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往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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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者說文獻學
——050復旦大學石祥
個人介紹
石祥，1979年出生，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員。2006年博士畢業後，在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工作。2020年11月，開始在復旦大學古籍所工作。代表作，下一部。
1.文獻學是一個冷門學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這門學問的？是主動報考還是調劑？談一談您對「文獻學」的最初印象，現在的理解有沒有變化？
上學已是陳年舊事（驚覺自己已是老人），我用力回想對文獻學的最初印象，也茫然無著落，或許根本沒有什麼「最初印象」吧，所以只能說些大學時代的記憶碎片。
我從小喜歡軍事，熱衷於歷史上的打打殺殺。高考填報志願時，本想報歷史學系。但那一年（1997）北大在滬沒有投放歷史系的招生指標，遂選擇中文系作為一志願。
軍事愛好者石祥不務正業的「成果」，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1年（此非廣告，書已絕版，再印無望）。
入校報到後沒幾天，系裡給我們新生開會，要求大家自願選報專業。當時中文系分文學、語言學和古典文獻三個專業。我們剛進大學，對專業一無所知，那時網際網路在國內剛剛起步，也談不上什麼上網尋找資料，甚至根本無此意識。所以，我們完全是靠老師的宣講了解專業，再做選擇。不用說，這樣的了解與選擇，當然非常膚淺而倉促。印象中，文獻專業由裘錫圭先生作介紹（文學專業是費振剛先生，語言學專業應該是陸儉明先生）。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大約是宣講的第一要義與保留項目，看前後各級同學的回憶，無一例外，都會提到這句。
具體到文獻專業，非常慚愧，裘先生講的其他內容已無印象，只記得他說大三暑假會安排去西安、敦煌專業實習。大家對此頗感興趣，議論紛紛，真有同學是為此選擇了文獻專業。我覺得文獻似與歷史頗有關聯，便選擇了它。我們97級文獻專業一共12人，其中包括幾位文科實驗班的同學，他們上的課程與我們有所不同。
當時，校方將部分文科院系的大一新生安排在昌平園。昌平園在昌平西山口（現在地鐵有此一站），相距燕園本部數十公裡。校區北面靠山，南面是大片的高粱或者玉米地，往東（昌平縣城方向）走一段距離，田地的內容由糧食作物變為經濟作物，似乎是蘋果或者桃子（本人完全沒有不看果子只看樹木便能分辨種類的能力），西面有小山和大坑。總而言之，那是個荒僻的地方，周邊幾乎看不到人，夜間四下寂靜，不時可以聽見遠處傳來的貓頭鷹的幽幽叫聲。
昌平園有幾百畝大，學生大約七八百人，人均佔地接近一畝。院內樹木繁密，生物多樣性相當可觀，不時有同學聲稱目擊了兔子、黃鼠狼、松鼠、蛇……等等。此地的另一優點是有1個標準足球場和多個籃球、排球場，於是乎男生們非常愉快地實現了球類自由，加深了院系交流。當然，中文男足的失利史早在那時便開始書寫，這是某公眾號所宜及早開展的口述歷史的好項目。
大一的課程，基本都是中文系各專業的通行基礎課，如現代漢語、古代漢語。相對比較特殊或者說有專業性的，是中國古代史（文學、語言學專業不上此課），這其實是歷史系的專業必修課，我們跟著歷史系同學一起聽講。第一學期是榮新江先生講授，第二學期是張帆先生。記得一學期末考試有一道大題，是評價秦皇漢武的歷史地位（大意如此）。另一門比較特殊的課，是大一下學期的當代文學，專供文獻與語言專業（文學專業的當代文學課好像是一學年制的），臧棣先生講授。他是著名詩人，於是這門課實際被講成了當代詩歌史。依稀記得他大概用兩節課時間了結了小說、散文，還說了句「這個沒什麼可講的」，帶著誠懇而為難的神色。講到80年代詩歌，臧老師提起，那時的某次大會上，有年輕詩人當面批評民國時已成名的某位老人，「你根本不懂詩」。然後，臧老師低頭一笑，說了句「有些事心裡明白就行了，何必說出來」，全場鬨堂。
昌平園有一個圖書館，藏量當然很小，似乎只有一間大屋子的半邊放了書架，上面有氣無力的排了些書。因為還沒上過真正的小專業課，我自然談不上有意識地去搜尋專業書來看，不知為何，倒是將10卷本的《王蒙文集》看了一遍。教學樓的二樓有一間屋子，開辦一家小書店，品種不多。當時，民國學術名著重印風潮初起，我在那裡買了《經子解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類的書。
大二回到燕園本部，課程逐漸以小專業課為主。版本學（王嵐老師）、目錄學（許紅霞老師）、校勘學（倪其心先生）、文字學（沈培老師）、音韻學（耿振聲老師）、訓詁學（董洪利先生）、古文獻學史（漆永祥老師）、四部要籍（各部分別為一門課，吳鷗老師、李更老師、陳曉蘭老師分別講授）、中國文化（楊忠先生），這些好像都是必修。至於專業選修，有李家浩先生的《說文》、孫欽善先生的《論語》（本科期間我選修的最後一門課）等等。
坦率說，我不是一個好學生，上課去否，隨心所欲，去了也不怎麼做筆記，有趣時則聽，無趣時則神遊。有一次，古文獻學史課上，漆永祥老師發火，批評我們是有史以來最差的一屆，聲色俱厲，我緊張了三秒鐘，然後釋然。漆老師當年的火氣，可能是老師們的共識。2014年，我回校看老師，陳曉蘭老師、李更老師說：「石祥，沒想到你會堅持做專業，當年真是沒有看出來。前後幾級裡還在大學做本專業的，可能就你一個。」足見在老師們心目中，我當年很不成樣子，以至於讓今天的他們吃驚。——在本系列訪談中，不少同仁談及自己大一大二時就樹立了明確的專業意識與求學目標，從師問道，好學勤求，真令我無比汗顏。
當然，即便是我這樣的不肖子弟，也還是有興趣這樣東西的。大三時，有版本學課（王嵐老師講授），也不知為何，我突然覺得刻本、抄本、活字本們相當可愛有趣。特別是最後一次課，王老師帶我們去北大圖書館古籍部參觀，古籍部老師拿出不少本子，一一講解。具體是哪些本子，現在一個都記不得了，但想來應該是有宋元本的；之後又帶我們參觀善本庫，裡面清一色的樟木書櫃（後來聽沈乃文先生講過這批書櫃的由來），味道很大。我們當然覺得大開眼界兼無比神秘。
彼時，學校周邊書店極多，較知名的有東門外的萬聖書園、南門東側的風入松以及南面的海澱圖書城，還有校內的周末書市。在這樣的環境中，買新書、淘舊書的癖好愈發加重。大二起，我接了家教的活，每周六下午去蔚秀園家屬院，教一個男孩高中語文（家長似乎都是理科院系的老師）。每次一個半小時，報酬是50元，在當時大約是很高的標準。從蔚秀園出來，我直奔海澱圖書城，買一兩本書，愜意而歸。
儘管平日聽課時漫不經心，但畢竟一回生二回熟，好歹知道了一些人名和書名，選購時就有所留意。現在印象所及，《四庫總目》《書林清話》《經籍會通》《書目答問》《國朝漢學師承記》《販書偶記》等等，都是當時買的。研究著作也買了一些。高路明老師的《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被當作目錄學課的教材使用；由此及彼，我又買了該書所在的《中國古文獻研究叢書》（江蘇古籍出版社）的其他若干種。《校勘學釋例》《史諱舉例》《宋版書敘錄》等等，也是上課時聽見，書店中發現，一看封底，價格不貴，在50塊經費之內，便買下。此外，《藏書家》雜誌那時正出了頭幾期，我看得津津有味。由此又知道了一些作者的名字，連類比物，黃永年先生的當時在市面上可見的幾種書、黃裳、潘景鄭的題跋，當時或之後在書店裡見到，就陸續買下。圖書館剔舊，也是很好的入手途徑。當時，每個季度有一次剔舊，書放在西面舊館一樓的一個靠邊小房間裡，誰都可以進去挑書。我買過品相極好的80年代影印的《古史辨》，1塊錢1冊。——大概，亂摸書亂買書，是我本科時在專業方面印象最深之處了。
大三暑假，自裘先生宣講以來，我們一直心心念念的專業實習來了，由李更老師帶隊。先去西安，參觀了大小雁塔、碑林、驪山、兵馬俑、陝西省博等等，住宿在陝師大校內招待所。最後一天是自由活動，我們幾個男生很喜歡碑林，又去逛了一次。
從西安登上綠皮火車，一路搖晃到柳園站。敦煌研究院派了一輛中巴來接，在戈壁灘公路上繼續搖晃了許久，來到了莫高窟，我們住在研究院內的一個小樓裡。在敦煌大約有10天，主要內容是觀摩洞窟，由研究院的老師講解。我們不僅看了南區驚心動魄的壁畫造像，還參觀了北區洞窟。當時的印象是，古代僧人們住在一無所有、灰禿禿的洞裡，真不容易。我們參觀的很多洞窟，不對外開放，其中印象最深的當屬北區465號窟，裡面有男女雙修的內容。那時，北區考古的成果正在陸續出版或發表，其中有一天的安排是講座，介紹北區情況，樊錦詩先生致辭，彭金章先生主講。我們對於灰頭土臉的北區興趣盎然，彭先生講完後，大家提了不少問題。
四年的時間一晃而過，經歷了很多，又似乎什麼都沒經歷。等到在百年講堂的典禮末尾齊唱《歌唱祖國》的時候，我才確實感覺到本科四年結束了。
四年下來，不知為何，我居然有推免資格。因為父母希望我回上海，在王嵐老師的建議下，我與復旦古籍所聯繫，經面試，被錄取。
復旦古籍所的做法是，一入校即分配導師。我的碩士導師是陳廣宏先生。廣宏老師主要研究文學。研一下學期，有他講授的明代文學課程，形式是大家讀書後做匯報。課上有件瑣事，印象最深：明代詩歌宗唐風氣，往往上推到高棅《唐詩品匯》，再由此及至閩中十子。我翻看了幾本早期文學史，看到某書溯及十子之前的藍仁、藍智以及較藍氏兄弟更早的某人，匯報時說起此節。陳老師是溫潤君子，面對我的荒陋，不以為忤，反而誇讚了幾句。這門課最大的收穫是：我切實認識到自己對文學毫無感覺，確無能力，更缺乏興趣。我寬慰自己，如同色盲一樣，這的確會造成一些阻礙，但不值得羞恥。Just lose it.
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往往開設在中文系/文學院之下，即便是相對獨立的古籍所，也大多中文氣息濃厚，所以文獻專業的很多學者會涉足乃至主要研究古代文學文獻。而我幾乎沒有做過與文學或文學文獻的研究，若說領域選擇的契機，這門課是非常重要的節點之一。知道自己不能做什麼，實在是非常要緊的一件事。
在研一和研二的兩年間，幾乎所裡的每位老師都開過必修或者選修課，由於專業不同，我沒有將這些課聽遍，現在想來，很是遺憾。碩士階段的第一門課程，名稱已經忘卻，由吳格先生講授。課程內容當然非常豐富，因為文學專業的同學也一同上，吳老師肯定講了很多文獻學的基礎知識。而我更有印象的是，吳老師旁逸斜出時隨口提及的王欣夫、周子美、劉承幹等人的舊聞掌故。還有一次，他發下一篇別人寄來求正的文稿，內容是考述某圖書館新發現的春秋類某書的宋刻殘本。吳老師命我們挑錯，無論知識性、論述邏輯的，還是行文上的，但凡不妥存疑之處，皆可。我們回去準備了一周，挑的「錯」或疑問，五花八門，自有很多可笑之處，卻幾乎未能指出真正的問題。吳老師先表揚了我們一番，然後談了他的修改意見，並逐一講解。
還有一門重頭課「古籍整理實踐」，為期一年，由錢振民先生、鄭利華先生先後主講，內容是點校一部明人文集。復旦古籍所創設時，承擔了《全明詩》項目，所裡有大量從各圖書館複製的明集（紙質件或膠捲），以及抄錄的明集卡片。這門課的選材範圍，就以此為核心。我信手而選盧楠《蠛蠓集》，此人經歷坎坷，蒙冤入獄多年，集中哭訴喊冤的書信文章佔了很大比重。我抱著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當小說看。
當時章培恆先生年近七旬，仍擔任所長，西服革履，日日到崗，幾乎每天工作到夜間。我們入學後不久，便私下裡知道他身患重疾，看到他如此不計日夜的工作，均覺不可思議。章先生對我們這些二十出頭的小孩，很是和藹，每次他慢慢走過樓道，我們問候「章先生好」，他必點頭示意，緩慢而清晰地答以「你好」或「謝謝」。某次所裡辦會，章先生打電話到會務組房間，詢問曹虹老師的房間電話號碼。滬語的「曹」「趙」發音相同，我對學界人物茫然無知，以為是「趙虹」，將會議名單從頭翻到尾，一無所獲，便告訴章先生，會議代表中沒有姓趙的呀！章先生沒有責怪我的無知，反而說是自己的上海普通話讓我誤會了，是曹操的「曹」。我大感臉紅。——後來遭遇某些章先生學生輩的「大佬」，相其儀表，聞其言語，觀其對待年輕人的態度，望之不似人師，便覺極不適應。
研一上學期末，所裡籌劃師生聯歡，交給我們新生去辦。我和兩位女生提出去五角場的飯店AA制聚餐。那兩位女同學是章先生的學生，卻不敢邀請他，一個勁地慫恿我去。女士表示為難，是紳士登場的時候了。我橫下一條心，敲開章先生辦公室的門。章先生聽後，表示此事很好，一定出席，從公文包裡掏出一個信封，將裡面的1300元錢交給我，說這是他的份子錢，學生們不應承擔費用，不足部分由其他老師均攤。我出了辦公室，拿著「戰果」，得意洋洋地向那兩位女同學炫耀，獲得了她們的讚譽。那頓聚餐吃了幾個小時，黃白紅啤，花色俱全，席上章先生教我們如何品酒（病情所累，那時章先生已滴酒不沾），舉座皆歡。我們大多吃醉了酒，從五角場開開心心地走回了武川路的北區宿舍。
章先生的威嚴之處，我只有很模糊的側面印象。大約是博一，某天傍晚，剛吃過晚飯，陳正宏老師忽然打電話給我，問我能否立刻來所裡幫忙。我覺得有些奇怪，便馬上騎車趕過去。原來古籍所須向教育部遞交年度工作總結，章先生命陳老師辦理，陳老師因事忙忘記了。方才章先生問起，陳老師答以還沒做。章先生用紹興腔普通話緩慢地說：「陳正宏，這個樣子是不可以的。」（陳老師複述的情形，至今如在面前。不得不說，他模仿章先生的語氣口音，非常精準，不愧浙江同鄉。）章先生生氣的樣子，大約止於此。我幫陳老師弄電腦，複印文件，回覆郵件……忙到九點半前後，章先生經過房門口，看了看我們，一言未發，走了過去。陳老師眉開眼笑，說這下可以了，領導看到我們這樣賣力。那天差不多弄到10點，我們離開時，章先生辦公室的燈還亮著。
在所裡，吳金華先生的年輩僅次於章先生。吳先生給研一新生講授古代漢語專題研究類的課程（具體課名委實記不得了）。第一堂課，他先問我們每個人的姓名，然後笑眯眯地逐一籤贈大著《古文獻整理與古漢語研究》。授課中，吳先生所舉語例，多用《三國志》《世說新語》，如數家珍。之前我雖也翻過二書，《三國志》大約是草草過完，《世說》則未到尾；經吳先生一講，頓覺親切可愛，於是將兩書從頭再讀了一遍。
古籍所的學生人數少，但講座活動多。記得每個學期都有若干次，短者半天，長者持續一周，大多是章先生請來的專家。章先生的眼界既高且寬，印象中黃永年、吳哲夫、吳宏一、鍾振振、姚小鷗、張伯偉、程章燦等先生都來過（必然還遺漏很多），外國學者則有森本繁、高橋智、王靖宇等等。
黃永年先生予我的印象最深。在復旦，我聽過兩次黃先生授課，所講都是唐史，每次一周，連續五天。之前大三的專業實習，在陝師大招待所曾聽過黃先生的講座（這是北大古文獻專業實習常年的必備項目）。那時，黃先生尚能徒步來回；復旦這兩次（03年前後），他走路已然困難，甚至站立稍久，便氣喘不已。是故，正宏老師負責每天接送，我作為跟班，給黃先生推輪椅。雖然健康狀況明顯變差，但黃先生授課清晰明快，神色炯炯，閒談犀利可愛，天南海北而又一以貫之，真是丰神俊採，光華灼灼。第二次授課中間，穿插過一次講座，地點在第三教學樓的某間大教室，黃先生專講買書故事，聽者神往。
更有幸的是，我跟著正宏老師他們，陪過幾次飯。其中一次，黃先生談及版本學，極不屑地說某人「連石印本與刻本都分不清，居然也寫了版本學的書」。另一次，正宏老師介紹說我是北大古文獻本科，我隨即說之前在西安聽過您的講座，黃先生突然問「你是否買線裝書？」那時，我的確已開始買刻本，手頭大約有五六冊（其中一種是津逮秘書本《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但轉念一想，在他面前，稱自己買書，不啻釋迦面前說法，豈不可笑？於是答以雖有想法，奈何價格太高，窮學生無力舉此。黃先生點頭，表示理解，然後談了他年少時的買書（撿漏）故事，最後以一句「你們現在是碰不上了」作結。後來有時不免會想，若那時答曰「買書」，又會引發黃先生如何一番高論呢？——順便說一句，本科時的北大周末書市，確實偶有刻本出沒，記憶中所見都是《四書備旨》之流，數冊一小摞，要價幾十元。彼時雖然無知，但也知道此類東西意思不大，所以一冊也沒買過。
其他老師請來的講座或者組織的參觀，也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陳正宏老師的版本學課，帶我們去上圖參觀，聽陳先行先生講解。宋元明清善本擺了一桌，其中肯定有宋刻十卷殘本《金石錄》，陳先生講了此本作偽與被識破的故事，至今記得。
研二下學期，有轉為碩博連讀的機會，我申請並通過。博士階段的導師，轉為陳正宏老師。正宏老師風趣活潑，而我膽大心也大，經常與他嘻嘻哈哈，沒有大小。他很鼓勵學生直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然後他會一步步追問，打算怎麼做，如果碰到困難甲，你打算如何解決，進而遭遇困難乙，又如何處理，直至將問題談清楚。即便他傾向於反對，只要學生能講出道理或者合理的解決路徑，他也會認可。
此方面印象最深的是：畢業後的2014年夏，陳老師推薦我去學習院大學編明刻本圖錄,這是他與大澤顯浩教授合作的項目。我寫完初稿後，有一次類似於審稿會的討論，陳老師、大澤教授以及參與此事的日方人員（大多是博士課程修了、在學習院大學做非常勤的年輕人）到場。從選目（陳老師、大澤教授先議定選目，我實際入館調查後，提出某些品種可增入）、解題行文到排序（以版刻時代排列）、配圖，逐一審查。陳老師先提出修改意見，我當然沒有全盤接受，提出了不少反意見或辯解理由。我們有來有往，說得非常坦率，日方諸位瞠目。結束後，有兩三位非常勤研究員，對我們的師生關係表示極大驚訝和羨慕，說他們決計不敢對自己的導師如此。
亦非廣告，學習院大學印刷，無公開發售。
博士階段，有陳老師的版本學課。他在各處尤其是日本，買了不少本子以及雕版、活字等物件，上課時作為教具。有一次，他拿出一折佛經，有不少蛀眼，外面裹著透明塑料紙，在所有教具中保護最為嚴密，是在日本買到的宋刻殘葉（具體是何藏，已不記得）。他告誡我們要小心，因為下了血本。一般的清刻本、江戶時代的和刻本，則隨意攤在桌子上，讓我們翻看。又有一次，他帶著我們幾個同學去某家舊書店，幫老闆整理一堆殘本，意在讓我們多摸摸書。清理過程中，看到有值得一講的本子，便將大家聚攏，講解一番。我在裡面翻出來三冊嘉靖本，是孔天胤刻的《資治通鑑》，白棉紙，相對後印，有些蛀。我拿給陳老師看，他很高興，書店老闆的心情也不錯，隨口說了個價，賣給陳老師。後來，我評上副教授，陳老師將這書送給我，作為祝賀，還說「當初就是你翻出來的，理應歸你」。——我有時買些刻本，作為教具，便是學習陳老師的做法。
此外，陳老師還組織讀書會與討論會，門下碩博士全部參加。讀書會的內容是讀《史記》，討論會則是討論論文。每次由一個同學做發表，事先將論文發給大家，可以是學位論文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單獨的小論文，大家提出各種意見，作者回應。
博一開始，要考慮博士論文的選題了。我先想出選題，做調查評估，確定大致框架，然後與陳老師面談。他從可行性等方面提出質疑，比如題目太大，無法按時完成，某部分似無必要，某部分需要強化，某問題應找何材料，等等。如此這般，很快否決了幾個題目，最終選定八千卷樓丁氏為題。我本想做大而全的研究，開題報告列了一個很「全面」的框架提綱。陳老師說，這難免人云亦云，反而衝淡主題；凡前人已有充分研究，或研究雖不充分，但受限於材料等，無法更進一步者，不提或少提；要將精力專注於新材料、新問題、新的論述視角的開掘，有所為有所不為，切忌面面俱到，處處稀鬆。吳格老師、錢振民老師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這是此階段我所獲得最重要的教示，遂將博士論文的論述範圍選定為丁氏藏書聚散、《丁志》《丁目》等書的編纂、丁氏刻書三個板塊。
方針既定，接下來是搜集材料。首先，當然是利用學校圖書館、上圖。八千卷樓舊藏絕大部分在南圖，浙圖也有一些。為此，我先後跑了兩次南京、一次杭州，花了大約一個月時間，有針對性地提閱了一些丁家舊藏、丁氏著作的稿抄本，抄錄了十多萬字材料。吳格老師還為我寫了一封古風盎然的介紹信，給南圖古籍部。
初稿寫好後，陳老師做了非常細緻的批改，小到行文，大至結構調整，電子文檔上標紅拉黑，五彩雜陳。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丁氏所刻叢書底本考這一部分，我最初是按照叢書及其子目排序，先寫甲書以何本刊刻，證據是何，再寫乙書、丙書、丁書。陳老師說，丁家刻書幾百種，如此寫法，無異於菜市場裡擺攤，太雜亂了，要求我有邏輯框架。我琢磨了一番，改為「以明刻本為底本」、「稿本為底本」，等等。
論文寫完，需要送審。盲審無須操心，明審評委三位，上海本地的只有陳先行先生一位，所以約了時間，我直接送去上圖。我本想上班時間不宜多擾，打算送到即走。說來也巧，我到上圖時，陳先生正拿著極有名的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和郭立暄師兄說話。我剛說告退，郭師兄拉住我，說一會有參觀，機會難得，讓我陪看。陳先生對我講了一會蜀本《春秋經傳集解》，參觀者來了，好像是萊頓大學的兩位研究者。拿出來的書，有唐伯虎藏過的書棚本《王建詩集》、元刻本《文心雕龍》、老朋友十卷殘本《金石錄》、翁家舊藏《長短經》，以及上百葉宋元殘葉集錦。還有一些，書名已記不清，其中有一套，書衣顏色特別，郭師兄告訴我，這是項子京家特有的裝幀。因為荷蘭友人來得較晚，看完後已是下午，完全忘記了吃午飯。那是目前為止最過眼癮的一天，蓋因既多且精，又無玻璃櫃檯阻隔。
博士論文答辯也非常有趣。因為答辯委員人選有重合，無法同時進行，所以先是吳格老師門下的王立民兄、羅琤師姐，我的答辯放在下午。答辯委員裡年歲最大的是沈燮元先生，沈老極健談，以至於答辯主席嚴佐之先生多次說「沈先生，咱們回到問題上來/沈先生，該石祥回答了」。答辯至六點多結束，但我感覺自己似乎沒有說多少。
現在回想自己從本科入學到博士畢業的九年間，只記得一些有趣或無關宏旨的場面，似乎很難回答訪談所設定的問題，只能說「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不知為何」吧。
2.畢業後又從事古籍工作，您覺得涉古專業本科生學習「文獻學」課程的必要性是什麼？
前面已有不少同仁發表了意見。簡單說，文獻學課程除掉表面的知識性內容之外，旨在傳授發現史料、梳理史料、批判史料與利用史料的原則與手法。古代文史哲的研究，無法脫離史料而展開，文獻學課程的必要性也就由此確立。
3.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歷史文獻學還是文學文獻學？又或者說偏重目錄、校讎和版本的哪個具體方面？請重點談一下您在這個領域的治學心得？
從興趣上來說，我喜歡版本學。回顧自己做過或正在做的題目，八千卷樓丁氏的研究涉及藏書史、目錄學、版本學和刻書史；魯迅輯校古籍研究主要是針對輯佚與校勘的討論；近期寫的較多的，則是寫樣、試印等書籍刻印細節，可以說是書籍史性質的研究。此外比較成塊、以後想寫成專著的研究，還有版本學史的研究。另如域外漢籍、學術交流史研究，也偶爾做過一些。
個人的體會有以下幾點：首先，要關注、尊重其他領域的研究。切忌移情與入戲過深，將自己研究的領域乃至人物、專書視為天下第一等大題目，其他皆不足道。否則，不僅會引發無謂的是非，也將局限自己的視野。
其次，不能脫離實物而言文獻學，因此要與圖書館、文博界、古舊書業的同仁多交流，會得到很多幫助。兩三年前，我去杭州市圖看書，提閱的書籍都是寫樣本。古籍部前臺的老師（本不相識，交談後才知道她是彭喜雙老師）主動提示：「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寫樣本，可能目錄上沒有反映出來，你要看看麼？」差不多前後，我去北京中國書店，結識了劉易臣先生，他聽說我對寫樣試印感興趣，便以店中收儲的試印本相示。像這樣的幫助和機緣，不僅要感謝他們的熱情，更是一般翻目錄查資料庫所無法提供的。
第三，之前似乎已有同仁指出，抄錄材料（尤其是在圖書館看古籍時），不要怕麻煩，要儘量抄全，否則事後發覺有關鍵遺漏，再去返工，會多花不少時間和精力。我有過深刻教訓。
第四，要勤於練筆。不要誤信十年磨一劍、古人一書足以傳世、大學者不輕易下筆之類的話，自我代入，自我寬慰。否則，當真要寫時，便覺得筆頭艱澀。一來我們不是古人，更不是超人；二來傳世之作又談何容易，不是人人所能寫出；三來大學者恐怕大多經常下筆，一看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人的文集部頭，即可知此點。寫作，是學術的實操，沒有人可以不依靠實操或者極少實操，就能成為一流學者或者寫出傳世之作。
4.有人說「文獻學」是個基本工具，算不上單獨的「學科」，對這個問題您怎麼看？如果是「工具」，是否應該有更廣泛的應用？是「學科」，主要研究對象是什麼？是否有瓶頸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關於「工具」與「學科」之辨，之前很多同仁從多個角度寫了很好的意見，我沒有什麼可補充的。
如何走出困境，如何面對學科弱勢的挑戰與困難，是同仁們一致關心的話題。2019年，北大古文獻中心舉辦「中國古典文獻學新生代研討會」，即以危機、挑戰和機遇為主題。我個人的看法是：文獻學誠然也必然需要理論，必須持續地、堅韌地進行理論探索。但理論不能是閉門造車、懸空虛擬，而首先應放寬眼界，借鑑其他學科、其他領域一切可以借鑑引入、可以參照的理論。誇張地說，倘若佔星術有助於版本鑑定，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學習它。借鑑與引入，並不是學科無法自足、學科邊界模糊的表徵，更不是此學科研究者的恥辱。面臨著理論的貧困與貧困的理論，卻仍不願廣收博採，才是真的恥辱。事實上，借鑑與引入，是各學科普遍存在的現象與做法。它只會帶來新的視角、新的問題、新的處理方式以及新的自己的理論。
其次，文獻學是人文科學的一個門類。人文科學在追求科學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具有藝術性的一面。而「藝術性」的欠缺，恐怕是造成文獻學困境的重要誘因。如果研究者不能欣賞體味文獻實物與文本之美，不能帶著藝術的熱情去追求著述之美，文獻學的未來恐怕非常不樂觀。人文科學永遠不可能如自然科學（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樣「科學」，進而又喪失了藝術性，又將如何立足自存？
5.結合自身的求學經歷和工作，「文獻學」的研究生培養上與其他學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麼具體學術訓練？他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基本素質？對有志於從事古籍編目和保護工作的研究生，您有什麼建議？
關於基礎的學術訓練和知識結構，第一部分所講的北大古文獻本科課程，可以提供參照。版本、目錄、校勘、文字、音韻、訓詁，以及對四部要籍，均宜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此外，將若干原典（具體書目可由個人興趣而定）點讀一過，也是極有必要的。不過由於開設文獻學專業本科的學校不多，很多碩士生入學時未接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乃至基礎的學科認知，以至於教師上課時不得不從頭講起，這是經常碰到的難題。實情如此，也沒有良策，只能寄希望於同學們更加刻苦專注，彌補這個缺陷。
關於古籍編目與保護，當然首先是要多接觸實物，而且編目的同學最好對保護（修復）有一定了解，反之亦然。保護（修復）方向的同學，還應多了解學習與之相關的科技知識。以現代科技完善古籍保護，將是以後該方向的重點之一。
6.「文獻學」專業的學生就業情況如何？論文發表難度？主要的就業方向是什麼？
我之前指導過或相識的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的去向有出版社、圖書館、博物館、中小學教師、公務員等，當然也有繼續讀博的。至於本專業的本科同學，更是天南海北，各行各業。個人感覺，文獻學專業的就業方向，與中文系其他專業沒有大的差異，或許在圖書館與文博系統還有一點優勢。
論文發表的難度的解決之道，之前的訪談已講了不少，我沒有可以補充的。
7.請您談一談對文獻學前景的展望，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哪些方面會引起更多關注？
在版本、目錄、校勘、輯佚等傳統領域，研究會更趨精細深入。與幾十年前相比，文獻的披露量、查詢檢索與獲取的便利性、新的輔助性工具，都有極大的提升。很多研究（或古籍整理），前人受限於條件而未臻完善，現在已具備展開再研究的條件。此外，明清刻本、稿抄本、地方文獻、域外文獻，都存在很大的可探索空間乃至空白。
與其他領域的交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與視野，也是今後可期的發展方向。比如說，書籍史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方面。當然，書籍史舶自歐美，西方與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有著大不相同的書籍傳統，如何調試研究手法，使社會科學的方法思路與中國古籍的歷史現場相匹配，宜加深思與不斷試錯。
8.請您推薦一種「文獻學」的必讀書，簡要地介紹一下內容及您的閱讀體會。
好書當然極多。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譯本，最近又有重印。此書篇幅不大，行文親切生動，材料的甄選使用與論述展開的角度別具手眼，顯示出很好的思想銳度。日文初版發表於1991年，30年後的今天來看，整體思路框架亦不過時。我覺得，初涉文獻學領域的同學們，看看此書，一定能體味到文獻學研究的獨到魅力與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