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親自授課
錢學森與夫人蔣英
1996年，錢學森和F.Marble教授親切交談
2008年8月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北京一座建於20世紀50年代的紅磚樓房，看望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錢學森。
「國家還好嗎？」雖然吐字不是很清楚，這位耄耋老人仍關切地詢問落座後的總理。
「國家挺好。」總理說，「國家強盛，和您這樣的老一輩科學家所作的貢獻分不開，今年『神七』就要上天了，繞月二期工程和您關心的『大飛機』也立項了，您高興吧？」老人很高興，但還是對總理說：「我們的科技和發達國家比還有很大差距。」
儘管是一位理論科學家，但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裡，他的命運與中國和世界的政治風雲密切相關；如今，他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還在繼續……
「他出生在一個以人力三輪車為主要代步工具的時代，卻用其一生為自己的祖國締造了火箭；他的科學成就和領導才能對美國和中國步入太空時代有莫大貢獻……」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她為錢學森所寫的傳記中如是說。
2007年9月5日出版的英國《新科學家》雜誌評出十大有影響力的太空思想家，錢學森與俄羅斯火箭先驅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並列其中。
2008年1月6日，美國《航空和空間技術周刊》將錢學森評為2007年度人物。評述文章認為，由於他在中國奠定的基礎，2007年，世界空間力量的格局由此改變。
2009年10月31日，新華社發布快訊：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31日早上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這條消息迅速被各種傳媒以最快方式在最重要的位置發布。錢學森這個名字將被深深銘刻在中國百年科技史上。而他的逝世，也必將令人動容。因為，追溯老人曾經走過的崢嶸歲月，人們看到的，是一首波瀾壯闊的歷史詩篇，詩篇中所頌揚的，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對祖國的眷戀與纏綿。
從火車到飛機
再過41天，2009年12月11日，就是錢學森先生98歲誕辰。
1911年12月11日，錢學森出生在浙江杭州。這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統治中國近3個世紀的清王朝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也是在這一年，用美國「庚子賠款」開辦的清華學堂成立，這兩件事對他的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錢學森是獨生子，父親錢均夫是一個沒落絲商的兒子，青年時求學於杭州的「求是書院」，後到日本學習教育、地理和歷史；母親章蘭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兒，知書達理。1914年，錢均夫到民國政府教育部任職，3歲的錢學森隨家人來到北京。
思想開明的父親希望錢學森接受近代最好的正規教育，將他送到當時辦學思想十分先進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學習，並拜訪名師補習功課，這使錢學森在青少年時期就廣泛涉獵倫理學、礦物學、音樂和繪畫等。
到1929年，高中三年級時，錢學森決定以科學為職業，開始考慮大學和專業的問題。他曾實地考察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經過深思熟慮，他最終選擇了當時中國最好的機械工程學院——上海交通大學，主修鐵路工程，他想成為一名鐵路工程師。當時，西方世界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而鐵路是一個國家軍事和經濟力量的象徵，但在1929年的中國，鐵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
也是在1929年，馮·卡門首次訪問中國，提出通過舉辦航空教育，「把孔夫子的故鄉推進到航空時代」的建議。他不曾想到的是，7年後，錢學森成為他最得意的門生和最親密的同事。
在上海交大，錢學森被認為是班上最好的學生，因成績優秀而免交學費；他在學校的圖書館裡度過了絕大部分的空閒時間。周末，他會步行到上海劇院聽交響樂。1930年暑假，他患傷寒病，在杭州家裡臥病一月有餘，後因體弱休學一年。
錢學森的命運註定要與中國和世界聯繫在一起。他返校後不久，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佔我國東北三省，「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後的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挑釁滋事，其海軍陸戰隊2300餘人在坦克的掩護下進攻上海，遇中國駐軍堅決抵抗，「一·二八」事變爆發；1月29日，日機從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能登呂」號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上海，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等被炸毀；1月31日，日本巡洋艦4艘、驅逐艦4艘、航空母艦2艘及海軍陸戰隊7000餘人抵達上海，日本軍艦從長江上炮轟南京，同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法學院等均遭轟炸……
在這次戰鬥中，中日裝備懸殊巨大，中國損失慘重。1932年，日本陸軍和海軍擁有2000架飛機，而中國只有270多架。作家關川永一郎在《日本軍事航空畫報》一書中說：「當時，中國的空中力量微不足道，可以忽略。」
1934年6月，錢學森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這時，他的志向已經從鐵路轉向航空。
從麻省到加州
1934年8月，錢學森參加清華大學「庚子賠款」留美獎學金考試；他是20位獲得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位航空專業的學生。
根據清華關於留美學生的規定，所有獲獎學生都必須用一年的時間週遊中國，了解所學領域在中國的實際需求。錢學森在清華有兩位導師，一位是王助，他是我國早年的航空工程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畢業生，曾作為美國波音公司聘請的第一任總工程師設計第一架波音飛機，也設計製造了中國的第一架飛機；第二位是空氣動力學教授王士倬，他也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
在王士倬的指導下，錢學森到南京航空工廠、南昌航空學院、杭州筧橋飛機廠實地考察，決定未來留美學習的方向。王士倬建議他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主修空氣動力學。1935年9月，錢學森在上海搭乘傑克遜總統號輪船，赴美留學。
到了麻省理工學院，錢學森才發現，母校上海交大基本是按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模式辦的，連教學和實驗大綱都一樣，他學習起來遊刃有餘，但生活中也有不習慣的地方。他晚年時回憶說：「我年輕時也爭強好勝，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時，一個美國學生當著我的面恥笑中國人抽鴉片、裹腳、不講衛生、愚昧無知等，我聽了很生氣，立即向他挑戰說，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學期末，看誰的成績好？」
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套很難的考題，全班大部分同學都做不出來，成績不及格，這在學生中引起不滿，決定找教授評理。當學生們來到教授辦公室門口時，卻發現錢學森的試卷被貼在門上，卷面書寫清潔工整，每道題都完成了，他們因此不敢再去找這位教授了。
因為學工程一定要到工廠實習，而美國航空工廠不歡迎中國人，錢學森決定轉向航空理論。在獲得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碩士學位後，他決定追隨當時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力學大師馮·卡門。
馮·卡門是20世紀航空時代的開創人，他的導師是現代空氣動力學之父路德維希·普朗特爾。德國火箭科學家馮·布勞恩曾經說過：「馮·卡門是航空和航天領域最傑出的一位元老；遠見卓識、敏於創造、精於組織——使科學家之間打破門戶之見、消除民族歧視和語言隔閡、共同協作的非凡能力，正是他獨具的特色。」
1936年的一天，錢學森來到加州理工學院，拜會馮·卡門。
馮·卡門還記得兩人初次會面的情形：「我抬起頭，打量這個身材不高、神情嚴肅的青年人，然後向他提了幾個問題，所有問題他回答得都異常正確。頃刻之間，我就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動，接著我建議他到加州理工學院來繼續攻讀，他同意了我的意見。」
「火箭敢死隊」
1936年9月，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安頓下來，開始和馮·卡門一起研究數學問題。
錢學森在上海交大打下了良好的數學、物理功底，後又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了許多數學、物理課程。即使是導師馮·卡門也對他的數學、物理能力讚嘆不已，他說：「我發覺他的想像力非常豐富，既富有數學才華，又具備將自然現象化為物理模型的高超能力，並且能把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他還是年輕學生時，已經在不少艱深的命題上協助廓清了一些概念。我感到這種天資是少見的，因此，我倆便成為親密的同事。」
在上研究生課的同時，錢學森也在自修航空學。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年裡，他從各個國家收集到幾乎所有的航空學資料，進行系統的研究，有時平均每天會花10個小時。
幾乎在錢學森與馮·卡門初次會面的同時，另外3個年輕人也走進了馮·卡門的辦公室，向他提出一個非同尋常的要求：支持他們搞一支探空火箭。
這3位青年，一位是富蘭克林·馬林納，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的博士生，他希望以《火箭飛行和推行》為題寫博士論文；另外兩位則是帕沙迪拉當地沒有學術背景的火箭迷——自學成材的化學家約翰·帕森，以及技術精湛的機修鉗工愛德華·福曼，他們自家後院早已被他們的火箭試驗炸得坑坑窪窪，在得知馬林納正在寫火箭推進的論文後，就來請教他。三人於是走到一起。
馮·卡門立刻被他們的懇切和熱情所感動，但他真正感興趣的還在於眼前這3個人都有堅實的基礎功底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他當晚就下了決心，同意並指導馬林納寫關於火箭推進及飛行特徵的博士論文，也答應這些小夥子在古根海姆實驗室空閒的時候使用這裡的設備，「這讓他們欣喜若狂」。
馬林納和夥伴們最初想搞一個可以穿過大氣層的探空火箭，帶回宇宙射線和氣象方面的信息。
據說，火箭最初源於中國，開始可能是採用弓箭發射燃燒物質，當人們發現燃燒產生的氣體反作用力能推動射出去的箭後，才做出火箭。
但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馬林納等來找馮·卡門時，火箭不過是一種科學幻想，科學界根本沒有將之當成一回事。不過，有關火箭的文獻卻在日益增加。
1937年春天，又有兩位熱心於火箭的人加入了這支隊伍：阿波羅－米爾頓·史密斯和錢學森，「仿佛命運註定這兩個人對火箭技術要起關鍵作用，從此以後，加州理工學院就成為美國第一所嚴肅研究火箭的大學了。」馮·卡門在傳記中寫道。
一開始，火箭小組沒有研究津貼，小夥子們為籌措經費動足了腦筋，他們到廢料堆裡尋找材料，特殊材料自己掏腰包購買，他們曾找過與天氣預報有關的富商資助，也想過為好萊塢撰寫劇本掙錢，並為爭取優秀火箭論文獎金而努力，不過一切勞而無功。
突然間，天上掉下一塊「餡餅」。1937年6月的一天，氣象學系的一位名叫韋爾德·安諾德的學生堅信火箭有發展前途，要求當火箭小組的攝影師，並願意為此出1000美元的研究經費。幾天後，火箭小組得到了安諾德送來的第一筆研究經費。
1937年5月29日，錢學森向火箭小組提交了一篇有關火箭燃燒室溫度、發動機推力等問題的論文，這是一篇有長久影響的重要論文，被小組人員稱為「聖經」。同年7月，加州理工學院正式認可了古根海姆航空實驗室的火箭研究項目。
在隨後進行的幾項實驗中，火箭小組將實驗大樓弄得烏煙瘴氣，馮·卡門不得不將他們遷出去，在靠近大樓角落的一塊空地上暫時落腳，不久後又發生兩次嚴重爆炸，從此，火箭小組被冠上「敢死隊」的稱號。
爆炸危及加州理工學院的安全，密立根校長几乎要關閉火箭小組，在馮·卡門的努力下雙方終於達成妥協，允許他們在地下室作理論研究，但實驗必須在校外做。他們在帕沙迪拉西郊找到一塊空地落腳。如今，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就在那附近。
到1938年，火箭小組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績，馬林納和錢學森對火箭發動機的熱力學特性作了理論分析，並發射一些自製小火箭對理論進行驗證。這一年，美國航空學會破天荒地接受了第一篇火箭飛行的論文。
雖然火箭小組的工作引起諸多公司注意，但他們根本沒想到軍方會對火箭感興趣。然而，1938年5月，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安諾德竟到他們的實驗室來了一次，並於當年秋天邀請馮·卡門和馬森納去華盛頓開會。之後，火箭研究局面大為改觀。
那一年，世界大戰的危險日益增長，安諾德深知科學對戰爭的巨大作用，組織了一個掛在美國科學院名下、協助陸軍航空軍的工作委員會，馮·卡門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在這次華盛頓會議中，他得到一個研究課題：運用火箭助推起飛，讓重型轟炸機在小型飛機場起飛。
「山姆大叔終於拿出錢來幫助孩子們搞火箭了。」馮·卡門說。
第一年合同金額是1000美元，1939年7月籤了第二個合同，金額1萬美元。2個月後，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隨即爆發，整個火箭計劃也出現了新氣象。
赴德國調研
有了經費，火箭小組於1939年制定了古根海姆實驗室1號工程，這是美國陸軍航空兵第一個火箭計劃。
對錢學森來說，1939年也是激動人心的一年，6月，他獲得博士學位；秋天，他成為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航空學科學家，繼續與馮·卡門合作空氣動力學研究，他和馬林納的合作則發現了固體燃料問題的解決辦法。
這一年的9月，錢學森的論文Two-Dimensional Subsonic Flow of Compressible Fluids發表在《航空科學期刊》上，這是一篇註定要成為經典的論文，它代表了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最重要的科學工作。這篇論文引出了著名的「卡門—錢壓力修正公式」，在今後幾十年的時間裡，世界各地的工程師們藉助於這個公式設計高速飛機。
1940年，火箭小組在火箭燃料問題上取得重要成就。這時，歐洲戰場愈演愈烈，德國對荷蘭和法國等不設防城市實施狂轟濫炸。美國開始首次全國徵兵，5月，羅斯福總統號召每年生產5萬架飛機。政府開始大規模召集科學家。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軍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在夏威夷等地的機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馮·卡門深信錢學森的價值，安排他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安全執照，從事保密軍事研究項目。
1943年夏的一天，美國陸軍軍械署請馮·卡門鑑別3張空中拍攝的機密照片。這是一件令人驚奇的事：儘管以前從來沒見過這麼大型的設施，但馮·卡門認為，這是3張德國飛彈發射裝置的照片，是德國新式大型飛彈的明顯證據，因此催促軍械署趕快對它進行仔細研究。
馮·卡門料事如神。這枚取名為復仇二號（V-2）的德國火箭是在首席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的領導下，於1942年成功地從德國本土射到波羅的海，成為全世界第一枚可襲擊遠程目標的彈道飛彈。二戰期間，德國向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發射了3000多枚V-2飛彈。
這時，美國陸軍航空兵駐加州理工學院聯絡官喬英特上校，請馬林納和錢學森寫一份遠程飛彈潛在能力的研究報告。1943年11月20日，馮·卡門在這份報告中附了一份備忘錄，強調立即動手制定遠程飛彈發展計劃的重要意義。「我堅信，我們的建議是美國飛彈計劃的第一份正式記錄，也是正式使用噴氣推進實驗室名稱的第一份文件。」馮·卡門說。
1944年6月，德國V-2火箭襲擊倫敦，那年夏天到冬天，錢學森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負責飛彈研製工作，12月，美國第一枚軍事飛彈「士兵A」試射成功。錢學森還對探空火箭「女兵下士」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1949年2月，「女兵下士」從改裝的V-2火箭頂部發射，最大飛行高度達358公裡，從而成為美國第一枚進入外層空間的火箭。1953年，「下士」飛彈最後定型，成為美國武裝部隊用於實戰的遠距離戰術火箭武器。
二戰結束前夕，安諾德將軍將馮·卡門請到五角大樓，請他選擇一批科學家，共同制定20年、30年以及50年的航空研究發展規劃。錢學森是他推薦的專家之一。
「錢是加州理工學院的火箭小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美國的火箭研製作出過重大貢獻，36歲時已經是一位公認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動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技術的發展。有鑑於此，我舉薦他為空軍科學顧問團成員。」馮·卡門寫道。
1945年3月，大戰臨近尾聲，安諾德將軍希望馮·卡門帶隊，「到德國去找出能反映德國科研發展實際水平的第一手資料」，並給他一個少將虛銜。5月，「少將」馮·卡門帶著「上校」錢學森、瓦爾登夫、夏伊勒和德萊頓，飛向歐洲。
在德國，他們稽查了希特勒的秘密技術，考查了著名的柯切爾和奧茨託風洞，並審查了德國火箭科學家馮·布勞恩、魯道夫·霍爾曼和路德維希·普朗特爾等人。馮·卡門後來回憶道：「我突然意識到這次會面多麼奇特，一個是我的高徒，他後來返回中國，把自己的命運和紅色中國連接在一起；另一個是我的導師，他曾為納粹德國賣力工作。境遇多麼不可思議，竟將三代空氣動力學家分隔開來，天各一方。」
事實上，大戰後，美國和蘇聯極力奪取V-2飛彈，以發展各自的火箭力量，美國陸軍把掠奪來的德制V-2火箭，在俘獲過來的馮·布勞恩的指導下，進行了多次組裝試射，之後使用美制零件進行改良設計；前蘇聯也把掠奪來的德制V-2零件做組裝試射，一年後自裝一枚V-2火箭，取名為R-1火箭。從此，美蘇兩國開啟了冷戰時期的空間大戰。
「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
1947年5月，35歲的錢學森成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不久後，他收到家信，得知母親去世，決定回去看望父親。同年7月，他抵達上海，這也是他12年來首次回國。他在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和清華大學分別作了演講。演講中，他鼓勵工程系的年輕學生成為一名科學家，而不是高薪水的技術人員。
他這樣描述大學的博士學位訓練：「教育機構從容不迫的學術氣氛適合於思考，而這是獲取智慧的唯一途徑。」他預見工程技術在醫學和農業的應用，指出即使像原子彈這樣的致命武器也對二戰勝利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他引用了哈羅德·尤裡教授的話： 「我們希望消除苦工（役）、難堪和懊惱，給人們以愉快、閒暇和美麗。」
同年9月，錢學森和女高音歌唱家蔣英在上海結婚。兩人是青梅竹馬之交，他們的父親是書院同窗、留日同學。蔣英的父親蔣百裡是軍事理論家，她本人曾在歐洲留學10年，學習德國古典歌曲和女高音歌唱。12月，蔣英來到MIT，錢學森送給新婚妻子的禮物是一臺德國製造的黑色大三角鋼琴。
一年後，他們的兒子永剛出生。這時，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改變。1948年，古根海姆基金會決定在加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新建兩個噴氣推進研究中心，兩所大學都邀請錢學森擔任新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學院的新校長李·杜布裡奇親自致函邀請。這段時間，錢學森也密切關注國內戰爭的進展。
1949年夏天，錢學森帶著家人回到加州理工學院，擔任戈達德講座教授，兼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辦公室就是以前馮·卡門的辦公室。在這裡，他的聲譽幾乎與馮·卡門相當。1949年，他寫出第一篇論述核動力火箭的傑出論文。
這時，國際政治形勢急劇變化。195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橫行，政府大肆清理共產黨，部分最優秀科學家的職業由此受到摧殘，錢學森就是其中之一。
在加州理工學院讀書期間，錢學森和馬林納等曾參加一個哲學、音樂和藝術小組的活動。1950年，他卻因此被指控為美國共產黨員，並突然被吊銷了從事機密研究工作的安全執照，他的絕大部分研究工作因此被中斷。
錢學森決定立即啟程回國，但美國移民局卻扣押了他的行李，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在拘留所關押了兩周。這時，女兒永真出生才一個多月。在李·杜布裡奇校長等的大力營救下，他以1.5萬美元被保釋，之後是長達5年的軟禁。據說扣留5年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機密5年後就過時了。
期間，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主任、物理學家羅伯特·歐本海默曾致信杜布裡奇，邀請錢學森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工作，但杜布裡奇還是將錢學森留在了加州。這5年間，錢學森仍然致力於教學和研究，在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兩個領域作出開創性成果。
1955年6月的一天，蔣英巧妙地將錢學森給前輩陳叔通的一封信，夾在給比利時妹妹蔣華的家書中，投進了信箱。「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他在信中寫道，「心急如火，唯恐錯過機會……」
以這封信為依據，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召開的中美大使級會議上，受周恩來總理指示，王炳南大使與美國大使亞歷克西斯·詹森舉行大使級談判。8月15日，錢學森接到美國政府通知：他可以回國了。
臨行前，錢學森帶著家人和自己剛出版的著作《工程控制論》來到馮·卡門家，向恩師道別。馮·卡門迅速翻看了新書後說：「錢，你現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我為你感到驕傲。」並拿出自己晚年的彩色照片，題上「不久再見」，贈別錢學森。
1955年9月17日，在洛杉磯碼頭，錢學森和蔣英帶著兩個孩子登上克裡夫蘭總統號輪船，啟程回國。
回到祖國
經過20多天的旅程，1955年10月8日，輪船抵達香港，在九龍火車站，一位香港記者用英文向錢學森提問。下面是他們之間的一段對話。
錢學森說：「我認為每一位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
「我只會講廣東話和英文。」
「我想普通話在中國很普遍，你是一位中國人，你應該學會講普通話。」
穿過一座小橋，來到深圳的海關小樓，中國科學院派來的代表朱兆祥和廣東省政府的代表在這裡迎接他們。
錢學森受到熱烈歡迎，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為他設宴接風，並安排他在廣州參觀訪問。5天後，錢學森一家回到上海，74歲的父親到車站迎接，並專門買了一套中國名畫冊送給他。
離開上海時，在老校友和科學界人士為他舉行的宴會上，錢學森講了出國留學時導師王士倬對他的告誡：「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位導師對我的教導，我在這裡重複一遍，作為我們的共勉吧！他說：『一個有責任感的科學家，必須對社會作出更加實際的貢獻；一個出色的科學家，必然是改變社會現實的有力因素。』……」
黨和國家領導人給錢學森以格外的重視和厚愛。10月28日，錢學森一家從上海抵達北京，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和科學家華羅庚、周培源、錢偉長、趙忠堯等20多人到北京火車站迎接。次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副院長張勁夫、吳有訓作陪。席間，吳有訓向錢學森正式交待了由他牽頭組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的決定。幾天後，主管科學工作的陳毅副總理接見了他。
在正式開始工作以前，中國科學院領導建議錢學森到東北考察，那裡有許多新興工業，又有中科院的研究機構。東北之行仍由朱兆祥陪同，應該說這只是一個安排，卻對錢學森和中國的飛彈和航天事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好極了，我就要你這句話!」
1955年11月12日，錢學森一行到達哈爾濱，他提出希望能見到在哈爾濱的兩位老朋友，一位是莊逢甘，一位是羅時鈞，他們曾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如今都在軍事工程學院工作。
但當時並未安排參觀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因為這是保密單位。朱兆祥只好在第二天早上出發前將此事報告中共黑龍江省委，晚上回來，省委打來電話，同意他們訪問。
然而，更出乎錢學森意料的是，第二天早晨，當他們來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時，出來歡迎的竟是院長陳賡大將，而他是在當日清晨乘專機從北京趕來接待錢學森的。
被譽為「名將之鷹」的陳賡，是當年中央軍委分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在抗美援朝、越南抗法戰爭中，他屢建奇功。1952年7月，他從抗美援朝戰場歸來，受命創辦軍事工程學院，歷時一年，這座嶄新的高等軍事學府就矗立在哈爾濱。
陳賡在歡迎詞中說：「我們軍事工程學院打開大門歡迎錢學森先生，對於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麼密要保。那些嚴格的保密規定，無非不讓美國人知道我們的發展水平。」他陪著錢學森參觀了空軍工程系、海軍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
在一個室外小火箭試驗臺前，錢學森停下來，與正在安裝調試的教師討論。這時陳賡插話問：「錢先生，您看我們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飛彈來？」
「我那個時候正憋著一肚子氣呢，中國人怎麼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得很乾脆。」錢學森回憶說。他是這麼回答的：「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陳賡聽了以後十分驚異，繼而變得興奮起來，他握著錢學森的手說：「好極了，我就要你這句話!」
多年以後，錢學森才知道，陳賡是帶著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的指示，於當日清早乘專機從北京到哈爾濱，就此事向錢學森請教的。也許正是因為這句話，錢學森開始了從事我國飛彈和航天技術研究事業的生涯。
回到北京後，錢學森和錢偉長合作，籌建力學所，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力學所成立了，它完全按照錢學森關於技術科學的思想建立。人才培養是建所初期的一個突出問題，為此，他給當時還在美國的郭永懷寫信，促成了郭永懷回國參與力學所工作；後來，力學所與清華大學聯合舉辦力學研究班，他和郭永懷、錢偉長等親自授課。
當時，培養人才是第一要務。錢學森曾在《人民日報》撰文寫道：「我們應該認識到當務之急的問題是教育，而不是進行獨立的研究。」1957年，他和郭永懷與力學所黨委書記楊剛毅等商量辦一個宇航學院，培養一批人。一年後，這項提議直接促成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誕生。
朱兆祥從東北回到北京後不久，陳賡便請他約上錢學森，一同到醫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彭德懷。1955年12月26日，在他們的陪同下，錢學森與彭德懷會面。
「錢先生，我是個軍人，今天找你來，想談談打仗的問題。我們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過來，我們也要有還手之力。」彭德懷直截了當地說，「我想和錢先生探討一下，比方說射程500公裡的短程飛彈，我們是否能用自己的力量造出來，這需要什麼樣的人力、物力和條件？估計需要多少時間？」
錢學森一一回答。談到時間，他說：「美國從軍方開始支持搞飛彈，到搞出第一枚飛彈，用了近10年時間。我想，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5年的時間我看是可以的。」
彭德懷非常高興，要求陳賡安排錢學森給軍隊高級幹部講課。第二年元月，錢學森在總政排演場，為我軍高級將領作了3場火箭飛彈的演講。
原子彈 飛彈
「中國的核武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韓戰最慘烈的時候，遭到重創的美國人不斷放出風聲：要以核打擊摧毀中國的軍事力量。」
在《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一書中，聶力這樣說。
1955年，我國廣西地區發現鈾礦資源，1月15日，地質學家李四光、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和地質部副部長劉傑列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從這一天起，中國開始了研製核武器的徵程。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
在5天後的政協會議上，周恩來總理髮出了「向現代科學技術大進軍」的要求，並指示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國科學院和有關部門，儘快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3月，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周恩來親自掛帥，陳毅、李富春和聶榮臻負責組織領導。
這年春天，錢學森、吳有訓、竺可楨、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制定「十二年規劃」大會。作為火箭技術專家，錢學森與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項《噴氣和火箭技術的建議》，將噴氣技術和火箭飛彈事業納入國家長遠規劃。
當時，持反對意見的人說，你們搞航空工程的人應該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最弱的就是沒有自己的飛機，所以你們應該製造飛機。錢學森在會上說，不對，我們現在還沒有掌握飛機製造材料和發動機等方面的技術，需要從國外買，花錢太多；應該先搞飛彈，因為飛彈不會花那麼多錢，而且，「我們已經掌握了飛彈技術」。
1956年2月，錢學森給國務院寫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自此，我國的飛彈研製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3月14日，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飛彈航空科學研究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周恩來委託聶榮臻領導航委工作。聶榮臻很快提出建飛彈研究機構的方案，並得到中央軍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錢學森回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車道溝兵器招待所，聶榮臻宣布：開展飛彈研究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勵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國火箭事業的『開國元勳』，現在人手雖然少，但只要大家團結一心，艱苦奮鬥，中國的火箭、飛彈事業一定會有美好的前景。」
4個月後，1957年2月18日，周恩來總理籤署國務院令，任命錢學森為五院院長，那一年他46歲。周恩來曾囑咐聶榮臻：「好好對待錢學森，科學家是我們國家的精華，他是科學家的一個代表。」
聶榮臻將五院的工作方針定為：「以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成果。」聶力在書中說：「實事求是地講，建國之初，蘇聯曾給予中國較大的幫助。」早在1955年4月，中蘇達成蘇聯幫助中國建造一座700千瓦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和一臺1.2米直徑回旋加速器的協議；1957年初，蘇聯同意從中國留蘇學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學飛彈新技術專業。
1957年9月7日，由聶榮臻任團長，宋任窮、陳賡任副團長，錢學森、李強等為團員的「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乘專機從北京南苑機場飛赴蘇聯。
飛機上，聶榮臻和錢學森討論蘇聯P-2飛彈。錢學森判斷說，蘇聯的這種飛彈是從德國的V-2火箭演化而來的。
下面是他們之間的一段對話：
「造它，你有把握嗎？」聶榮臻問。
「就看這次去蘇聯的結果了，只要他們肯提供有關的設備和火箭樣品，保證能行。」錢學森說。
「你覺得有什麼困難嗎？」
「不是說，困難就像老鼠，聽見腳步聲就嚇跑了嗎……」
10月15日，中蘇代表團在蘇聯國防部大樓舉行籤字儀式，籤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這是兩國歷史上有名的《國防新技術協定》，也稱為《10月15日協定》。
這時，蘇聯和美國都已爆炸了氫彈，並成功研製了洲際飛彈。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研製飛彈、原子彈的大幕徐徐拉開了。
「兩彈結合」
錢學森身兼五院院長和中科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異常繁忙。這時，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來到了他身邊。
1939年，郭永懷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生，赴加拿大留學，並於1941年來到加州理工學院，師從馮·卡門，與錢學森相識、相知，兩人曾合作，最早在跨聲速流動問題中引入上下臨界馬赫數的概念。1946年，錢學森推薦郭永懷到康奈爾大學，擔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學院副教授。在錢學森的鼓勵下，1956年10月，郭永懷帶著妻子和女兒回到祖國，出任力學所副所長。
錢學森與郭永懷最相知，1957年，當有關方面詢問誰最適合擔任我國核武器爆炸力學工作的人選時，錢學森推薦了郭永懷。
郭永懷為我國原子彈和氫彈事業貢獻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1999年被追認為「兩彈一星元勳」。
1960年7月，正當我國仿製P-2飛彈進行到最後階段時，赫魯雪夫下令撤走全部蘇聯專家，飛彈研製遇到困難。毛澤東果斷決定：自力更生，發展我國尖端技術。聶榮臻指示五院：「一定要爭口氣，依靠我們自己的專家，自力更生，立足國內，仿製 P-2飛彈決不能動搖，無論如何一定要搞出來。」
我國將仿製的P-2飛彈稱為「東風一號」，射程達590公裡。1960年11月5日上午9時，「東風一號」在酒泉發射基地試射成功。聶榮臻在慶祝會上說，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製造的第一枚飛彈，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大約一年半後，五院自行設計的中近程飛彈「東風二號」進行首次試射，失敗了。聶榮臻指示：失敗了重在總結經驗教訓，不要追究責任，提出「五院在技術上應由錢學森當家」。經過多次大型地面和發動機試驗，1964年6月29日，「東風二號」全程試射圓滿成功。
3個月後，1964年10月15日，新疆羅布泊上空升起蘑菇雲，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16日深夜22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報》隨即在北京各地散發了套紅大字的《人民日報號外》。
美籍華人記者趙浩生曾寫道：「在海外中國人的眼中，那蘑菇狀煙雲是怒放的中國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報紙、廣播傳出的新聞，是用彩筆寫在萬裡雲天的萬金家書。」
在「東風二號」的研製過程中，聶榮臻提出要把它與核武器結合起來。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們裝備部隊的核武器，應該以飛彈為運載工具作為發展方向，飛機很難在現代條件下作為運載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時，「兩彈結合」仍是一個夢想。
因為裝到飛彈上的核彈頭，比起核航彈來，體積和重量都要大大縮小，要求也更加複雜和苛刻，研製難度很大。聶榮臻提議錢學森和錢三強共同主持這項工作。僅用一年多的時間，中國的科學家們就解決了飛彈和核彈頭結合的問題。下一步就是試驗。
這是一項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的試驗。當初，美國、蘇聯搞類似試驗，都是把彈頭打到國土以外荒無人煙的海島上，但中國只能打在自己的國土上，稍有差錯，就相當於在自己的頭上扔下一顆原子彈，將傷及祖國和人民。頂著這樣的壓力，錢學森在基地上連續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時整，在酒泉飛彈發射基地，核飛彈噴射出橙黃色火焰，在巨大的轟鳴聲中拔地而起，劃破雲霄，衝向藍天，9分14秒時，精確擊中目標。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紐約時報》的文章寫道：「一位20年前在美國接受教育、培養、鼓勵並成為科學名流的人，負責了這次試驗，這是對冷戰歷史的嘲諷。1950～1955年的5年間，美國政府成為這位科學家的迫害者，將他視為異己的共產黨分子予以拘捕，並試圖改變他的思想，違背他的意願滯留他，最後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國。」
外電評論，羅布泊的巨響震動了全世界，中國閃電般的進步像神話一樣不可思議。
這一年，我國組建了戰略飛彈部隊——第二炮兵。
天空中的中國星
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后3個月，美國也發射了自己的第一顆人造衛星。
受到巨大鼓舞，錢學森、趙九章、陸元九等人積極倡導中國也造人造地球衛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也要搞一點人造衛星。」
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國科學院581工作小組」，以錢學森為組長，趙九章和衛一清為副組長，協調和計劃研製人造地球衛星的工作。所謂「581」，表示研製衛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頭號任務。
8月20日，聶榮臻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衛星的事：「大型衛星上天是洲際飛彈成功的公開標誌，是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集中表現，是科學技術研究工作向高層空間發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於受之後3年經濟困難的影響等，衛星的研製被擱置了。1964年底，「兩彈結合」試爆成功後，沉默許久的衛星又被提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向周恩來遞交一份建議書，談到應儘快規劃中國人造衛星的事。差不多與此同時，錢學森也寫了一份報告，建議我國應重新上馬人造衛星的研製。5月，中央專委批准了國防部的報告，將衛星研製列入國家計劃。因為提出搞人造衛星建議的時間是1965年1月，於是，該項任務的代號被確定為「651」。
這時，錢學森提出不要專為發射人造衛星研製運載火箭，而是將飛彈和探空火箭結合起來，組成衛星的運載火箭。1965年，「長徵-1號」和「東風-4號」火箭同步開始研究。
這一年9月，中科院組建衛星研究設計院，趙九章任院長，中國的第一顆人造衛星定名為「東方紅一號」。然而，「文革」給剛起步的衛星研製造成災難性影響。
1968年2月，在聶榮臻的支持下，根據錢學森的建議，中央軍委責成國防科委組建成立了空間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衛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風暴中堅持。但也就是在這時，作為中國人造衛星的倡導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趙九章，含冤去世。錢學森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錢學森、李福澤、楊國宇等在酒泉發射基地，成功利用「長徵-1 號」發射了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當衛星在太空中播放「東方紅」樂曲時，不僅中國而且世界也聽到了歌聲。三天後出版的《費城問訊報》寫道：「這是一項偉大的工程……錢（學森）做了這項工作。」
新中國迎來了航天時代的黎明。
「這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
「兩彈一星」為我國的載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的航天隊伍也逐漸磨鍊成熟。中華民族的飛天夢想，終於一步步變成現實。
20世紀70年代初，錢學森向國家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掛帥。他自己則到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任副主任；70歲後，他辭去了國防科研一線的領導職務。
自從1970年第一顆衛星上天以來，長徵系列火箭成功發射數了十顆衛星，並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發射了亞星、澳星、銥星等，在國際航天領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時，中國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年底的一天，「航天英雄」楊利偉來到錢學森家，看望這位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兩代航天人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20世紀80年代，雖然離開了國防科研一線的領導崗位，錢學森的思想仍然馳騁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極大興趣，他開始研究系統工程和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科學技術體系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等。
「我昨天翻看了一下當年的日記本。15年前，我到您辦公室談科技工作，還有您的幾句話記在本子上，您說，社會是一個大系統工程，不僅要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還要有政治文明。另外，您還講應該有個地理系統。」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看望錢學森，談到這段往事。
這時，94歲的錢學森向總理提出一個建議：「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後來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科學創新思維。現在，我要宣傳這個觀點。」
「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錢學森說。
「我們的教育還有些缺陷。」總理坦率承認，「全面培養人才，這個意見我將帶回去和有關部門研究。」
有人將錢學森稱為我國「飛彈之父」或「航天之父」，但他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飛彈、航天事業是一項大規模系統工程，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成千上萬人參加，所以，這樣的大科學工程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不是哪一個或兩個人能完成的。
1991年，國家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親自向他表示祝賀。
他將榮譽歸於黨和集體，他感謝妻子蔣英作出的巨大犧牲和在人生道路上對他的幫助。這一年，80歲的他給自己定了幾大原則：不題詞、不為他人寫序、不參加鑑定會、不寫回憶錄、不出席應景活動、不接受媒體採訪等。
「為國珍重」
「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祖國，我不打算再回美國，我已經被美國政府刻意延誤了我回祖國的時間。」1955年9月，錢學森在乘船離開美國時曾對採訪的記者說，「今後，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
加州理工學院沒有忘記這位傑出校友。1979年，學校授予他最高榮譽——「傑出校友獎」。這是一項殊榮，學校規定，凡本人不親自到場，就不給頒發證書，因此，錢學森的證書和獎章一直存放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展覽室裡。
22年後的2001年，在錢學森90大壽前夕，時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戴維·巴爾的摩打破慣例，委派該校教授弗朗克·馬勃專程到中國，在病塌前將證書和獎章授予他。
馬勃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時代的同事和摯友。1955年，錢學森在非常情況下回到祖國，許多珍貴的手稿散落在辦公室和實驗室的各個角落，馬勃將它們一一收集起來。1993年，錢學森的學生、中科院力學所鄭哲敏院士從美國帶回80磅重的手稿。1996年，馬勃又將一批手稿親自送回中國。馬勃說：「能如此完整地收集一位傑出科學家長達20年連續不斷的科研工作手稿，十分難得。」
錢學森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還在繼續。2008年1月出版的美國《航空和空間技術周刊》，將錢學森評為2007年度人物。該期刊在長篇評述中指出，2007年初，中國發射一枚地對空飛彈，迎面擊毀一個過期的氣象衛星；10月，中國成功發射首顆探月衛星；中國因此步入國際太空力量的頂尖俱樂部，世界格局由此改變。
「錢學森當選年度人物並不是因為他領導了這些項目。」文章說，「實際上，他已經96歲高齡，身體狀況不佳，早已不再參與中國的航空項目了，然而，他在中國航空科學與航空工業創建過程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無可替代，奠定了今天這些高級成就的基礎。」
在北京原航天部大院的一幢紅磚樓房裡，錢學森一家在這裡住了近50年。他說：「我仍然住在這老房子裡不願意搬家，原因就是因為這是聶老總親自給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當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聶老總對我的關懷。」
晚年的錢學森從未離開過北京，他怕去外地時當地政府高規格的接待，他怕接待時的大吃大喝。於是，除了待在北京，他哪裡都不去。
1986～1991年期間，錢學森出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第三屆主席，與分管科技工作的溫家寶曾多次商談產業、數學、科學等問題。溫家寶在回信中不僅完全同意這些設想，而且還要求組織專家為他搜集提供材料，並囑咐他「為國珍重」。
今年8月2日，當溫家寶再次探望錢學森，告訴他：「您囑咐的幾件事我們都記住了，一是要把中國的科技搞上去；二是要重視培養人才，尤其是年輕人才和拔尖人才。」
錢學森一直不同意為自己寫傳記。他曾對跟隨他20多年的秘書塗元季說：「我沒有時間考慮過去，我只考慮未來，過去的事過去就算了，我也記不得了，所以我無法向你提供什麼材料。至於我死了，寫不寫傳記，應該由人民來決定。如果人民認為我錢學森為國家做過一些事的話，那就是對我最高的獎勵。」