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界對古代中國學問的研究有三個重要的界標：一是晚清最後十年的國粹之學，暗中為民族革命張本；二是「五四」以後「科學地整理國故」運動持續發酵，借用西學方法衡定傳統文化；三是抗戰時期，面臨民族的生死存亡，刺激了學人對中國文化的價值、民族前途等問題的思索。三十餘年間，中國學術界在一輪輪激烈的對話中實現快速的「新陳代謝」。衛聚賢的代表作與主要學術觀點，主要產生於後兩個時期，研究涉獵駁雜，在考古學、民俗學、社會學、文字學、文學等領域皆有所建樹，尤其是他的古史研究，往往有「驚人」之論，呈現出「特異」色彩。
善於提問 大膽假設
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清華國學院是培植學子預此學術潮流的土壤，引導他們深入學術研究的堂奧，自發成立學社、出版刊物以即時、公開表達學術觀點。早在清華學校時，衛聚賢就表現出非凡的魄力，與同學成立「述學會」。置身疑古思潮的洪流，衛聚賢逐漸形成了重視提問、善於提問、大膽假設的治學態度。
衛聚賢認為，學者的天職就是提出命題。大膽假設使衛聚賢時有創穫。如，他看到在南京發掘的六朝墓中有新發現的石器，此類新石器陸續又在金山、杭州等地有發現，遂提出江南地區有新石器文化的命題，把江南地區古文化的時間大大提前。又如，他判斷成都白馬寺出土物為早期文物，提出巴蜀有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文明發展線索。儘管他的文章存在證據不足的問題，但是對這一命題的大膽假設使國內外更多學者關注並參與其中。隨著20世紀考古發掘的不斷推進，最終得以證實。
衛聚賢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也不頑守，自言「是個心地坦白的人，不願自盡，也不受人惡意攻訐，而輕變立場。這是我所抱的治學態度」（《說文月刊》1940年第1卷序），又強調「學問是研究出來的，應有自由發展的餘地，對不對是另外一問題，特別是古史的研究至今在萌芽時期，比如言語，考古到現在還沒有考證清楚，所以我這個意見，也許三五年後自己也要推翻的，但在我還沒有獲得新的見解以前，我仍舊堅持這個主張」（《中國古代社會新論》）。
做學問要將目標聚焦於解決問題，既不以私心獨佔史料，又要避免將個人情感帶至學術論辯，應以開放的態度對待不同意見。他判斷成都白馬寺出土物為蜀國遺物，提出「巴蜀文化」這一獨立於「中原文化」的概念，當時因為證據不足、論證不嚴等問題，有不少學人提出反對意見，商承祚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衛聚賢一直催促他撰文發表。商承祚說：「聚賢向我徵稿的時候，我就同他說寫一篇《成都白馬寺出土銅器辯》，是同他絕對對立，拿客觀的眼光來判斷，作學術上的檢討，拋棄主觀，不作強詞奪理與人歪纏。他一口允許，並且極端的贊同。時時催促我趕快寫。確實難怪，我是伏波將軍、醫中聖手，是來啟復他的理智，是來醫治他的沉痾，他如何不高興歡迎！」論辯雙方的自信與對彼此的尊重躍然紙上。
也許是抱持著「提出假設具有非凡意義」的觀念，衛聚賢認為「研究學術只要思想不落伍，方法精密些，就是證據不大確鑿，也可繼續去搜尋，至於結論的不大適當，暫不要管他……研究學術，也應當先有個假設的結論」（《古史研究·第二集》序）。因此，在大膽假設之後，由於論證過程不嚴密，結論往往難以成立，也時常陷入「結論先行」的泥淖。這在其古史研究中尤為明顯，同是畢業於清華國學院的朱芳圃就批評衛聚賢取材不精確，又加以附會，易發生偽造事實、曲解古書、妄立系統等弊端。童書業指出，衛聚賢對《穆天子傳》《山海經》的考證存在過於武斷、倒果為因、謬解古書、穿鑿附會、論據怪誕、妄事臆測六大問題。
衛聚賢的大膽假設有時等同於大膽想像，他樂於觀察、勤於思考和記錄、善於發現問題、不為陳見所束的治學風格也使其獲得許多寶貴的創見。朱芳圃在批評之餘也讚揚他立論新穎，不為前人陳說所宥；詮釋古書，時有特見，足令抱殘守缺之徒，惕然自省。
注重史料的採集與使用
因為善於發現問題，以及由此驅動持續不斷想要解決的探索欲，衛聚賢特別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並不受所謂史料類型的束縛，認為舉凡墓誌、族譜、民俗調查、口述記錄等皆應為我所用。在「處處留心」中發現新的問題，考驗著研究者的智識與眼光。衛聚賢與于右任等探訪石紐，就特別注意採集石斧、陶俑、石刻等資料，同行者作詩調侃說「考古大家衛聚賢，目如電溜口河懸。乘危遠邁羌夷寨，到處逢人問石棺」，地下文物和口頭敘述皆能吸引他留意。
「處處留心」所潛在累積的「過眼經驗」，為他帶來諸多研究靈感。如對新石器的持續關注與採集，使他判斷「江南地區有古文化」；偶然間看到一些零散的文物繼而又實地探訪，逐步勾勒出「巴蜀文化」的命題；對家鄉古建築的探訪，使他寫出戲曲文物研究的開山之作《元代演戲的舞臺》；在調查山西票號時，除廣泛採集票號合約、號規、紅帳、信稿、帳冊等原始資料之外，還記錄票號人士的口述以及墓志銘等，使《山西票號史》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衛聚賢還關注現實社會，勤於動筆，收集、整理了研究民國社會的重要資料，如介紹上海通貨膨脹時期輔幣代價券的流通情況；整理當時各類資料，匯總《九年不食的楊妹》，成為研究民國時期社會生態的鮮活史料。此外，他對當時秘密社會組織的追蹤，至今仍為此領域的重要參考。
史料的收集、整理，最終是為了更好地運用史料解決問題。衛聚賢主張材料多，議論少，認為讀者從排比的材料中自然能得出結論，反對發空論，強調儘可能查閱、使用一手材料。他的研究常常綜合運用人類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神話學、民俗學、地理學等方面的知識。中國現代考古學興起之初，在考古學與歷史學之間存在壁壘，衛聚賢指出「研究考古的少有研究歷史的，研究歷史的亦少有研究考古的」，然而研究中通常需要同時藉助地上與地下材料來解決問題，「不懂考古學的發掘古物是毀壞古物，不懂社會學的發掘古物是埋沒古物」。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史學研究的基礎，衛聚賢認為學術重在研究，應公布史料，促進共同研究，有時因擔心材料公布不全，他就索性親自做古物的調查與發掘。
運用歷史統計學整理國學
材料是研究的磚頭，還需要研究者的設計修建，才能構成牢固的建築。衛聚賢的古史研究，一方面注重歷史地理學、文字學、音韻學，從文法考證古書本等；另一方面，運用統計學的方法來展開研究，可謂其最大特色。隨著西方及日本史學中統計學方法的傳入，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史學界開始倡導新史學之歷史統計學。衛聚賢在大學時曾學習過統計學，但將統計學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則主要受梁啓超的鼓勵，以研究《春秋》《左傳》《國語》的作期、作地等，最終撰成《古史研究》進入史學研究領域。
歷史統計學的興起是20世紀初科學主義盛行的結果，「自然科學要試驗，社會科學要統計」。衛聚賢認為，歷史學也有必要藉助統計學的知識來進行「科學地」研究，「社會學需要統計，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歷史學需用統計，向來沒人注意，雖有人常喊著：『用科學方法整理國學』的口號，但是作的人很少」（《歷史統計學》自序）。在他看來，歷史統計學是整理國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科學方法，「發表言論，理論也圓通了，證據也確鑿了，但方法不精密，不足以作定論」（《應用統計的方法整理國學》）。
運用統計學展開研究，除通過統計數據以發現問題外，更重要的目標是通過數據結果推求原因、發現問題，如果將考察時段拉長，則還要分析發生了怎樣的變遷及其理由等，即回到史書中去探尋導致各種作用結果的原因。他在研究中廣泛使用歷史統計學，也因此發現了一些前人忽略的問題，如討論《山海經》作地部分所舉證的23項子題，用統計學的方法歸納《山海經》中的現象、中國的現象、中國以外的現象等，雖然結論多令人難以信服，但這些不同地理分布的統計數據的確提出了關於《山海經》材料來源的一些新問題。除此之外，衛聚賢運用統計學整理晚清民國山西票號、幫會的一些資料，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34年，衛聚賢的《歷史統計學》出版，包括「歷史統計學」與「中國統計學史」兩部分。曾撰《統計的訓詁學》的胡樸安評價說，「雖一小冊，而開研究歷史者之一新途徑」（《歷史統計學》序）。中國統計學會會長盛俊的評價可為當時歷史統計學的興起作註解，「今以統計方法來治史，矯正向來以文學治史，以人生哲學治史的流弊，不但我國歷史的改造，利賴於此，就是從糾正人心改良社會著想，也是一服對症藥劑」。
推崇學術創新 專意讀書治學
衛聚賢曾自言學術研究有三變：在山西信古，在北平、南京疑古，在上海為有信有疑。從心潮澎湃地追隨熱鬧到冷靜獨立地反思，這反映了他的成長曆程。他推崇學術創新，斥墨守成規為懶惰，提出了一些具有開創意義的命題。這份勇氣、自信與篤定，與他在清華國學院短暫卻受益終身的學習經歷密不可分。此外，國學院諸先生言傳身教，鼓勵學子樹立大志向，這樣的氛圍潛移默化地培養了學子獨立的思想與不凡的氣度。
以學術研究為志業的這份熱情，使衛聚賢即便面臨生活的絕境也未曾停止寫作。雖然他的一些觀點不被學界認同，說他「治學同作文章，都不求甚解，寫了就罷，說完就算，信不信由你，對不對在他」（商承祚語）。然而，他博覽群書，亦為學者所欽佩，「見解不一定全對，甚至有的根本錯誤，但『好學深思』四個字，總可當之而無愧的」（聶崇岐語）。張光直曾言「夠資格稱為書痴的人，才能夠寫考古學史。衛聚賢先生是我的大師兄，他一生以出怪論為著，我一生所最欽佩的讀書最多的人就是他」。衛聚賢以「享清福為死亡的等待」，「我的手腦尚能活動，我就拼命地寫」，至耄耋之年仍快樂於筆耕。朋友眼中的衛聚賢，待人和厚有禮，自奉儉約，他相信「生活簡單了，可以使腦筋簡單；腦筋簡單了，對事業學問要認真負責。若是吃飯菜的樣子太多，調和的味太重了，使腦筋複雜，多方顧慮；平時為滑頭，遇難則想兩方面弔膀子」。
衛聚賢以「處處留心皆學問，事事如意非丈夫」自警，也因喜愛《水滸傳》中魯智深粗中有細、魯莽卻不失通達，遂用「魯智深」作為筆名，其治學與對待人生境遇的態度可見一斑。回到學術史，細察在20世紀上半葉此起彼伏的論爭中，前輩學人的困惑、思考與行動的展開過程，以及他們的創見或誤區，由此窺探時代、學人與學術風氣遷轉之間的關係，可為不斷縱深推進的學術研究提供借鑑。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