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鄉村小學裡的一間教室，前排的座位上坐滿了各個年級的在校學生，後排的座位則都是村裡的大人。他們的國家被打敗了，在場的大人孩子都知道，但他們眼前擺放的是蒙學課本，是法語語法讀物。所有人都在悉心地聆聽校長哈梅爾先生說話——講他的「最後一課」。
阿爾豐斯·都德的這篇自傳體故事，不只是在法國有名，也不是只有中國的語文書將它收為課文。故事的主人公，小弗朗茨，那天很晚才到校，他詛咒學校，因為那天哈梅爾先生要考語法，而他十分討厭語文，不愛學語法詞彙。在路上，他為鳥叫分心，為陽光明媚的天氣而分心，他還看到普魯士士兵在操練行伍。他頂著逃學的誘惑朝學校走，路過市政廳，看見許多人正在圍觀一張告示，告示上說，過去的兩年裡，我們聽到了一個接一個的壞消息：戰敗、徵兵、被佔領。
弗朗茨疑惑不已。到了學校，他以往遲到逃學時都是躲躲藏藏趁亂進去的，這一次校園裡卻出奇地安靜，安靜之中有種肅穆的東西。一切都不同了。沒有任何的喧鬧為他打掩護，他在眾目睽睽之下走進教室，窘得不行，可是哈梅爾先生並沒有斥責他。他的聲音非常和藹：「快去你的座位上吧，小弗朗茨。」
還有一些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校長穿上了最好、最正式的服裝，戴著黑絲綢軟帽，襯衫乾淨、筆挺，回應著肅穆的氛圍。鎮上的長老們都坐在後排。前任市長、前任郵局局長，都十分沉靜地坐在那裡，還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豪瑟，他的面前攤開了一本破舊的、卷邊的語法課本，上面放著他的大眼鏡。
哈梅爾先生開始說話，說的是大人們都已經知道的消息：普魯士的首府——柏林那裡下了命令，這座位於普法邊境小城的學校，不能再教法語了。即將派來一位新的老師，取代他教孩子們學德語。這是他教的最後一節法語課，一次帶著恥辱的、無可奈何的作別。當老師發放新的寫字本的時候，孩子們都領會了他所說的意思和傳達的心境，那些本子封面上印著「France, Alsace, France, Alsace」，它們就像法國的旗幟在風中飄拂，引得每個人仰頭注目。
再也沒有哈梅爾先生接下去說的話，更適合鼓動一個外國人去學法語的了。他說：法語是最優美的語言，最純淨，最有邏輯性。後邊的幾句也許更重要：我們必須保衛法語，永遠不能忘卻它，因為當一個民族受奴役的時候，只要他們能夠堅持自己的語言，他們就擁有監獄大門的鑰匙。哈梅爾先生講語法，講書寫，小弗朗茨深深地懊悔，懊悔之前沒有認真對待語文課。他學得特別專心，只是在聽到屋頂上鴿子的咕咕叫聲時分了心，他想：那些普魯士人也會教鴿子說德語嗎？
坐在自己坐了四十年的椅子上，哈梅爾先生放眼回望自己熟悉的花園、樹木、石頭牆。年長的人在跟著拼讀單詞的時候聲音顫抖。豪瑟先生兩眼都是熱淚，也站起來指點孩子們的書寫。故事的結尾是經典的：當教堂敲起午禱的鐘聲時，普魯士軍人也吹響了喇叭。最後一課結束了。校長起身，想說點什麼，卻沒說出來。他轉身在黑板上寫上幾個大字：法蘭西萬歲！
「Vive La France」。在童年學《最後一課》的時候，我們不管多麼懵懂，總能約摸感受到一種「捲土重來未可知」的隱喻，因為「Vive La France」，這三個詞仿佛蘊含著勝過千軍萬馬的力量。而這也確是事實：都德的這篇小故事，是在他於1873年出版的《星期一故事》一書中第一次面世的。到了1918年，在普法戰爭中被普魯士奪去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作為結束一戰的《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重新回到了法國人的手中。雖然法國在大戰中損失巨大，但結果總算是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
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年5月13日—1897年12月17日）
今年是著名法國作家阿爾封斯·都德誕辰180周年。都德是普羅旺斯人，1857年開始文學創作，26歲時發表短篇小說集《磨坊信札》。兩年後出版第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小東西》，成為其代表作，因而被譽為「法國的狄更斯」。一生共寫了13部長篇小說、1部劇本和4部短篇小說集。其中《最後一課》和《柏林之圍》更是享有極高的聲譽，成為世界短篇小說中的傑作。
都德當然預見不到這些，他在1897年就去世了。但他的樂觀不僅淵源有自，而且說出來還讓人意外。《最後一課》的故事，似乎是都德親身經歷，最起碼他也很熟悉那個邊境小鎮在當時的氣氛，然而實際上，他一直生活在法國南方的普羅旺斯鄉下。他曾在那裡的學校教書，也曾給拿破崙三世的大臣德莫尼公爵做過六年的秘書，業餘給報紙投稿。當1870年秋季普法戰爭打響時，他只是聽到了法國慘敗的消息，得知了阿爾薩斯和洛林落入了普魯士之手。
從事創意性工作的人往往需有從容的狀態，這得靠距離來保障。不妨猜想一下，都德若身處戰敗的一線，時時目睹殘兵敗將，親身感受屈辱，他還能不能保有這份「閒心」，從一個孩童的角度，來講述這麼一個「於無聲處聽驚雷」般的故事？
戰敗、失土固然是國恥，但法國當時的「主流文學界」卻因種種原因而沉默。雨果一貫反對帝制，並長期遭遇流放，法國慘敗，拿破崙三世的帝國倒臺，他並沒有發出多少聲音；福樓拜、龔古爾兄弟，這些巴黎的一線作家都躲進自己美學的小樓寫作，不關心政治。反倒是遠在南方鄉下的都德，提筆作出了直接的反應。他是真愛國，也真心相信法蘭西的優越，尤其與強鄰普魯士相比，更代表了與粗蠻相對立的高級的文明與文化。對他來說，寫出這篇故事，讓它流傳，就是一種反敗為勝：正如故事裡的哈梅爾先生所表示的那樣，愛國的人應該堅持使用法語，捍衛這種「最完美的語言」。
在愛國這一壓倒性的強音之下，我們很難注意到，主人公小弗朗茨（Franz），他的老師哈梅爾（Hamel），這些都是德語名姓，而那位村中耆老豪瑟（Hauser）的名字更是徹頭徹尾的德意志出品。顯然，法德文化在這裡是互滲的，法德之間的邊界，乃至於兩個民族的界線，其實是模糊的。阿爾薩斯和洛林，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國領土，普法戰爭不是一國對另一國的侵略，而是兩個民族之間的一種競鬥，勝者要用他們的民族主義壓倒敗者的民族主義，從而把後者逼成了具有褒義色彩的、義憤填膺的「愛國主義」。《凡爾賽和約》後的阿爾薩斯—洛林，是否曾經發生過德意志版的《最後一課》的故事？我不知道，但是德國人不介意的話，完全可以使用都德的故事來激勵他們自己的小學生。
當然，弗朗茨、豪瑟和哈梅爾或許是阿爾薩斯常見的名姓——它們也必須常見，否則故事會有些失真。這些有德意志血統的人，忠於法國，忠於法語，是否也證明了法語和法蘭西文化的優越性？都德也許對此有一些深刻的考慮。什麼是民族身份？如何界定一個人屬於哪個民族？作家的回答是：語言。相比相貌特徵、膚色、染色體和氣候環境等等，語言更為關鍵，普魯士人希望在一代人、兩代人之後，讓阿爾薩斯—洛林的居民徹底忘記法語，對於他們來說，這種勝利才是決定性的，這要比壓迫那些法語人口，讓他們當二等公民可明智得太多。
所以或許，更值得同情的不是法國人，而是阿爾薩斯的當地人，因為他們被法國和德國搶來奪去，法國人教他們法語，德國人教他們德語。從這個角度來看，《最後一課》的悲壯氣息就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荒謬：想一想，一個一直討厭法語語法課的小男孩，有一天突然愛上了法語，卻發現自己再也學不了法語了。老師走了，不僅離開學校，還要被趕出這個小鎮。他在兩種互相較量的語言之間，是一個犧牲品；很可能，隨著他漸漸長大，他將看清這個事實。君特·格拉斯筆下的但澤人，長時間夾在德國和波蘭兩個大民族之間，摸索出了一套淡漠、偷安、及時行樂的本領，阿爾薩斯人理應也有自己的獨立性，甚至一種對國家、民族歸屬略顯虛無的認識。他們本不需要背負「亡國滅種」之類的心理負擔。在國際聯盟建立之後，回歸法國的阿爾薩斯人，發現自己的雙語流利是種優勢，特別有助於他們在商業和文藝領域闖出一番天地。
但《最後一課》傳到別的國家，往往只剩下那種激發愛國主義的功能了。當日本人侵略東亞各國的時候，日本人曾把日語強行教給朝鮮人，教給菲律賓人，當然還教給中國人；東亞人說及此，是很難平心靜氣的，因為那是如此明確的敵我關係，是陰險的語言殖民。類似的情況，還有愛爾蘭人在遭到英格蘭人入侵時，被強制學習英語，放棄原有的蓋爾語。這些受害者，從《最後一課》裡大概很難讀出樂觀的情緒來。
遠離是非之地的都德，在他不到60歲的一生中，都並沒有直接體會過「屈辱」「殖民」的傷害。他屬於「寄情鄉野」的人，生在南方，20多歲時在巴黎闖蕩過後，出版袖珍故事集《磨坊信札》，然後回歸南方。「磨坊」是他在羅訥河谷買下的一座舊風磨，正是它激發了他的鄉土情懷。書中寫的都是些普羅旺斯鄉下的事情，有田園野趣，有旅行見聞，有樸實的寓言，也有很多鄉下人彼此之間的瑣碎的對話。
都德的「還鄉」，是受到好友弗雷德裡克·米斯特拉爾的影響。這位米斯特拉爾，是法國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04年），以恢復普羅旺斯地方文化為己任。都德在《磨坊信札》裡專有一則是寫他的，說他花了七年時間，精心打磨了一部世上沒有幾個人能讀的長詩，因為他是用普羅旺斯方言寫成的。但是都德自己，由於久居巴黎，又給《費加羅報》供稿等等，倒是習熟於通用的法語。然而，現在讀《磨坊信札》，還是會覺得抒情過於頻發，會覺得一些地方的轉換很奇怪，一些思維方式雖簡單卻又偏僻。
雖然健康一直不佳，都德在精神上可是十分安全。他是典型的偏居外省的保皇黨人，忠於拿破崙三世，認為法蘭西就應該有帝國的架子。雖然這個帝國（即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年建立，普法戰爭後崩潰）名聲甚差，他卻歆享著優越感。法國戰敗後，他身處平靜的「大後方」，卻是恥辱感強烈、情緒最激動的人之一。更有甚者，1871年誕生的巴黎公社，讓都德更為忿怒——他怎麼也無法接受共和制，更何況是這麼激進的一場政治實驗。
在《最後一課》裡，都德以哈梅爾先生手寫「Vive la France」收尾，可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僅僅是為了「升華主題」。要知道，「Vive La France」第一次被人喊出，是在1789年，巴黎人攻佔巴士底獄的時候。在隨後爆發的大革命中，革命中的各派，無論是雅各賓、吉倫特還是山嶽派，都喊這句口號，這個法蘭西，是推翻了波旁皇帝的共和法蘭西。然而都德卻深恨共和：丟掉了皇帝的法蘭西，還是法蘭西嗎？沒有皇帝的法蘭西，配得上被喊「萬歲」嗎？
《最後一課》裡的「法蘭西萬歲」，是寄託了都德對帝國的熱忱的。他將這句1789年的口號挪到了1871年來用，從而徹底改變了它的涵義，它仍是一句「愛國主義」的口號，可是它愛的這個「國」，不是鬧哄哄群龍無首的共和國，而是那個日薄西山、不幸戰敗的拿破崙三世的帝國。
雖然阿爾薩斯在1918年回歸了法國，但都德所念想的帝國榮光，卻再也沒能恢復。普法戰爭後的法蘭西雖然起落不定，卻再無皇帝了。不過，昔日的保皇黨在無皇可保之後，就轉變為民族主義右派，鼓吹民族利益至上。都德養育了兩個兒子，其中一位，後來比他爹的名氣更大，他就是萊昂·都德，他在1890年代的德雷福斯風波中錘鍊成熟，在20世紀初扛起了保守派的大旗；他是右翼核心刊物《法蘭西行動報》的骨幹，還寫了專著，把大革命後100多年的法國稱為「愚蠢的19世紀」。
因一篇愛國故事而垂名的都德，今年是他的180周年誕辰。他大半生都是一個地方人士，而那些緬懷都德的文學遺產的人，也都生活在那些有著「地方性」的地方：越是遠離都市中心，變化就越是少，發展越慢，保留下來的傳統習俗、文化也會越多。都德買下那座退役的風磨——一種前工業化時代的典型造物，表示了他對傳統的生產方式的眷戀。在磨坊的周圍，鄉民喝著古法釀造的紅酒，跳著古樸的舞蹈，趕著馬拉的驛車，大著嗓門吆喝、談天；這種體驗，連同他們口中的麵包的滋味，都不是日後的人可以想像的了。
俄國作家契訶夫，曾在筆記本裡抄了幾個都德的句子，那是虛擬的一個人與小鳥的對話。「有人問小鳥：『你的歌聲為何短促？是因為你氣短嗎？』『我有太多的歌要唱了，』小鳥答，『我想把它們統統唱出來。』」
一個有鄉土情懷的人，對這對話的涵義必然心領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