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曾利嫻，小編我今天來跟大家了解一下西晉佔田制的歷史淵源。
西晉佔田制是中國古代土地制度史上聚訟紛紜的問題之一。其長期未決的原因，不僅是史料的缺乏，亦由於在研究方法上往往局限於就《晉書·食貨志》所載佔田令而論佔田。而要正確認識西晉佔田制，須放眼它的發生發展的全過程，弄清其來龍去脈，將其置於歷史運動的過程中加以考察。所以，本文試圖從探討它的歷史淵源人手，以期對這一問題能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關於西晉佔田制的產生，史學界的看法主要有如下幾種:
(1)認為佔田制是西晉的首創，與前代田制沒有關係。
(2)認為它是從曹魏屯田制發展而來的。
(3)認為它是漢代限民名田的發展。第二、三種意見已開始擺脫就佔田令而論佔田的局限，力圖從歷史的聯繫中去認識它。我個人基本上同意第三種意見，認為它在西晉佔田制的研究中是一個突破。踵其後而稍事補直，以就正於諸賢。
西晉佔田制是戰國以來佔田實踐的法典化，西晉佔田制是戰國秦漢以來佔田制度發展的產物，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佔田實踐和理論的總結及其法典化。它的產生，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商鞍「名田宅」與秦始皇「自實田」。這個階段包括從商鞅變法到西漢文景之時，其主要特點是佔而不限，即國家允許人民佔有私田，但並未加以任何法律上的限制。在三代井田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公有土地不許買賣，即所謂「古者，田裡不胃」。這時沒有也不可能實行佔田制。到了戰國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春秋以來土地私有化的趨勢，「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標誌著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佔田制亦從此開始誕生。當時規定人民可「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從法律上允許人民「名田」。「名田」就是「佔田」。《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注引師古曰:「名田，佔田也。」《史記》卷三十《平準書)(索隱》謂「名田」者，「以名佔田也」。
這個階段佔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加限制。仲長統曾經指出商鞅變法後「分田無限」。，杜佑亦謂秦「廢井田，制籲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馬端臨也反覆強調「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並引吳氏語日:「民田多者以千畝為畔，無復限制矣。」這種佔而無限的政策，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要求。其時需要大力發展土地私有制，以奠定新的經濟基礎。土地私有是當時歷史的潮流，「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故必須「利其田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惡」，滿足其土地私有的欲望。耕戰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鼓勵佔墾荒田，以使「故田不荒」而「草必墾」。「唯恐人無力以耕之」，故「但問墾田幾畝……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國家保護這種私有土地，《秦律》規定「盜徙封」者處以耐刑(一種剃去須鬢的刑罰)。所謂「封」，就是「田葉陌頃畔封」，即商較廢井田後所置降陌。
秦始皇統一後，把從秦國開始的這種佔田制度推向全國，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令天下「使黔首自實田」，人民已佔的土地，只要向政府如實呈報登記即被視為合法，國家承認佔田者的土地所有權。所以「實田」就是「名田」，就是「佔田」。這項命令也沒有對佔田作出任何限制，它仍然是商鞅變法以後在秦國實行的佔田制度的繼續。
漢初繼承秦代的佔田制度。「漢興，接秦之弊」，「循而未改」。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詔日:「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重申前代佔田之制。其時「未有併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仍然執行佔而不限的政策。
螢仲舒「限民名田」。這個階段為西漢中後期，其特點是:改變前代「佔而不限」的政策，首次提出「佔而有限」的主張。何以董仲舒會產生「佔而有限」的思想呢?秦和漢初的佔田制，由於不受任何限制，與之俱來產生了土地兼併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孝公用商鞅計，乃票經界，立葉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併逾偕興矣」。秦法之精神在「尊獎兼併之人」，於是「巧猾之民，遂肆其意」，「兼併之患自此起」。其結果是「富者田連降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秦末農民起義打擊了這種兼併勢頭，但由於漢初統治者繼續執行秦代佔田制度，文景之時土地兼併又開始嚴重起來，不僅官僚、地主在兼併農民，商人也在兼併農民，農民紛紛「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併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這種情況到漢武帝時愈益嚴重，於是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上述主張。他說:』『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他的限民名田，有別於並田制，是在堅持前代佔田制度的基礎上加以限制。
在「限民名田」思想指導下，漢武帝時曾先後採取某些相應的措施，以「摧浮淫併兼之徒」。(1)置刺史13人，省察郡縣，以六條問事，其第一條即為「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這時可能已制訂了佔田宅的限額—「制」，故顏師古注「限民名田」時也說:「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其「制」如何，史無明文。(2)任用酷吏打擊豪強。如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及往，「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人償減」，沒收的財產，「或收人官，或還其主」。史稱「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故嚴延年輩，「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3)強化打擊商人的政策。漢初惠帝、高后時，「弛商賈之律」，於是商人大肆「兼併農人」(晃錯語)。漢武帝厲行打擊商賈勢力，一方面從法律上禁止商人佔田，規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人田憧」。《索隱》日:「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佔田也」，「若賈人更佔田，則沒其田及憧僕，皆人之於官也」。另一方面則通過「告絹」以剝奪商人已佔的田宅。「楊可告絡遍天下」，使「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漢武帝的抑商政策，是貫徹「限民名田」政策的措施。
但是上述措施只是一些權宜性的措施，還沒有從制度上加以改革，沒有制訂比較系統而具體的佔田法令，而實際執行的仍然是佔而不限的政策，馬端臨渭:「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籲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官僚、地主通過「侵奪民田宅」、「買田宅不法」、「佔墾草田」等方式佔得大量土地。不論採取何種方式，均可稱之「佔田」。如張禹「多買田至四百頃，皆經渭溉灌，極膏膠上賈」，杜佑逸稱之日:「孝成帝之時張禹佔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併者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