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有部分中國古代哲學典籍起初先譯成歐洲其他語言，或者在當時漢學家的著作中翻譯引用，後陸續轉譯成英語。本文採用歷史文獻法、網絡大數據檢索法，並藉助出版書目，考察儒家典籍早期的英語轉譯和傳播。研究發現，19世紀前已有不少儒家典籍被轉譯成英語，使之在世界上產生更廣泛的影響。早先傳教士以傳教為名兼做了許多翻譯溝通工作，後來的英語轉譯，或編譯，或摘譯，都受到一定意識形態的制約，客觀上也達成了文化傳播的效果。
關鍵詞：儒家典籍、翻譯、英語轉譯、文化傳播
1. 引言
中國典籍西譯始於16世紀末，以儒家哲學典籍翻譯為嚆矢。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Friar Juan Cobo）出於傳教和漢語學習的目的，於1592年最早翻譯了蒙學教材《明心寶鑑》（張西平 2016：51-52）。此後二百多年內，來自英國以外的歐洲其他國家的漢學家和傳教士，或者直接翻譯中國典籍著作，或者在著述中翻譯引用中國典籍內容。這些典籍翻譯和西文著述，後來不斷被譯成英語，從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傳播。
本文採用歷史文獻法、網絡大數據檢索法，藉助漢學書目，查找16-18世紀儒家典籍的西文翻譯和相關漢學著作，描寫儒家典籍翻譯的英語轉譯情況，考察中國古典文化早期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影響，為深化典籍翻譯的文化研究提供更充分的史實和參照。
2. 「四書」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2.1 《論語》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迄今所見，英語轉譯最早且翻譯篇幅較長的儒家典籍是《論語》，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其著作中最早加以翻譯和引用。他1613年到達澳門，後寫成漢學名著《大中國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Semedo 1655），先後被譯成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法語和拉丁語。1655年，該書從義大利語譯成英語出版於倫敦。
曾德昭在「前言」中解釋了著書的目的：「那些談論中國的著述，我讀了一些，它們幾乎完全不顧事實……而今58年過去，耶穌會傳教士們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裡辛勤工作，竭盡所能地使靈魂皈依基督」（同上：1-2）。顯然，曾德昭來華首務亦為傳教，需了解中國思想文化。書中第十章編譯了《論語·微子》的部分內容（同上：48-49）。不過，譯文僅為內容轉述，目的是為佐證孔子不畏世俗、致力於道德教化的精神，從而贏得後世敬仰（同上：48）。這段編譯是西方傳教士首次顯著地翻譯引用儒家典籍，為儒家文化精髓在歐洲傳播首開先河。
《大中國志》英文版出版後逐漸為人所熟知，英國小品文作家坦普爾（William Temple）通過譯書和類似著述了解中國，對儒家文化富有熱情，甚至認為古希臘文明的種子都可以在中國的學問和觀念中找到（轉引自Min 2018：4，22）。
時隔近40年後，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所著《中國哲學家孔子》於1691年在倫敦出版英語節譯本，書名為《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Taylor 1691）。據阿扎爾（Paul Hazard）的比對結果，《論語》20章中，除第6、10、11、13、18、19、20章外，其他各章的內容均或多或少得到了翻譯（轉引自Meynard 2015：79）。
此譯書的「公告」（Advertisement）中高度評價了孔子思想，認為譯書包含了這位中國哲學家的全部道德學說，「無比崇高，完美無瑕，睿智洞察」（Taylor 1691：A2-A3）。這些評述也表明譯者翻譯的目的是要把東方古國偉大的哲學思想介紹給讀者。當然，在17-18世紀發生「禮儀之爭」的背景下，把中國描寫得完美無缺、歷史悠久，能達到為禮儀之爭辯護的目的（趙曉陽 2003：484）。「公告」還說明了英譯版本的來源和翻譯方法：「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和柏應理把孔子『三書』①從漢語譯成拉丁語，這本譯書選譯其中的道德學說部分……刪除了一些內容」（Taylor 1691：A7）。譯書正文評介了中國古代歷史和哲學、孔子「三書」，全書最後為《論語》的譯文，題名為「格言」（Maxims）。
經考察發現，譯文與原文差異較大，譯者還不時要「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錢鍾書 1984：703）。這種譯寫有其優勢，即譯文語言流暢、意思表達清晰，但畢竟是「訛」，不能準確再現原作思想。當然，對譯本質量的判斷，關鍵要看這種文化變形是譯者水平問題還是有意為之，更要看譯本在文化交流中發生的作用和影響（王克非 1997：6-7）。
傳教士在著述中編譯、改寫儒家典籍，使得中國文化出現變形。然而正是這些夾帶了儒家典籍編譯的寫作，使中國文化元素在西方得到了最早的傳播。漢學家Mungello（2013：98-99）指出，歐洲啟蒙思想家崇尚中國文化，耶穌會士研究和宣傳中國，前漢學家廣泛研究中國文化，大眾作家則淺近地研究中國，從中尋求對歐洲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的支持。他們借用孔子人文主義理想之利器，打擊歐洲的世襲貴族制度（Ni 2017：13）。
英譯版《孔子的道德》出版後非常流行，於1706年出了第二版，又於1718年、1724年、1729年、1780年、1835年在不同出版社重印（Aldridge 1993：25），足見其影響廣泛而深遠。澳大利亞學者Rule（1986：6-7）論述道，該譯書成為「中國哲學家孔子」大眾形象的基礎，「對歐洲思想界的影響達一百多年。其出版標誌著譯書和文學『中國風』的開始，也標誌著中國對歐洲知識分子產生重要影響」。此外，該譯書還於1737年由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分兩次刊載於《賓夕法尼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因此可以說富蘭克林是美國第一位儒家學者和漢學家（Lemay 2009：586）。儒家思想對富蘭克林也影響深刻，其自傳中的倫理觀念與《孔子的道德》非常相似（Aldridge 1993：26）。
1735年，杜赫德（Jean du Halde）根據傳教士提供的材料，以法文編輯出版劃時代著作《中華帝國全志》，倫敦接著出版了兩個英譯本：四卷本（1736年）和兩卷本（1738年）。四卷本的第三卷介紹了孔子和《大學》《中庸》《論語》（du Halde 1736：293-320）；兩卷本的第一卷以《中國文獻》為題，詳細評介了《五經》和《四書》，並編譯了其中的部分內容（同上 1738：393-440）。早期西方漢學著作對中國哲學的評介大多出自該書（參見Astley & Green 1747：181；de Marsy 1755：219）。正如19世紀初的譯者Breton（1813：5-6）在其譯書前言中稱：「古代傳教士和英語作者們……大多數相互重複。英國旅行者很少獲得新信息，僅靠從杜赫德編著中尋章摘句」。可見，這兩個英譯版在歐洲啟蒙時期對儒家文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時隔近30年後，英國作家珀西（Thomas Percy）從《中華帝國全志》轉譯出四卷本《好逑傳》（Hau Kiou Choaan）（1761），在第四卷附錄《漢語詩歌選譯》的「引言」中選譯了《論語》，並解釋說：「下面出自孔子著作的摘錄，對於後文詩歌選譯不失為一種恰當的導引，因為所選內容充分證明了古代中國詩歌的道德屬性……」（Percy 1761：220）。譯者在這裡比較清楚地解釋了翻譯《論語》的目的：闡明中國詩歌的道德教化屬性。書中大致翻譯了《論語》以下章節：17.9、16.13、2.2、8.8、17.18、4.4、17.10。當然，名為翻譯，實則多為編譯。
作為英國第一位嚴謹的漢學家，珀西譯書的影響甚至遠及北美。譯書出版10年後，美國政治家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把英文版《好逑傳》推薦給讀者，這表明珀西譯書影響已及美國（Aldridge 1993：96）。
所見19世紀前《論語》的最後一種英譯出自瓊斯（William Jones）的兩卷本《歷史論文和雜集》（Dissertations and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1792），第一卷第七和第十二部分翻譯了《論語》部分章節，大致對應章節為：3.9、20.3、2.2、17.9、17.10、16.13。瓊斯在翻譯中使用了不同形式的漢語專名拼音，對《論語》書名的翻譯也與前人不同。不過，經對比可發現，瓊斯譯文至少參考了珀西譯文，這兩者甚至均參考了更早的1691年《孔子的道德》譯文。作為當時著名的英國學者，其譯書1809年出現在美國哲學學會刊物上（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09：xxxiii），足見其影響廣泛。
2.2 《大學》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據迄今所見文獻，除《論語》外，19世紀前儒家典籍英語轉譯次數最多的當屬《大學》。1674年，劍橋大學卡萊爾學堂研究員文森特（Nathaniel Vincent）在附近的紐馬科特（Newmarket）給國王布道，布道文直至1685年才獲國王準許得以出版。這本80多頁的小冊子內容蕪雜，其中聖歌第19頁有句「亞洲另一邊有一個異教的帝國」，對其註解中翻譯了《大學》第一章，這也是所見《大學》的第一種英譯。
關於該書原本的來源，文森特在譯文後提供了一些信息：「有一位睿智的商人，也是皇家學會的研究員。他從暹羅（泰國）帶來幾本當地印刷的孔子著作，親手交給一個同事，以便把它們譯成英語」（Vincent 1685：25）。然而，《大學》歐洲語言譯本在16-18世紀的出版地僅見江西建昌（1662）、廣州（1667）、果阿（1669）、巴黎（1687）、布拉格（1711）等。關於翻譯所據原本，或者文森特記憶有誤，或者出版地就是印度果阿也未為可知。
文森特翻譯《大學》的目的比較明確：勸誡國王及其朝臣，同時「介紹那些偉大的奇書，促成它們的出版」（同上）。另外，文森特在布道文中斥責了宮廷的荒淫無恥、野心和貪婪、嫉妒和殘忍、阿諛奉承和空洞儀式。在序言中，文森特引經據典，盛讚了中華帝國的道德和正義、淳樸和誠實，稱神聖的孔子是東方的蘇格拉底（同上：15-20）。可見，文森特或許是要以東方帝國完美的倫理道德為參照，批判斯圖亞特王朝的道德淪喪，以匡時濟世，重塑社會道德和正義。
當然，該書的出版「被壓多年」（同上：A2），據當時英國古董商伍德（Anthony À. Wood）解釋說，官方公布的原因有二：一是文森特的衣著不夠莊重；二是布道時使用的是手稿。這顯然使「國王大感不悅」，隨即命令牛津和劍橋頒布條例，匡正這種散漫無禮的做法（Clark 1892：375）。文森特在注釋中為自己進行了措辭激烈的辯護，聲稱國王原先「願意下令出版」布道文，出版未果是因「某些人的錯誤行為，還有另一些人的敵視」（Vincent 1685：51-52）。
文森特的英譯《大學》只譯出了第一章大部分內容，譯文前有部分原文的羅馬注音，一字一音，有聲調，與現代漢語拼音相似，但字母全部大寫，每字注音獨立。這應該是迄今可見最早的漢字拼音。但是，其拼音形式與建昌版《大學》差異顯著，後者的拼音字母全部小寫，甚至相同漢字的所注聲調乃至所用字母也不盡相同②。由此或許可以認為，文森特所據原本並非建昌版拉丁文譯本。英譯文與原文相去甚遠，如「道」譯成「意圖」、「大學」譯為「偉人的知識和教育」以及其他蕪蔓添加等，均表明文森特英譯文並不忠實。Jenkinson（2006：40）指出，文森特的英譯《大學》「與拉丁文非常貼近」。這樣，拉丁語譯文也非忠實的翻譯，而是基於漢語原文的譯寫。
作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之一，文森特對《大學》的翻譯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早期皇家學會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其《大學》英譯先於坦普爾的漢學論文，而後者被認為「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第一位英國學者」（同上：35）。
時隔不久，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Gabriel Magaillans）所著《中國新史》由柏應理帶回法國後得以翻譯出版，法文版初版於1688年，同年倫敦出版英文版。葡萄牙文原著共12章，法文和英文版譯書均有21章。第五章題名為《中國的文字和語言》，翻譯了《大學》首章第一句。
安文思著述該書的目的是要最全面、深刻地描述中國，而翻譯《大學》是將其作為漢語語言的例證，用以闡明漢語語言的魅力（Magaillans 1688：82）。其英譯本豎排了英語譯文，附漢語拼音，字母小寫，每字有聲調。這句英譯較之文森特譯文意思更加準確，形式對應程度更高，哲學術語翻譯也體現出更強的術語意識。譯文後是兩種註疏選譯：朱熹《大學章句》和張居正《大學直解》，當然註疏翻譯也是編譯或改編。
相比之下，《孔子的道德》翻譯《大學》的內容更多。書中以評論方式介紹《大學》，邊評介邊翻譯引證（Taylor 1691：31-65）。除旁徵博引其他中國古代典籍外，還編譯、引用了《大學》1-3章的部分內容。每處翻譯引用均有明確目的，比如闡明《大學》的主旨內容，說明曾子所著《大學》引用了古書《康誥》，說明《康誥》作者周武王盛讚了周文王，冀望樹立道德典範，等等。
所見19世紀前《大學》的最後一種譯本載於1772年出版的《中國旅行者》（The Chinese Traveller）（du Halde et al. 1772）。版權頁顯示，書中的材料來源是杜赫德、法國傳教士李明（Le Compte）等，因此其英譯所據原本也應是殷鐸澤的拉丁文譯本。當然，較之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這個兩卷本的著作未見再版或重印，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望其項背。第一卷開篇為14頁的《孔子傳》，其中選譯了《大學》第一章部分內容。
與其他幾種《大學》譯文相比，該譯文有幾個顯著特點：首次把「道」譯成science，把「天」音譯成Tien；譯文在結構形式上與原文有一定程度的對應，但「大學之道」的三個方面僅譯出兩個，且添加了很多原文所無的內容。譯文出現在《孔子傳》中，但並未翻譯「三書」的其他兩種，原因是《大學》是成人之學，初學者應該首先研習，它是通往「智慧和美德殿堂的走廊」（同上：10）。
2.3 《中庸》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四書」中《中庸》的英語轉譯最早見於《孔子的道德》，該書在評述孔子「三書」時翻譯了《中庸》（Taylor 1691：67-91）。評述內容首先解釋了書名：「中庸」就是「永久的適度」（the perpetual mean），這種不走極端的法則必須永恆地遵循。下文翻譯或編譯了《中庸》全書的主要內容。就譯文的準確性而言，《中庸》的英語轉譯更貼近原文的意思，而《論語》《大學》的英語轉譯或者顯著地偏離了原文，或者編譯、改編、添加或刪除程度較高。譯書結構表明，翻譯引用《中庸》的目的僅是為介紹這部中國典籍。整部譯書影響久遠，《中庸》英譯也隨之得到了廣泛傳播。美國詩人洛威爾（Lowell 1835：63-79）在編著中改編甚至照抄了上述《中庸》的簡介和英語譯文。
此外，《中華帝國全志》在介紹《中庸》時編譯了其中部分內容，不再贅述。
3.《易經》和《易傳》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上文描述了孔子「三書」的英語轉譯和傳播情況。這裡再介紹《易經》以及作為其解釋的《易傳》的英語轉譯與傳播。
《易經》在歐洲的翻譯和研究較多，而轉譯成英語並刊行的很少。西方早期文獻中，曾德昭的《大中國志》最早簡要介紹了《易經》（Semedo 1655：49）。《孔子的道德》英譯本也以較小篇幅介紹了伏羲著《易經》的緣由（Taylor 1691：12）。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於1626
年最早將《易經》譯成拉丁語，未見英譯。19世紀以前《易經》的英語轉譯罕見，多為《易傳》的英語轉譯。
1745年，倫敦出版四卷本《新版航海和遊記總集》（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書中內容選自多種語言，應為傳教士的各種著述。該書第四卷第五章第四節翻譯了《易傳》中關於「太極」的一段話，出自《易傳• 繫辭上• 第十一章》。該章開篇第二段說明了材料來源：「我們關於中國四種宗教的了解，主要歸功於耶穌會傳教士」（Astley & Green 1747：201）。文中介紹說，宋明時期，程朱理學重釋儒家著作，其解釋基於《易經》，但晦澀難懂，充斥著模稜兩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表達，把世間萬物的第一原理命名為「太極」，而柏應理認為這個概念在中國古代任何典籍中均未出現③，僅在孔子解釋《易經》的末尾有一個簡短的附錄，以闡釋「太極」（同上：221-222）。
在這段英譯中，「太極」音譯成Tay-ki，其他術語「儀、象、卦」意 譯 成Quality、Image、Figure。儒家哲學術語意譯有比附之嫌，文化誤讀在所難免，而音譯則會造成閱讀困難。術語音譯與意譯的矛盾也是中國典籍翻譯普遍存在的一大難點。檢索發現，譯書尚有1746年、1747年、1968年的不同版本，足見其影響時間之久遠。
1755年，倫敦出版《中國史》（The History of China Upon the Plan of Mr. Rollin’s Ancient History），版權頁有手寫編者姓名Francois Marie de Marsy，即法國馬爾西神父。該書第四部分第四章介紹中國典籍或聖書，首部就是《易經》。文中說道：《易經》開篇是一個由象形符號組成的圖表，這些符號歷朝歷代激發了這個民族的想像和睿智。它們又可簡化為八種基本符號，每個符號包含三個線條，部分為實線，部分為虛線。每個符號均對應八個漢字中的一個：天、地、水、山、雷、火、風、澤。這些神秘符號的八種不同組合，構成六十四卦，繪製在一個巨大圖表中，稱為《易經》（Book of Transmutations），作者為伏羲。《易經》其餘部分均為對圖表的解釋和評論，源自不同學者，特別是孔子，他是第一位闡釋這個讓人大感困惑的迷宮的學者（de Marsy 1755：235-236）。作者對《易經》的簡介清楚準確，提到的文獻顯然包括《易傳》，並翻譯了《易傳·序卦傳·下篇》。英譯文較清楚地再現了漢語原文的意思。版權頁有「譯自法語」字樣，因此這裡的翻譯也是中國哲學典籍的英語轉譯，但在譯書其他部分並未詳細說明材料來源。根據高第書目（Cordier 1881：36），這本英文譯書尚有1763年上海版。
法國著名漢學家格魯賢（Jean-Baptiste Grosier）在其著作《中國通志》（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1788）中翻譯引用了《易經》。1785年，他在編輯出版馮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所著12卷《中國通史》時，出版了一卷補遺，即《中國通志》。該書獲得巨大成功，出版過三個獨立的法文版，於1788年譯成英文，1789年譯成德文，1795年英譯本再版。英譯本分上、下兩卷，下卷第六書第一章題名為《中國古代宗教》，在說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時，認為他們皆以虔誠而著稱，並翻譯引用了《易經》，目的是要佐證索隱派傳教士始終著力證明的一種論點：中國典籍中也有關於上帝的論述，歷代賢德的君王似乎均心懷對上帝的敬畏（Grosier 1788：178-179）。
通過網絡關鍵詞組合檢索發現，譯文中的oxen（牛）在《易經》中出現44次，僅有六十三卦「既濟」中有「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與譯文中的slaughter有關。原文意思是指事業既成、殺牛盛大祭祀，然易萌驕惰之態，不如初成之時奮發有為，雖薄禮致祭而態度虔誠。但是，譯文僅有原文的信息痕跡，兩者細節和主旨均大相逕庭。大約百年之後，理雅各（Legge 1899：206）的譯文更加忠實、準確地傳達了原文的主旨。
4. 結論
本文詳細描述了儒家典籍《論語》《大學》《中庸》及《易經》的英語轉譯情況，考察了中國傳統文化在英語世界的早期傳播和影響。研究發現，19世紀之前，儒家典籍通過其他歐洲語言轉譯成英語，使儒家文化得以在更大的世界範圍內傳播，產生了深遠影響。大多數英語轉譯在很大程度上是編譯，只有《中庸》等少數典籍的轉譯更貼近漢語原文；傳教士的翻譯目的可以歸結為傳播基督教，而翻譯引用則會有其具體的篇章或意識形態的目的。當然，19世紀以前漢學家出版了很多著述和譯著，為儒家文化在西方的經典化和西方「儒學」的建構產生了積極影響。
注釋
1. 《孔子的道德》只翻譯了《大學》《中庸》《論語》，而刪除了篇幅較長的《孟子》，故稱孔子「三書」。須指出，該書「公告」將《大學》《中庸》等均置於孔子名下，只是一種概稱。眾所周知，《大學》作者是曾子，《中庸》作者是子思，《孟子》作者是孟子。
2. Jenkinson（2006：39-40）認為兩者的拼音差別微乎其微，這與事實不符。關於文森特英譯《大學》所據原本，尚需進一步考證。
3. 從迄今可見文獻看，「太極」最早出自《莊子》。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哲學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文化典籍英譯史研究」（15BYY033）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範祥濤，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 翻譯學、中華典籍英譯史研究。
▲ 左2為範祥濤教授，圖片源自網絡
本文原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5期，第770-778頁，參考文獻從略。本次推送已獲作者授權，謹此致謝。如若引用，請以原載期刊為準；轉發請註明「大民說英語」以及文章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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