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國內金融科技靠需求興起,未來要...

2020-12-19 每日經濟新聞

作為2020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首屆國際區塊鏈產業博覽會重要活動之一,10月30日,2020金融科技創新成都峰會在成都舉辦。峰會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以《金融科技:補短板與鍛長板》為題,講了兩個故事。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兩把看懂當下形勢與把脈未來趨勢的鑰匙。

「故事」的核心是人,以及因人聚集而產生的需求、市場和新的格局。

在李揚的講述中,因為14億人口的內需市場還有巨大的發掘空間,所以轉向「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有了支撐;因為人的需求沒有被傳統金融所重視,所以金融科技找到了突破口,衝擊著原有的體制;因為城鄉一體化正在深入推進,人們用腳投票,在內陸地區「走」出一個新的經濟大循環節點——成都。

未來,「人」是要繼續鍛造的長板,但若不補上科技與制度的短板,我們將止步於此。

談「雙循環」:應對全球形勢劇變的重大戰略安排

第一個故事與「雙循環」有關。

國際形勢變幻莫測,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肆意蔓延,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在李揚看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國應對全球形勢劇變的高瞻遠矚的重大戰略安排」。

李揚進一步闡釋,之所以說「高瞻遠矚」,是因為長遠來看,從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同樣有其必要性——中國成為真正的世界經濟強國的內在要求。

觀察幾個發達國家的對外依存度,也就是外貿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2019年的數據顯示:美國外貿依存度僅約19.7%,日本為28%,德國雖然有70.8%,但因為它身處一體化程度極高的歐盟,對我們沒有比較的意義。

反觀國內,1990年至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進出口總額佔比一度高達60%以上。「曾經我們三分天下有其二,國內生產3件產品,2件就與國際市場有關。所以,一旦國際市場有一點風吹草動,國內經濟就會受很大影響。」李揚說,如此高的對外依存度,使得資源配置格局的轉型不會那麼容易。

這兩年,這條「對外依存度」的曲線降下來了。中國去年完成進出口商品總額為45761.26億美元,佔GDP比重為31.86%。這個下降並不容易,「降下來」是要動真格的。「未來如果再降,原來很多『兩頭在外』的工廠就會受到衝擊。」李揚說,「(轉變發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做很多努力。」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中關於「雙循環」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以及「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10月30日,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在五中全會新聞發布會上說,國內大循環的動能明顯增強,經濟增長越來越多依靠國內消費和投資。「雙循環」是主動作為,不是被動應對,是長期戰略,不是權宜之計。

隨著「雙循環」格局的演變,內陸地區的城鎮化率會進一步提高,城市間經濟聯繫會進一步密切,這種變化,會成為未來下一步城鎮化率提高的主要支撐點之一。

基於大數據,可以觀察到一些很有意思且與印象中不太一樣的現象。李揚在現場給出了兩張圖,一張反映城市中心度格局,一張反映城市網絡體系,都是基於百度人口流動數據的計算結果。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林靜 攝

印象中,北上廣深是城市中心。從大數據反映出的人口流動統計可見,經過多年發展,北上廣深依然保持中心城市地位,而成都則已經成為我國人口流動和聚集的城市中心之一。接受記者採訪時,李揚進一步表示這表明「人氣正在成都聚集,人流的中心,自然也是物流、資金流的聚集地。當我們說中國市場大的時候,首先說的是人,然後說的是這些人有購買力,有購買力的人流就形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形成了市場。以此衡量,成都已成為國內經濟大循環的中心節點之一。」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林靜 攝

與此同時,大數據反映,成都在中國城市網絡體系密度排序中也名列前茅,城市關聯度也在加強,與北上廣深並列,並超過深圳而位居第四。「這表明,成都的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是非常健康的。」李揚認為,這種城市關聯度的提升,也反映了成都近年來營商環境、人居環境的改善,反映出成都與全國各地經濟金融聯繫的進一步密切。

根據《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成都將聯手重慶帶動成渝地區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濟中心。李揚對此表示,「(從大數據計算的結果來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經濟中心的地位得以確立,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亦無可爭議。」

2020金融科技創新成都峰會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成都基地正式揭牌。對於落地成都基地的意義,李揚告訴記者,「作為研究機構,我們可以非常貼近地研究成都以及川渝地區的金融發展,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同時,也可以為當地找到優勢,發現缺陷,做一些改革的方案,也能為相關金融企業提供一個更加明確的發展方向。」

談金融科技:需求拉動型、技術驅動型、制度保障型

第二個故事講的是時下最熱的金融科技。

頂層規劃出臺、P2P網貸、螞蟻金服發布上市計劃……在我國,金融科技的熱度從未減退。熱潮之下需要理性思考,李揚梳理了金融和科技的兩點關係。

首先金融科技是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旨在運用現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創新金融產品、經營模式、業務流程等,推動金融發展提質增效。李揚認為,這個過程中更為重要的是「改造流程,創新經營模式和產品」。這是科技與金融相結合的主要切入點。

其次,金融業歷來就是科技運用的主要領域,運用金融科技改造傳統金融,是金融發展的基本途徑,因此「金融科技的發展狀況如何,決定了一國、一地金融體系未來的競爭力」。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林靜 攝

金融科技的發展與地方的基礎條件、優勢特色密不可分,從全球來看,其發展動力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需求拉動型,以中國為代表。李揚提到,「一個可能只賺一分錢的產品,在中國都能做得極大,因為一分錢乘上14億人口,就是不得了的市場、不得了的需求。」背靠著強大的市場,中國的金融科技產品天然擁有一片需求的藍海。

回顧中國的需求拉動,李揚總結了三個最顯著的因素。

第一點是因為傳統金融服務嚴重不足,為科技公司在基礎金融服務供應方面的異軍突起提供了契機。在中國,科技與金融相結合,最早的切入點是支付清算。這是因為,在中國,支付清算作為金融業最本源的功能,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傳統的理念中,創造貨幣的行為和與貨幣創造有關的機構才是監管的重點。比如商業銀行,因為其負債便是貨幣供給的主要組成部分。過去的網際網路銀行為什麼被監管當局整肅?那是因為它們形成了自己的資金池、大辦「通道」業務,而這些都與貨幣創造直接有關。支付清算則不然,它並不創造貨幣,它的功能,只是讓那些已經被創造出來的貨幣流轉起來而已,所以,大量的科技公司得以通過開展支付清算業務而介入了金融業。然而,現在人們已經知曉,從功能角度考察,在金融的諸多功能中,最核心、最不可被替代的功能正是支付清算。我們看到,被阿里、京東等金融科技企業入局後的支付清算系統,正在加速貨幣的流通速度。「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大家都已知道,它比創造貨幣厲害多了。」李揚說。

第二點是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可觀的客群需求,不管是數位化銀行、平臺融資,還是投資理財、保險、電子支付等等,都能獲得迅速發展。同時,龐大的人群確實獲得了各種金融服務,需求得到滿足。

第三點是平臺引流極大地豐富了應用場景。李揚強調了兩遍:平臺經濟是以後我們主要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算法經濟,這都是我們迴避不了的新的東西,它不可阻遏地衝擊我們原有的商業模式、企業模式和經濟體制。」

統觀李揚總結的以上三點可以看出,之所以金融科技能在中國蓬勃發展,是源於傳統金融的缺位,而科技發現了被忽視的需求以及可以被創造需求的空間,後者以己之力迅速補位,從而迅速成長為市場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第二類是技術驅動型,以美國為代表。李揚提到,美國在技術創新上一貫保持領軍地位,而且不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領先,而是全面領先,多數新的金融科技概念和技術都起源於美國。同時,2019年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8家是美國公司,其中多數都是科技公司,這些規模龐大的科技公司引領著美國金融科技的發展。而且,不光有新公司在前面引領,傳統金融行業也在改造,增加的研發投入多用於實施「顛覆性技術」,打破過去,創造一套全新的模式。

第三類是制度保障型,以英國為代表。英國金融科技發展得好,得益於制度完備,保護產權、信息、隱私等法制健全,能夠吸引大量高技術公司在英國設立,也能吸引大量高技術人才在英國落戶。英國還有完善的支持創新的監管框架,「目前,全世界唯有英國在真正使用監管沙盒在改善金融的監管架構」。同時,英國金融發展的綜合環境一向很好,倫敦始終蟬聯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第一名。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吳林靜 攝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統計了多個國家的金融科技企業的數目,可以看到,2017年起中國金融科技企業數量排名上升至世界第三,再無改變,美國和英國仍居前列。

李揚提到,這種狀況應當令我們警醒:我們如果不能在底層技術的發展上有大的進展,不能在制度上進一步完善,以及在底層科學技術的創新上和制度體系保障上做更大努力,我們還會重蹈在一般商品和服務領域中的覆轍——規模大,卻沒有定價權、主導權、決定權,居於被動的「接受者」地位。

所謂金融科技要「補短板、鍛長板」,就是一方面繼續用好市場和場景優勢,比如提升普惠能力、延伸金融服務範圍、賦能鄉村振興等等,「金融科技不能只賺『奶油上的尖子』,而把底下的湯留給傳統金融」;另一方面是夯實科學基礎,以及完善制度,「這兩點對於當下中國金融科技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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