱鬧又傷感。其中《節節最愛聲光電》最吸引我,寫了北京歌劇院大院兒少年們的故事。我發現他一點點在轉變,早期寫少女或二、三十歲的青年女性,寫得特別瘋狂、用心,後來慢慢開始往老年女性上用勁,比如《特別能戰鬥》裡的北京大媽苗秀華,《心靈外史》裡的大姨媽。他的語言那麼活潑、那麼好玩。曾經一度大家瘋狂的在議論「失敗青年」,就把石一楓拉進來當「失敗青年」塑造的一號作家,但是回去讀一讀他那時寫的青年系列的小說,會發現他寫的根本不是失敗。他寫時代怎麼能把一個人的勁兒破了,新的勁兒又長出來的過程。《借命而生》這部小說裡漫長的匿名追捕,把整個社會實情寫的像密林一樣,也有人評價說是叢林法則。一開始看到《借命而生》這個題目,我看成了《惜命而生》,他把所有關鍵的東西放在了「生」上。——《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

《戀戀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這幾年石一楓非常活躍,讀了他的小說後我很驚訝。他尋找的主題、關注的問題用批評家的話說都是宏大敘事,資本、階層、非法集資、信仰……,不像現在相對年輕的一批作家,寫的多是自己的成長經歷。他的每一部作品,關注的都是特別有意思的話題,這是我想像不到的。石一楓已經是非常成熟的作家了,他總能尋找到社會生活中值得關注的點,就像一個現實主義的點穴師。他從《世間已無陳金芳》到《營救麥克黃》這批小說確立了明確的創作意圖或是「野心」。但他的語言又非常樸素,不像有些作家刻意去營造一種氛圍。我們南方人讀北方的語言,如王朔、馮唐的語言都比較熟悉,但石一楓跟他們都不太一樣。一方面也為他遺憾,他要成為男神級的、馮唐這樣的作家已經沒有可能了,因為他不是向偶像作家那個方向走的,他真是一步步朝著陳忠實這樣的當代經典作家的方向去了。他選擇了傳統的、腳踏實地的、接地氣的一種寫作。——《收穫》主編程永新石一楓早期寫一些小人物,號稱「小王朔」,風格輕鬆、俏皮。後來看《世間已無陳金芳》,才發現他的風格也不是那麼固定。這幾年他的寫作速度非常快,在《世間已無陳金芳》之前,長篇已經出過5部了。很多作家寫現實,寫的都是已經凝固掉的、固化的、表面的現實,而石一楓的長處是抓住當下最新鮮的現實。石一楓非常冷靜,會琢磨現實背後的東西,特別是用人物的命運感把現實串聯起來,這種現實是活的,跟我們身邊的現實是貼近的。《借命而生》與他之前的小說如《地球之眼》有一種變化,藉助的是一個案件的線索,他不是直接面對現實來寫作,而是面對人。小說裡的命運感比更強烈,即兩個對手之間的命運感,小說中兩個人物作為對手是互為補充的表達。——《十月》主編陳東捷

《特別能戰鬥》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有兩個「石一楓」,一個是早期的石一楓,一個是現在的石一楓。早期的石一楓更好玩。他早期的代表作叫《不許眨眼》,寫的是以北大為背景三個男生和一個女生。那時的石一楓唾沫橫飛,他談人生跟別人談人生不一樣,是有自己話語體系的。突然之間,石一楓就變成一個經典作家了,變化是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的,然後是《地球之眼》、《借命而生》。 石一楓寫作的變化跟他個人的變化是有關係的。早期的石一楓是王朔式的寫作,叫「後王朔」,那個石一楓對社會、對人生是一種冷嘲熱諷的戲謔態度,但忽然之間那個石一楓就消失了,突然我不認識他了,他變成了悲天憫人的石一楓。我看《借命而生》最大的感受是石一楓的情懷,真的要重新認識石一楓了。《借命而生》裡逃犯形象的塑造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但是把小警察杜湘東的故事寫的那麼吸引人,而且懷著那麼巨大的同情,那個是一個經典作家的情懷。——《西湖》主編吳玄石一楓語言的豐富性讓他創造力非常強,他又是受的北大中文系科班教育,在形式上特別講究的小說技術能力。他的作品有很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用典型的細節來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也看他的早期小說,比如《戀戀北京》,他的語言風格和寫青春成長的狀態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真正打動我是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的,我特別喜歡《地球之眼》和《借命而生》,從關注自身到關注自身以外的東西,關注社會,關注這個時代中核心的時代精神,這是能代表一位作家走向成熟的標誌。我們雜誌每年都會進來很多大學生,他們喜歡詩意的、小情緒的、小清新的東西,喜歡個人趣味的很細小的東西,但是真正關注大的話題的,關注這個社會的反倒很少。石一楓能夠關注現實、關注社會是很難能可貴的。——《當代》主編孔令燕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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