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證」放權才能不證自「明」

　　

□王旭東
　　近日，雲南省紀委對《焦點訪談》報導的胡女士為將戶口從昆明遷至成都，花了8個月時間辦理婚育證明的問題處理情況進行通報。多名涉事人員、相關責任領導被處理。
　　一張「未婚證明」，8個月「旅程」。這不是「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而是無奈的奔波與無助的徒勞。媒體曝光的是一起典型案例，其實很多人「不在辦證就在辦證的路上」。曝光後的處理問責，多多少少給了輿論一個交待。
　　在這個證明泛濫的時代，誰也不能倖免。「用一個謊言去驗證另一個謊言，得到的往往還是個謊言。」用一個證明來證明另一個證明，我們將得不到一個「證明」。曾有文章指出，證明過多過濫，除了審批事項太多外，還因為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但同級職能部門間卻互相推諉。說白了，就是要審批的事項很多，可誰也不願擔責。
　　問責倒逼問效。首先，問責必須進入新常態。「不戳中痛處不長記性」，通過問責，讓責任人明白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就要受罰，以增強履職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沒有一把高懸的問責「劍」，盡職盡責就可能落空。其次，及時問效既可以實現「公平與效率」，又可以避免「被問責」。對於公職人員來講，問效是一種「激勵與鞭策」，一方面起到防患於未然和防微杜漸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是對責任人的警醒與保護。鑑於此，問效必須優先。
　　簡「證」放權要成為簡政放權的急先鋒。在「網際網路+」時代，證明本身的「證明效果」已弱化，只要進一步暢通信息共享渠道，很多時候就會「不證自明」。客觀上講，長期以來的行政模式下，形成「唯證明」的行動思維；主觀上講，一些人對權力留念與依依不捨的情結根深蒂固，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力範圍」。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簡「證」不僅是簡政的具體體現，也是放權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